雍正帝是怎样打掉“军老虎”年羹尧的???

历史学家吴晗说,“1部24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贪污现象“无代无之”。的确,打开中国的史书,不绝于书的就是关于贪腐的记载。

军队贪腐,是历史上腐败的1个方面。相对于其他领域的腐败来说,军队腐败的手法并不复杂。以清代为例,军队中最普遍的腐败形式有几种:

一是吃空额,就是军队中按编制应该有的士兵名额,实际上有一部分有名无人,按名额领取的军饷部分为军官贪污。这种现象在清代非常普遍,不仅在各省,就是在京城驻军中也相当严重。1853年,一位高官就向皇帝汇报说,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21,000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

二是克扣兵饷,即军官在向士兵发放军饷、补贴时,不按规定足额发放,而是以各种名义扣减,贪为己有,有些则作为到上级那里活动的经费。

三是在军队营房建设、采购军用物资时,虚报数字,贪污入己。比如,雍正3年,大将军年羹尧案发(详见下文),四川提督岳钟琪参劾年羹尧在陕西任内奏请在郃阳县设置军营,为建办公场所,拆掉当地的庙宇,将其建筑材料用来盖楼,但财务报销时却按采购新材料上报,“浮开报销侵蚀银两”。

四,军队受贿,保护走私。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屡下严令禁止鸦片,但禁而不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广东水师官兵包庇(甚至参与)鸦片走私,其习以为常,受贿所得变成1种类似收税的固定名目———“土规”。所谓“土”,即烟土,也就是鸦片烟,“土规”就是鸦片走私贩子送给水师官兵(及海关官吏)的陋规。

以上为军队平时活动中的几种常见腐败手法。除此之外,战时军队会有新的腐败方式,比如战时军用物资耗费难以核查,军官常常多报耗费,多领军费归己;战时掠夺的财物,则往往不上报或少报,如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攻入南京后掠夺了大量财物,很多都没有交出,归为己有。

这些腐败手法,尤其是吃空额、扣兵饷,都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沿用的军队腐败方式。至于“土规”,属于鸦片战争前的独特现象,但军队保护走私,也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

上述军队腐败现象并不复杂,也没有什么新意。比较复杂和花样翻新的是军队高官,或说军中“大老虎”的腐败手法及其查处方式。这里不妨以雍正3年(1725)查处的年羹尧案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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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多少次了;对日本人不要都一棍子打死;要区分开来;有的可以多打几棍子嘛

不过,年羹尧落马,主要还不是贪腐惊人。对于专制君王来说,对军队将领的第1要求是忠诚。居功自傲,不够听话、驯服、忠诚,才是雍正处理年羹尧的主要原因。这从92款罪状的位序也可以看出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等罪名都比贪黩、侵蚀的罪重。照清代法律,贪污(当时称“监守自盗仓库钱粮”)40两银子及以上,需问斩;现职官员受贿(当时叫“官吏受赃”),枉法者至80两,不枉法者至120两,要判绞监候。从贪污受贿金额来看,判年羹尧死刑是没有问题的,但雍正说,92条中年羹尧“应服极刑及立斩”的有30多条,而贪污、受贿加起来只有2条。可见,处理年羹尧这只“大老虎”,经济问题虽然也是大问题,但不是主要的。

雍正作为帝王颇有手腕,处理年羹尧,采用了肃清外围,制造舆论,逐步深入,瓮中捉鳖的办法。先是在雍正3年正月、2月,暗示各地与年羹尧有过工作关系的军政要员要切割与年的联系;进入5月后,鼓动文武大臣检举揭发年羹尧;到了7月,内阁等衙门开始上奏请诛“奸恶悖乱之逆臣,以正国法”;9月,年羹尧官邸、住宅被抄;10月至12月,审查定案。

在处理过程中,雍正还娴熟地运用传统帝王心术。比如,表示“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故意降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要求他们“各秉公心,各抒己见,平情酌议,应否作何处分”。官员们揣摩圣意,纷纷上奏年有各种罪行,最终总结出92款大罪。雍正则在官员的奏折中写下朱批:“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并宽宥年羹尧“殊死之罪”,只是“令尔自裁”,年羹尧“虽死亦当感涕也”。总之,不仅打掉了“大老虎”,还在舆论上获得全胜(完)。

年羹尧是康熙39年(1700)进士,48年(1709)2月授内阁学士,同年9月任四川巡抚,后因朝廷对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用兵,年羹尧累有功绩,迅速升官,先后任四川总督、定西将军、川陕总督、抚远将军等职。至雍正2年(1724),集大将军、总督、太保、一等公等显赫头衔、爵位于1身的年羹尧,可谓威风八面、声势煊赫,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不久之后,就成了军中第1号“大老虎”。据雍正3年12月朝廷议政大臣和刑部向雍正皇帝提交的年羹尧罪状,总共有92款大罪,包括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渎罪18条,侵蚀罪15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

这些罪状中,欺罔罪多有官员提拔任用方面的腐败问题。比如将秘书、参谋(当时称幕宾)张泰基父子、赵士河的弟弟赵淇,以及自己的哥哥年法尧等,共18案,冒入军功;在西宁军前效力有功的实际上只有62人,年羹尧上报109人;将退役的王治奇冒入军功,选授安徽广德州州判。此外,贪黩罪中第1条是“题补官员,受谢仪40余万两”,即收钱帮别人升官,明显属于买官卖官,40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按米价折算,将近现在2亿元人民币。

贪黩罪、侵蚀罪多为贪污受贿实例,贪黩罪中明确提及收受的银子有近100万两,还有珠宝、玉器等贵重物品。侵蚀罪状更为惊人,包括冒销四川军需160余万两,又加派银56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7万两;运米4万石至军前,冒销脚价(即运费)40余万两;侵用康熙60年起至雍正3年俸工银14.9万余两……如果这些指控都属实,则贪污的钱有几百万两银子。其贪污手段多样,上述虚报滥支军费,只是其中一部分。

对年羹尧的贪腐指控是否完全属实姑且不论,但年羹尧的贪婪是不争之事实,其家产之巨足够惊人。雍正准备向他开刀前,先调动他的职务,将其从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据说,他被迫离开西安赴任杭州时,知道大祸即将临头,急忙疏散隐匿资财,用载重1,300斤的骡车233辆装满财物,分赴京城、直隶、湖广、江南、四川、宁夏、山西、山东、兰州等地。仅隐匿在西安知府赵世朗家中的,就有皮箱250件、板箱等231件。另外,他在直隶各州县还置有田地近3万亩、房屋1200余间。仅在保定房产中,就藏有银5万余两、金首饰34斤、银首饰286斤,及箱、匣、包等431件。由此可知,年羹尧家产惊人,就贪腐而言,是1只“大老虎”毫无疑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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