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甲子一轮回:农村土地制度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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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甲子一轮回:农村土地制度何处去?

将中国人口分为城镇与农村的户籍制度即将寿终正寝,这是中国社会大进步的一个重要阶段。但马上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村均分土地。这样算起来,到今天差不多是六十年一个甲子稍过一点。但建国以后新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并没有维持几年,很快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而“公有”了。合作化初期,农民土地在合作社算“股”,还承认所有权,到了高级社、人民公社之后,土地改革的分田地被一风吹了。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互为因果,弄成了上千万人饿死的惨剧,本来就是毛泽东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的恶果,但为了坚持这枚“红旗”,苟延残喘了三十年才被废除,但留下的土地制度难题依然没有解决。

中国农村的改革,以包产到户作为起点,只是对人民公社强行组织集体生产的一种否定,并没有否定农村的土地公有制,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把这种在人民公社化时代确立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人民公社废除之后,这种“公有土地”变成了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土地生产经营则采取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在村社共有土地由村民承包耕种,土地所有权关系虽然模糊,但并没有完全与劳动者分离,还带有些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社会主义”的味道,但现实的经济运动很快脱出这个轨道。

大批农村的青壮离开土地,到城镇打工、立业,许多农村出现了空巢化、老人化的情况,农业劳动力缺乏的地区,转而出现了租种土地的外来农民工。于是,承包土地的当地人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国家对于耕地的补助,发给土地承包人,而实际租种人没有受益。土地承包人实际上成了出租土地的地主,作为“佃农”的外来户,既不能享受当地农村人的“户籍”待遇,其劳动权益也不受任何保护,土地改革千方百计要废除的地主经济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复辟”,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俗套。在小农业生产方式为基调的现行农业生产方式下,推行土地公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空想社会主义。所以,现实的社会运动,总是会不断地把它打回原型。

解除了农村人口的户籍身份限制,这是一大进步。对于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承包或出租等经营方式,党和政府必要慎重地通盘筹画,要在理论上站得住、实践上行得通,彻底走出“人民公社”的怪圈。

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村中出现的土地经营方式的积极因素,是农民在换工互助基础上形成的合股初级社。当年的中共太想学苏联的集体农庄,急急把初级社推向高级社,结果越推越反动。重新一轮回,我们得重新恢复土地改革初期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分田到户,明确土地产权关系。农民愿意合作经营、承包经营还是出租经营,听凭自愿。国家对于农业的补助,发放给承租经营一方,限制地租率。国家采取鼓励租赁经营土地的农业股份公司、鼓励农民合作社采取股份公司制度,引导农业的工业化、市场化生产方式的政策。在这样的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权经营制度下,农民的身份才会真正摆脱“农村”的束缚,成不成“城里人”,也无关紧要。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城里人”永远成不了“村里人”,这种“围城”现象,千万不要认为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恢复耕地私有制,会不会重蹈地主所有制的覆辙?在制度形式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相似之处,但在新的生产方式和市场制度下,不可能走老路。第一,国家采取限制农业土地出租租金率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搞过二五减租,那时就把地租率降低到30%左右,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按照土地平均收益的比率降低到15%以下。在这种水平下,完全靠地租收入来维持生活,除非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大抵不过在农村低保收入以上的水平,成不了“地主阶级”。有地租收入的,国家不再发放低保养老金等。第二、通过建立土地遗产权继承制度进行“地权改革”,国家颁发的土地证,作为特定的物业,像房产一样,不得进行分割,变更性质。多位继承人同时继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变卖分割现金,或者通过出租分割租金收入,不得直接分割地块。三、农业公司合股、收购或租赁土地,国家应制定新的农业税给予调节,对再以出租土地方式经营的,课以土地出租经营税。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靠地租维生、兼并土地,不可能成为主流的经济制度。在恢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培育新的农业生产制度,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新农村”、“新农民”。

农村人“进城难”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得到解决。城里人、外地人“进村难”的问题,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有出嫁入赘才能进村的现象,封建时代都没有,现在成了通行天下的规则,“人民公社”作的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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