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法官帕尔,真正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

由于对国际法的理解不同和各国法律体系的影响,加上对战争的感受程度不同,各国在对日政策上存在着差异,因而在对待审理及判决方面也就存在着尖锐的反对意见。其提出者主要是法庭少数派法官:印度的帕尔、法国的贝尔纳尔及荷兰的洛林,其中以印度法官帕尔的反对意见最具代表性。在他那1235页的反对意见书中,帕尔对法庭大部分判决提出了异议,其范围涉及到从程序问题及证据的运用到军事法庭的组建和权限,之外还包括取证等实质性问题。这些异议使得他“守旧固执”(国民政府所派法官梅汝螯),顽固地认为国家行为不应追究个人的责任,主张全体被告无罪,全力为日本否认其侵略战争,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完全站到了正义的对立面。

首先,帕尔坚持认为军事法庭一经建立就受到了东京宪章的极大干预(东京法庭宪章是参照纽伦堡法庭的宪章版本而写出的,是东京审判的重要文献之一,是法庭必须遵循的规则,对法庭是决定性的和必须遵守的。它对法庭的组织、任务、职权和审判程序及管辖权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已成为国际上审理国际犯罪的重要国际法参考文献。)

宪章第二章规定,军事法庭的法官成员应从日本投降书签字国(不包括日本和中立国)、印度及菲律宾联邦中选出。就这一点而言,帕尔认为设立军事法庭的明确意图就是仅仅为了指控并审判日本人,因而这样的法官任命方式是极不公平的。他基本上反对由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审判并做出裁

决,因为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是战胜者所给予不了的,那就是“公正”。对此,人们不免就要问了,作为一个侵略他国并给其造成极大破坏和损失的帝国主义国家,它还有什么资格派上自己的人员充当战争法庭法官审判其自身的战犯?当它的军队残酷地掠夺他国的财富、残忍地屠杀他国的人民时,它是否想到公正与正义?作为一名高级法官,帕尔是应该明白这些的"然而他却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提出什么“公正”,不知他居心何在?

帕尔认为法官团的不公平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对罪责的审查作了预先安排,进而也就意味着对战犯的定罪也作了安排对此,可以说帕尔纯粹在无理取闹,因为东京法庭审判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基本上采用了英美法系的程序,特别重视并拘泥于技术性的证据。为表明审判的公正性,东京法庭给予了被告充分的辩护机会,甚至从美国派来了辩护律师为被告辩护。日方的被告辩护人多达60人,组成了庞大的辩护团。就此,基于英美的技术性采证规则,法庭对罪责的审查及对战犯的定罪也就根本谈不上是否已作了预先安排,因为每一个审判过程都基本上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审判过程中,帕尔认为法官团没有对最有力的证据加以支持,而只是乐于接受那些不能加以确证的第二、第三手证据或证词。根据东京宪章第

13章规定,军事法庭可以不受出示证据的规则的束缚,并能采用任何它认为有价值的证据。帕尔担心这种对证据的采用方式会使法庭接受许多可疑而又不能确定的证据,并使法官常常受到能干预审判的激情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南京安全区两位名叫徐川英和约翰.麦吉的见证人在法庭上对南京杀戮所作的真实而恐怖的描述。帕尔在做了他所谓的“重新查寻”后,评论说:“我能确定我们是在对激动的或有偏见的目击者所作的证词进行总结。那两位证人都是在最肤浅的观察基础上给出证词的,因而法庭应为它们的可信度做出更仔细的审查。在一个预先安排好了的、要求相信最为糟糕情况的条件下,也许那些由于见到恐怖场面而激动的人们所创造的所有不相关的谣言和精明的猜测就显得隐蔽起来。”在帕尔的眼里,日军所制造的暴行或是根本不存在的,或是难免而有情可原的,他根本就想象不到日军暴行的残忍度。多少生命因之而失去,多少财产因之而毁灭,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的?要是帕尔先生也经历了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日军暴行场面的话,我想他就不会再对此提出异议了,如果他还有一点良心的话。

再次,帕尔认为东京审判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东京宪章只是通过引用1928年的《非战公约》而写出的,而《非战公约》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因而东京宪章也是如此的,它只是战胜者为惩罚战败者而设计出来的一张遮羞布而已。如此而言,在帕尔先生的眼里也许不存在什么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或机构了。孰不知,《非战公约》和东京宪章都是在国际上经过协商而产生的法律文件,是许多国家公认的,是完全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1946年1月19日根据《莫斯科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经盟国授权,由驻日盟军最高统师麦克阿瑟宣告设立的。可见,它也是完全具备法律效力的。帕尔无视这些现实依据,这是否又与他的高级法官头衔相符呢?另外,《非战公约》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自卫除外),据此,该公约将侵略战争定为非法。而帕尔则坚持声称:“日本并没有为追求侵略而发动了战争,也没有将发动侵略性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相反,它只是进行了一场自卫战争。因为在此之前,西方列强已连续几十年向日本施加压力,以至于日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反击。”此外,他还坚持说:“包括政府或代理人政府的所有个人在国际法中都不能为已经宣布的战争行为负责。”帕尔作出这样的断言和结论,不知他对自卫战争和承担战争罪责作何理解,他将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当作一场自卫战争的这一理解足以表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一无所知,也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最终动机作了反面的理解,而这也足以使得他站到了正义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帕尔还坚持认为中日战争只是两国内部事务,美英不该干涉,并认为美英的干涉已是对中立法和国联法律要求非交战国所

承担的基本义务的挑衅,因而双方都有权当合法利益受到威胁时进行防。关于中日战争的定性,世人早已知晓。帕尔持此观点,可见他完全是在为日本所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辩护,其心可鉴!

