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77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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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命里注定就是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期间不管要经历多少磨难和曲折,他们都会成为主宰大多数人命运的权力推手。 我不知道1977年邓大人出山前,在西山15号楼与位高权重的叶老帅是否有过“隆中对”?也不知道他三出茅庐时是否也有一张“出师表”?但听说决定邓小平复出政坛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就有“凡是派”人士曾私下里担忧:“放虎归山必留后患!” 对了!邓小平的确是一只“虎”,一只充满政治饥渴感的“下山虎”!他在此番复出后的十几年内,尽管始终没有身居顶层高位,但却凭借他过人的政治智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命里注定就是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期间不管要经历多少磨难和曲折,他们都会成为主宰大多数人命运的权力推手。

我不知道1977年邓大人出山前,在西山15号楼与位高权重的叶老帅是否有过“隆中对”?也不知道他三出茅庐时是否也有一张“出师表”?但听说决定邓小平复出政坛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就有“凡是派”人士曾私下里担忧:“放虎归山必留后患!”

对了!邓小平的确是一只“虎”,一只充满政治饥渴感的“下山虎”!他在此番复出后的十几年内,尽管始终没有身居顶层高位,但却凭借他过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掀起一阵阵令国人头晕目眩、令世界目瞪口呆的改革旋风。

1977年7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分别接到一个内容相同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要求他们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学者入会。条件有三:第一,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

这三条可让两位部级大员伤透了脑筋。文革十年,尽管知识分子的际遇不尽相同,但为了自保,有多少人没被“四人帮”染指?可是再难也得去找啊!同在当朝为官,他们太了解这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邓大人,他不愿和那些在文革期间助纣为虐的人虚与委蛇、同堂议事。

难归难,任务还得完成。两部委在自己所辖部门“全国大搜捕”,终于按照邓大人提出的条件遴选出33名专家和学者,其中有钱三强、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张文裕、王大衍、于光远、柳大纲、杨石先、林兰英、彭恒武和邹承鲁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权威人士。

人找齐了,方、刘两位领导并未松口气。尤其是刘西尧部长想的就更多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请缨抓教育,依他的个性,绝不会照着仍掌握中央最高领导权的“凡是派”所希望的路子走。这次会议是邓小平此次复出后的第一个动作,他究竟会闹出什么动静来?万一座谈会偏离了“凡是派”的轨道,他这个教育部长又该如何应对?

尽管后来一些教育专家和媒体对刘西尧这一段历史的功过是非不乏微词,但是如果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上审时度势,或许人们会对这位命运多舛的教育部长多几分谅解。

刘西尧是上世纪末中国政界少有的既有大学学历、又有少将军衔的部级领导。自1963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第二机械部部长职务,直接参入、领导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发射试验。“四人帮”倒台后,基于他的学历和从事科技工作领导的经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让他担纲教育部长。刘西尧尽管内心认为教育领域的水太深、太浑,不十分情愿。但是既然中央领导的主意已定,他只好说了声:“服从组织安排”,便走马上任。

刘西尧向记者披露,上任之初他曾经问过华国锋主席:“教育战线怎么搞?”华的回答斩钉切铁:“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定过的事,都不能动!”

对于同为会议组织者的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来说,似乎要轻松一些,一是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对于高层的势力较量知道得多一些,加上不像刘西尧那样直接抓教育,也就可以回避一些直接面对华国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早在5月中旬邓小平正式复职之前,就跟他有过一次约谈,话题鲜明地涉及教育改革。

在会议召开前一个小时,方毅给入会的专家学者们打招呼:“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希望教育方面听听大家意见,大家可以敞开谈,不要有什么顾虑!”

刘西尧部长在一旁笑笑。据有些细心的参会者事后回忆说:“看得出,刘部长当时像是苦笑!”

其实,当时苦笑的何止刘西尧一人?众所周知,持续十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烧的就是文化教育,全面批判新中国的“旧教育体系”、废除高考制度、发动大中小学生停课闹革命……由此,教育领域成为被文革戕害的重灾区,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对此,国人却噤若寒蝉、无人吱声,原由是在这个领域的每一个角度,都矗立着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谁若提出半点存疑,谁就是反革命,可以未经审判就从精神到肉体被彻底消灭!

