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中国战胜了日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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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中国战胜了日本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派今井武夫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飞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

1947年2月,国民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坊”。

这是一座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型碑坊,亦称“中国第一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从7.7卢沟桥事变,到8•15日本投降,一共8年零42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仅仅军人就伤亡3百余万,206位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是在血海中迎来了胜利。“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为了纪念那个来之不易的历史性时刻,有了凯旋门、有了受降纪念坊。

世事难料。中国唯一的一座纪念抗战胜利的凯旋门,唯一的一个纪念受降的标志性建筑却曾遭到损毁,它们和那一度举世闻名的芷江机场一样,在荒芜中被国人集体遗忘和冷落过一个又一个春秋。1978年10月,当日本靖国神社正式放进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时,受降纪念坊和中国凯旋门还在等待着批准修复开放。

一个建筑的经历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德性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烽烟过去69年了。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意识到,无论政见如何,任何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他们的名字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人们不甘心遗忘。许多尘封的历史真相又在慢慢重现。虽然重现得有些缓慢,但是重现的步伐却是遏制不住的坚定。

然而,有的日本人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或者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

日本人的这种论调,在中国人里面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

难道坐落在芷江的凯旋门,就是一座中国人自吹自擂的纪念碑吗?

平心而论,日本在美国面前遭到了军事上的惨败,这是事实,而且还是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应该世代铭感的事实。比如,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 275架,阵亡3500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形势从此逆转。此后,莱特湾之战,日本海军几乎被全歼,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命;莱特岛之战,5.6万日本人丧命;塞班岛一役,日军死了4.1万人;冲绳岛战役,日军在战场上死亡的,至少有10.7万人;在打了6个星期的硫磺岛战役,2万要塞防守日军阵亡,只有216人被生擒……在中国战场找不出这样的战例。就那人们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的平型关大捷,按照通常的说法,这大捷也只是歼灭了1千多敌人。这样说不存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为这不过是事实罢了。

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具备打出像中途岛之战中那般战绩的国力。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5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 8.7万辆坦克,299.6万架飞机和5300百万吨位的船只。自然,不仅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国力,而且日本也不具备这样的国力。战争结束时,日本一半的城市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遭到毁灭……,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那是美军打击的直接结果。

贫弱的中国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也受过绝非无足轻重的美国之惠。且不说美国对中国有别的什么援助,就拿当年为国人熟知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3年,改为第14航空队)来说,它不仅在中国最艰难的岁月里飞越驼峰,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昆明、重庆,而且第14航空队到抗战结束时共击落日军飞机2600架。这对丧失了制空权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自从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可对中国来说,日本却从来就不是只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尊重历史是正确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可以说,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绝大部分被日军占据的国土并没有收复,绝大部分日军也没有遭到包围或者歼灭,而且纯粹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确实是胜多败少。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也无须证明自己在打败日本上发挥了与美国同样重要,或者比美国更重要的作用。

尊重历史不等于妄自菲薄,更不等于说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足轻重。这一点无须旁征博引,1942年罗斯福对儿子伊里奥特说的那段话,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

中国建造了凯旋门并不是中国往自己脸上贴金,日本向中国投了降那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也就是说,中国战胜了日本。

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是世界史上弱国摆脱强国欺凌压迫的成功范例。企图蛇吞象的日本失败了。不过,中国最大的胜利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战略上的胜利;不是物质层面的胜利,而是精神层面的胜利。日本失败的历史,成了如果战略失当,强国也会挨打这一教训的经典注脚。虽然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像盟军在欧洲北非那样的战绩,但是中国军民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忠勇精神,并不比其它国家逊色。中国的胜利,就是这种忠勇精神的胜利。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白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

日本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之一。从 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可谓是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 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是飞机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7.7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五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7.7事变前,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 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7.7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 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这一组组数字是枯燥的。但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人们才会明白,中国军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战斗;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人们才能理解,什么叫血肉长城。

也正因为这样,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二个月就足够了”。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年 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4年多。这是几十个“一二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

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

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

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

可苏联被希特勒长驱直入,英国不得不在敦克尔刻大撤退。1940年的法国也算是一个大国,可它却在6周之内就被德国征服了。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昔日被称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元帅在为法国掘墓撒土时,中国的精神堡垒蒋中正,依然屹立在陪都山城。

此时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国,是一个英勇顽强的国度。

可是,时光再往后移,同样是这个中国,同样是这个中国的政府,却在9•18事变后一再被指责卖国投降。9•18事变后,要求“绝交宣战”的呼声响彻云霄。主战情绪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请愿学生挨了顿打。

确实,中国从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算起,屈辱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中国政府是一忍再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在1935年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要求:“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是在骂声中停战、妥协、退让、交涉。