最后,东京法庭指控书宣称日本于1929-194年所发动的所有侵略行径都与一个巨大的阴谋联在一起,即为最终统治整个远东而战。对此,帕尔却完全否认。他在争论国际法并没有将阴谋发动战争确定为非法的同时,坚持说:“在那些已在法庭上陈述过的证词中找不到任何有关阴谋的证据,指控

企图追求和描述的所谓的阴谋只是在司法程序上得出的最令人感到好奇而又不能让人相信的事情之一。一系列至少跨越了十四年之久、分散而毫无联系的事情被汇集一起,构成了一个大杂烩。而在这个混合体之外,指控却要求军事法庭在所有合理的怀疑之外审查出一个大阴谋。”因此,他认为用来证实阴谋的证据只是间接的,对于日本的战争行为是否与一个极大的阴谋有关,国内外许多史学家早以研究过了,而且从已知的像《田中奏折》大本营陆军部文件等有关资料中也可明确的得出结论。帕尔对此加以否定,则完全可以看出他的立场何在了!

总之,通读帕尔的所有反对言辞,人人都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帕尔企图想尽一切办法来为日本战犯逃避任何有关杀戮的指控。而且他为了这样

做,甚至不顾自己的推理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即帕尔在坚持日本战犯不能为其士兵的行为承担罪责的同时,又暗示美国领导人早就应为美国大兵所制造的暴行受到指控;在拒绝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进行了战争犯罪的同时,帕尔又表示盟国因入侵亚洲而犯了战争罪在寻求因诉诸武力而将西方推上审判台的同时,帕尔又拒绝承认日本在亚洲的行动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甚至拒绝表示日本应放弃其自身的帝国主义。由此可见,帕尔的动机及其推

理中所存在的矛盾之外是多么值得人们警惕的了。

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法官,帕尔提出其反对意见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缘由及背景的。帕尔的反对意见在印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公众的舆论和法律界都站到了帕尔一边。这正如当时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员坦白所述的那样:“毫无疑问,帕尔先生的观点代表着很大一部分印度人,许多印度报刊都支持他的裁决。这一切都源自在当时的印度,反帝怒潮不是针对着日本,而是针对着其他目标。”就此而言,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英国作为印度的殖民主人,几百年来一直无情的掠夺着印度人民的财富,残酷的剥削着广大印度人民。这一切激起了印度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印度民族意识空前活跃,强烈要求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然而印度人民的正义斗争却遭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屡次残酷镇压。与此相反,在二战期间,日本却积极的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诚然,日本的支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支持,纯粹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与需要。1941至1942年经过短暂的战略进攻并取得胜利之后,日军由于其自身力量的限制及英印军队的顽强抗击,不得不转入战略相持,因而未能直接进占印度。为达到与德意会师西亚的战略目标,日本转而对印度采取了策应战略"在意识形态上,日本大肆宣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并打出了“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的口号。同时,日军又宣称自己是前来帮助印度人民寻求解放并驱赶英国殖民者的。在军事上,日军于1942年初攻陷新加坡后,从被俘的印度军队中招募并组建了一支新军,取名为“印度国民军”,并任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印度国民议会领导人之一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为总司令。经过短暂的训练后,印度国民军于1943年被派往印缅边界与英军作战。由于鲍思是一名印度国民议会的杰出领导人,是议会激进派的象征,因而他的加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和效应。另外,在经济及其他某些方面,日本也对印度的反英运动有所资助。这一切都正好迎合了印度人的心意并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意识,也更加有力的加强了他们要求摆脱殖民统治的决心。

作为印度的一名激进民族主义者,帕尔也不例外。他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直接推动了他的法庭反对意见的提出。首先,帕尔接受了日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口号,并将这场战争视为正义之战。因为在他的眼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将亚洲从欧洲人手中解放出来”。根据这种认识,帕尔认为作为一名东方人,他的任务就是支持东方通过斗争去抵抗西方,并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

加强帕尔反殖意识并促使其提出反对意见的第二个因素是,帕尔认为将原子弹投向平民目标是战争中最恶劣的暴行,而对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破坏

进行评估并加以谴责又不在军事法庭审议范围之内。对此,帕尔表示不能接受,并在他的裁决意见最后总结部分写道:“如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影响,那么法庭的最后审理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帕尔的反对意见是建立在反西方殖民主义和原子弹的破坏基础之上。他认为如果军事法庭不将西方殖民主义和原子弹的破坏考虑在内,就意味着法庭除了能为战胜者报复他们的敌人提供一个机会外,什么也提供或证明不了,纯粹是一个失败。

然而对于帕尔提出反对意见的原因而言,人们不难看出其存在的显著错误。他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显然是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建立在其他国家和人民因遭受日军侵略而造成的极大痛苦之上的;他将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与他所谓的“亚洲的解放”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对于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所投原子弹造成的巨大损失,帕尔的批评有其正确的一面,然而他却以此掩盖了日军在东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所制造的滔天罪行,而这却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帕尔的反殖激进主义只停留在一种对西方殖民统治只加以批评的水平之上。帕尔作为一名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从其自身立场出发,在军事法庭上提出了如此之多的反对意见,根本上就是力图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力图使法庭放弃对日本及其战犯的审判。但由于东京法庭宪章规定,法庭的所有决定只要获得出席法官半数以上的支持即获通过,而帕尔等人又属于少数派,因而许多正义的审判获得通过,进而帕尔等人的企图也就遭到了失败。

历史再一次证明了:正义能够战胜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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