时间:1977年8月4日-8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四川厅;

主持人:邓小平;

入会者:方毅、刘西尧和30多位科技教育战线的专家学者,他们大多数都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人,头上还戴着这样那样的“反动帽子”。

这是一次挂着科教座谈会招牌,但实际意义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好玩的是会前大多数参会者对自己被弄到北京干什么,却一无所知、心怀忐忑。

“1977年,我52岁,还是一位被迫离开讲台10多年的教师。7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8月初赴京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说实话,接到通知那一刻,我真有焉知祸福的感觉,当了那么多年的‘臭老九’,满脑子都是接受批斗的想法!”——后任中科院院士的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还告诉记者:直到座谈会开场后,还继续闹出一些笑话来。

8月4日,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第一个发言,这位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化学教授,十年来一直辗转于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他以惯用的语言开口就作检讨:“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还要继续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

邓小平一听皱起了眉头,回头看看方毅,方毅苦笑,暗示他已经事先打过招呼。邓小平有些失望地扫视全场,见大部分代表神色紧张、表情凝重。

邓小平主持会议的习惯是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自己尽量少说,面对眼前的窘境,他不得不亲自唱响开场白:“同志们哪,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过,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话虽这么讲,文革十年给入会各位留下的心理压力太大,很难用几句话消除。更何况在座的谁都记得,邓大人第二个政治跟斗就摔在教育战线上。

1975年,在文革乱局难以收拾的情况下,中共内部突然意外地传达了一条“最高指示”:“邓小平人才难得!”

于是,邓小平临危受命,出面主抓乱局整顿。谁知道此人上任后非但不懂“谢主隆恩”,反倒一意孤行,逼迫文革“旗手”、中国第一夫人江青作政治检讨,并全盘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他悍然宣称:“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小学曾一度恢复了考试制度。可就在这前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突发一起命案:初二女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上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遭到老师的批评教育后,该学生跳河自杀。

当时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将该校校长和当事教师抓进监狱,并在全国高调“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很快利用这个案件在政治上重拾上风。

尽管这件事与邓小平毫无干系,但是在“反回潮、反复辟”的口号下,“奉旨整顿”复出不到两年的邓大人便荣获了一条最新最高指示:“他(指邓小平)说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于是,这位“整顿大员”顷刻之间被打回了原形——“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再一次被踢下中国最高政坛。

时隔不到两年,这位自称可以荣获打倒次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记录”政治人物奖的邓大人再一次复出,他似乎疮疤未愈就忘了疼,竟然主动请缨继续抓教育,这不能不让亲近者为他捏把汗。就说眼前这场戏,即便他自己无所畏惧,但是几十位入会者怎么会不顾虑重重、心有余悸呢?毕竟大家都在文革期间吃够了苦头,万一这位邓大人又要闯祸,谁敢保证不会殃及池鱼?

有鉴于此,尽管会议主持人一再号召大家敞开思想发言,座谈会还是在压抑的气氛中唏嘘了两天,即便有人发言,大家也是挑些无关痛痒的场面话讲。一直务虚到第三天才由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非常偶然地打破了沉闷。

在谈到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时,清华大学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8个月就上清华了,这能保证教学质量吗?”

邓小平一听皱起眉头:“那样搞,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嘛!”

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准备好了一个发言提纲,听邓小平这么一说,脑袋一胀,丢下准备好的提纲,突然作了一个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发言,使得邓小平寄予厚望的这次座谈会,免遭无功而散的窘境。

查教授慷慨陈词:“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査全性的发言让在场的方毅松了一口气,他比教育部长刘西尧更深知邓大人召开这次座谈会想唱哪出戏。可此刻的刘西尧却不轻松,他一面紧张地听查教授的发言,一面表情凝重地盯着邓小平,甚至还在脑子里开始评估:如果座谈会这样开下去会发生什么难以预知的事故。

査全性的发言让邓大人精神一震,紧锁的眉头稍许展开,他从沙发上纠起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鼓励道:“查教授,你说,接着往下讲!”并且提示所有入会者说:“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受到鼓励的査教授越说越激动,脸上泛起阵阵红晕。他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教授的发言尽管道出大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却明显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大家将目光移向邓小平,见他拿着钢笔不时地做记录。

査全性用余辉看了大家一眼,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发言已经严重出格,但准备好的话语犹如开闸之水已完全失控。他干脆掉转头面向邓小平大声地说:“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学生们也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就无法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就不可能扭转!所以,我建议恢复高考,今年能办的事情就不拖到明年!”