中国的和平努力,在血气方刚者看是软弱投降。如果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势都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中国7.7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关系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难道就是卖国贼了?爱国离不开理性。蒋介石在 193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就说:“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有勇也需有智。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内忧重重,以及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 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客观地看待实力对比,不是胆怯,不是软弱,而是冷静、明智。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敌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形势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1934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的一项任务“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 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日记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就是说,蒋介石想“以剿匪为掩护”建设西南作为抗战基地。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追击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云、贵、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庆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一切对后来的中国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在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那就意味着中国孤立、仓促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时间。当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

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我们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还能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只有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是弱国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才能够客观地看待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有时,委曲忍痛不是贬义的软弱,更不是投降主义,而是冷静、理性和明智,是弱国的生存智慧。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对化地用到国际问题上,那是对国家前途不负责任。强硬需要时机,需要条件,需要资本。卧薪尝胆不等于卖国主义、投降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委屈忍痛没有底线,没有时限。诚如庐山谈话所言:“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

血淋淋的八年抗战,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中国奉行的弱国战略的智慧。当然,有的是别有用心,有的仅仅是卤莽气盛。正因为这样,张自忠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忍辱负重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却招来骂名,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称他“张逆自忠”。对于招来的非议,张自忠将军说过,“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他最后用战死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赤胆忠心。而那些骂过张自忠将军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曾英勇抗战过,甚至不惜以身殉国。

虽然战场上消灭的敌人有多少之别,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盟国一起打败了法西斯国家,而不能孤立地割裂开来,说只是某个国家打败了另一个国家。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它能说只向美国认输,而不是向中国投降,跟中国要继续打下去吗?如果不能这样,日本吞并中国的图谋就是彻底落空了,而中国持久消耗战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这就是成功,就是胜利。八年战争,日本以笑开始,以哭结束。矗立在湖南芷江的凯旋门、受降纪念坊,中国建之无愧,当之无愧。

我们不仅要记住日本侵华的罪孽,而且更要记住先辈卫国的壮烈和智慧。

我们更需要知道感恩。感恩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感恩美国!<div>

日本首相8.15参拜靖国神社谁“最勤快”?

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纪念日。在这一天,靖国神社牵动了各方的神经。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也成了检验日本政客政治品德的试金石。

首相安倍晋三、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此前表示不会在“8.15”当天参拜靖国神社。不过安倍也明确表示,将不会干涉内阁大臣的参拜行为。据报道,已有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兼“绑架问题”担当大臣古屋圭司、行政改革担当大臣稻田朋美、总务大臣新藤义孝考虑在当天参拜。

最近20年来,唯一一个在任内于“8.15”当天参拜靖国神社的就是小泉纯一郎。安倍是否会“萧规曹随”,至少今年的答案正在逐渐明晰。不过在二次上台前,情况可并不是这样。从2007年至2012年的六年间,安倍每年“8.15”都会参拜靖国神社,是20年来日本历任首相中“最勤快”和最积极的一个,超过了我们曾经认为对华最为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再加上安倍家庭出了岸信介、佐藤荣作这样的人物,想要安倍真正摆脱错误史观是不现实的。

不过,要让安倍清楚参拜靖国神社的后果和代价也并非没有办法。很显然,随着中国实力增强,能够撬动日本的杠杆也越来越多。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允许安倍按照过于自我的方式行事。“安倍经济学”刚刚在7月遭到了统计数据的严重“羞辱”,第二季度GDP按年率下降6.8%,是2011年地震后的最大季度跌幅,完全抹杀了第一季度的亮丽表现。日本经济正面临着大的难题。

如果再不与中韩缓和与改善政治关系,促进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安倍在国内所做的一切都会被视为“无用功”。他在国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并将遭遇执政的重大瓶颈。安倍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来缓和冰冷的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但他的内心很可能对此极度抵触,于是他想通过奉上“玉串料”(即祭祀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另外,他不干涉内阁大臣的参拜行为也隐晦说明了他自身的立场。

这种不上档次的小伎俩也只能给他带来少许虚幻的精神安慰。事实上,自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以来,这里便成了日本各色政治人物“露脸”和“出彩”的好地方。随着,日本经济陷入衰退,靖国神社更是沦为狭隘民族主义膨胀的“精神家园”以及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聚集地。

日本社会正受着来自靖国神社这剂慢性毒针之害。每当“8.15”和春秋两祭,整个日本都不得安宁,就连日本天皇都深知靖国神社背后的政治意味。靖国神社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天皇的祭拜。而自1975年后,天皇再未踏进靖国神社一步。由此可见,那些政客所谓的参拜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不久前,日本前自民党干事长和日本遗族会会长古贺诚曾表示,解决目前困境的办法就是分开祭祀,这并不困难,安倍应该可以做到,这也是救国之道。其实,这个提议并不新鲜,在日本也讨论过多次。不过,靖国神社方面12日则完全否决这种可能性,重申不可能分祀在东京审判中被判为“甲级战犯”的前首相东条英机等14人,并还在“敬候天皇光临”。

