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一些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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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英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香港在1997年移交主权,并实行一国两制。在此之前,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及对英国收复香港主权的问题,1977年至1984年的《邓小平年谱》中,涉及香港问题的内容不下五六处,其中,“一九九七年以后,香港政策是不是会变”的问题反复提及。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时,邓小平说:“人们担心变。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五十年不变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今天讲的有一点新话,就是五十年。”

确定了“五十年”不变的期限后,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就“香港的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邓小平又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利益。不要拒绝变,拒绝交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1985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决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85年6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名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当年7月正式成立,开始起草工作,并委任59名委员,包括23名香港委员和36名大陆委员。其中,包玉刚即作为香港委员列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而在此之前,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会见包玉刚时,即就香港基本法起草问题进行了交流,邓小平指出:“制定基本法要征求香港人的意见,但制定的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有关主权的问题。基本法是搞得简要些,还是搞得详细些,既然是法律,搞那么烦琐干什么?联合声明是国际上都承认的,有法律效力,联合声明已经规定很详细了,有了它,基本法就可以搞得简要一些。现在香港人老要求基本法订得细一些,越细越好。搞得越细,将来就非变不行。他们不是怕变吗?搞得那么细,规定得那么死,情况发生变化后,哪能不变?香港人担心的问题,联合声明中差不多都有规定,还有什么需要更详细的规定呢?”

“目前香港的问题,第一,十三年中不出现乱子,做到繁荣稳定。第二,顺利过渡到一九九七年港人治港。要找些人出来,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出来。不仅是人,还有金融方面的事,到一九九七年还只是汇丰、渣打发票子吗?汇丰、渣打可以参与,但不能只是他们发,在香港的中国人的银行可以参加。票子什么时候换?总不能等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才换吧。所以要创造条件。其他方面的事,都要创造条件。港人治港有个前提,港人必须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一爱祖国,二爱香港。”(这句说的多好啊!赞!)重温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一些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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