这一段简短发言,在今天听起来平平淡淡、不显波澜,但在当时却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取消高考是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而其时中央顶层的政治倾向非常明确:“凡是毛主席定下的事不能变!”谁要挑战这个政治底线,后果难以预料,毕竟从思想体系上讲,尽管“四人帮”入狱,但文化大革命的思潮远未结束。

入会者面面相觑,然后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邓小平。邓小平有耳聋的毛病,代表们的发言很多需要通过他的女儿邓楠贴近耳根子转达。

会场再次陷入短暂的静默,直至邓大人孤独的掌声响起,接着是一直担心冷场的方毅、担心违背“凡是派”意旨的刘西尧也心事重重地跟着鼓掌。不管两位部领导心里想的什么,只要气场起来了,大部分入会者便暂时将余悸搁置一旁,跟着三位领导鼓起掌来。

邓小平朝査全性点点头,用眼神鼓励他继续往下说。

受到鼓舞的查全性情绪更加激动,继续提出具体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直辖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

邓小平摊开了愁容,由衷地笑了。他太需要这样的发言啊!政治家最大的智慧便是借力发力。他环视四周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科学家吴文俊、汪猷等人接着发言,对査全性的主张表示支持,会场的僵持气氛被迅速打破,其他入会者也纷纷指出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各种弊病,赞同恢复高考。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追问刘西尧:“既然大家都觉得应当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吧?”

刘西尧正在盘算,査全性抢着插话:“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生,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多了几十万不合格的大学生啊!”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又重复问一遍:“你说来不来得及嘛?”

刘西尧想了想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又接着追问:“今年的招生计划送出去没有?”

刘西尧回答:“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

邓小平果断地一挥手:“那就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不能再耽误一代人,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教育部原来规定今年招收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比例要提高,教育部立即执行!”

据当时还只是中国科技大助教的入会代表温元凯回忆:“在场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5分钟!”

另一位入会者回忆说:“大家心里那个高兴啊,无法形容!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有望恢复,被‘四人帮’坑害的中国教育终于有望重新起航!大家用掌声表达心里的喜悦,很多人的手掌都拍痛了!”

1977年8月8日,一次差点走过场的科教座谈会,在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中响亮地落下了帷幕: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我给大家当后勤部长!”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放知识分子!”

事情至此,似乎可以大功告成。“8.8会议”后,教育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收回了此前在山西太原召开的高招会文件,重新召开77年高考招生会议。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再次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代表们在四个问题上吵得天翻地覆,无法达到共识:

1.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2.“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

3.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

4.招生中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这四个拿到现在会笑死人的问题,在当时可就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战。比如:一派认为招应届毕业生是周总理提出来的,也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另一派质问,既然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没有下发文件?而且争论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是“毛主席语录”。

无休无止的“语录战”就这样从8月13日开始打到9月初,战场从北京饭店移师前门饭店,再到友谊宾馆。会议从盛夏开到秋凉,代表们不得不让家人寄来秋衣,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可行的招生方案。

最后,主考派的代表和教育部干部看出:这其中的症结就在教育部领导的屁股坐在“凡是派”一边,不愿意站出来贯彻邓小平“8.8讲话”精神。于是,他们在教育部五层办公楼的过道上贴满了批评刘西尧的大字报。有人还翻出刘部长的老底,说他曾经在1971年全教会上,也是任凭不同意见吵得死去活来,自己天天躲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里打乒乓球,最后躲过一次政治劫难。这一回定然他又是不敢贸然站队。

再好的政治手段也难以重复使用,这一回,刘西尧输了他的政治赌局!

会议一直开到9月中旬,才勉强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见,报给了分管科教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

邓小平看完教育部报上来的材料后,怒从中生,连声说道:“繁琐,繁琐,繁琐!”随后大笔一挥,把复杂的政审条件全部划掉,简单地写上两条:1.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2.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

接着,这个曾被毛泽东多次批评不肯“棉里藏针、柔中寓钢”的四川汉子,传令召见教育部长刘西尧和副部长雍文涛、李琦,见面就指责:“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接着又举起夹着香烟的手指着他们说:“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在邓小平的强力干预下,北京高招会总算艰难落幕。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告》。一周后,国务院批准并下发了正式文件。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文稿,全国媒体同时报道了这条新闻。

邓小平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政治家,恢复高考只是他一盘棋局中的一部分,是他欲解开当时中国政治死扣的一个突破口,此举使他赢得了党心民心,赢得了中国社会对他的高度信赖。会议结束两天,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国理论界大张旗鼓地开展,持续半年之久。通过这场辩论,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哲学主张进一步为国人所接受,“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全盘否定,邓小平用“四六开”评判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功过是非,从根本上动摇了“凡是派”的理论基础。

7个月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邓小平从此彻底结束了他的人生磨难,逐步登上了中国最高政坛,虽然没有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职务,但他的权力与影响,足以使他得以全面施展蓄谋已久的政治抱负。

当年年底,刘西尧自动提出辞去教育部部长职务。几十年后,这位身心疲惫的老将军由衷地发出感叹:“当年我的辞职,有利于国家的教育事业,也解放了自己!”

也许,我们不必将思考停留在两位不同命运的老人身上,因为至关重要的是:经历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过后,中国历史翻过去沉重的一页。正是这新的一页,彻底结束了这个伟大民族的十年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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