由于保守势力十分强大,这种僵局在日本一时难以打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日本方面不拿出魄力解决这个问题,靖国神社一定会成为日本最大的负资产存留世上。

稻盛和夫:中日战争,日本应该向中国谢罪

[导语] 69年前的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终战诏书》中,却并未出现“投降”字眼。直到今天,日本对“8·15”的称呼仍未统一。在讨论会中,它常以“战败日”出现,而政府和媒体则通称这一天为“终战日”。

今年8月,“战争与和平”照例成为日本的热门话题。由多名日本学者组成的“村山谈话继承发展会”日前表示,《终战诏书》称与美国、英国交战“四年”,完全没有触及中日战争以及日本在亚洲的殖民侵略历史。就在同一周,靖国神社拒绝了分祀甲级战犯的提案,仍把二战定性为“旨在自存自卫”,并且表示欢迎首相、阁僚,甚至天皇前来参拜。可以说,战争结束了,重建和平的命题却一直在延续。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曾就中日战争,明确表示“日本应该向中国谢罪,尤其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事件”。具体内容可参考稻盛和夫经典著作《活法》(珍藏版)。

《活法》(珍藏版),稻盛和夫,东方出版社

稻盛和夫:日本应该向中国谢罪

以前,日本和中国在从军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发生争论。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及日本是否应该向中国谢罪。我认为应该谢罪,但我话音刚落,在座的大学教师们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谢罪是不可思议的,是绝不可行的,谢罪将有失国家权威,在国际法上也将蒙受不利。

个人感情与一国的政治应该另当别论,这一点我也能理解。然而,日本侵略了他国,践踏了别国的领土,这既然是历史事实,就应该道歉谢罪。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向受伤害的对方道歉谢罪——这是作为人应有的、普遍的正义感,应该超越所谓的常识和道理。这是一个在谈论国家利益和体面之前的问题,是必须遵循的理所当然的规范。虽然单纯至极,却是绝不可动摇的原理原则。所以,即使谢罪会有利益损失,事情该怎么办,就应该怎么办。

只有这种真挚的、诚实的态度才能为对方接受。反过来说,日本的道歉谢罪之所以不被中国、韩国谅解,是因为日本并不真诚,在谢罪中夹杂私心,混杂商人做交易的心态。这样一来,就把本来很单纯的问题复杂化,而且引发新的争论。在我看来,这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典型事例。

像这样,对于国际的纷争或经济摩擦,只要返回原点重新思考,就能看清解决问题的线索。而且问题越复杂,越要依据上述单纯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判断和处理。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不为狭隘的心理所束缚,洞察真理,一举抓住事物的本质。

拿国家间的经济摩擦来说,发生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在于“国界”的存在。各国有各自独有的政策,有各自的货币,因此产生贸易顺差、贸易逆差,引发经济摩擦。

经济全球化进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人员和商品都可以跨越国界自由流动,这时国境的划分,各国独立的政策和货币都成为障碍,造成贫富差距和经济冲突。既然如此,消除国界,把世界作为一个国家,使政策一元化,统一货币,问题不都可以迎刃而解吗?

基于如此单纯的原理和设想,以前我就提出过“世界联邦政府构想”的方案。其内容是:全世界的国家、民族都废除国界,组成一个共同体,在和平与协调中共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设立国际机构,以世界无国界化为目的,实行各种必要的政策。

与经济无国界化相并行,政治也要实现无国界。说起来这一设想或许过于大胆,而且要真正实现需要解决许许多多的课题,但我认为这决不是纯粹的理想论,也不是什么空中楼阁。

为什么?因为在各先进国家之间,在推行经济政策时已不得不进行政策协调,事实上,国家主权正逐步受到限制。同时EU(欧洲联盟)的诞生,已成为世界联邦政府的雏形。欧洲成为一个共同体,原来各自为政的政治经济政策走向统合,统一货币欧元应运而生就是一个象征。既然如此,这种趋势向全世界扩展,绝非不可能。

有人质疑说,如果消除国家的概念,那么各个国家原有的历史和文化不也要消亡吗?然而,人类走过的历程远远长于国家的历史,今后人类还将生生不息,长久绵延下去。换句话说,首先有人,而后才有国家,而不可能是相反的。所以,国界消失,文化和历史决不会随之消亡。

有人批判这是理想主义者的梦呓。但我认为,这种理想主义者,以及从世界“应有的理想状态”出发的理念和行动,是考虑人类未来时非常必要的。</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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