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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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战争的胜负虽由多因素所决定,如正义与非正义,人心背向,力量悬殊等等;但在战略决策上,对战争的进程和胜负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我亲历的这场战争中,许多年来总在脑海里萦绕着一个问题:五次战役我们180师的失败,与战略决策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1951年3月入朝前,部队从上到下的动员是:半年结束战斗,把敌人赶下海去。这是不是标志着一种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思想?但后来的战争进程和结局,洽洽证明:那是不现实而错误的战略方针。由于自已当时只是个基层小兵,虽有疑虑但不敢妄加评论。在过去的许多研究中,由于历史等

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

战争的胜负虽由多因素所决定,如正义与非正义,人心背向,力量悬殊等等;但在战略决策上,对战争的进程和胜负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我亲历的这场战争中,许多年来总在脑海里萦绕着一个问题:五次战役我们180师的失败,与战略决策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1951年3月入朝前,部队从上到下的动员是:半年结束战斗,把敌人赶下海去。这是不是标志着一种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思想?但后来的战争进程和结局,洽洽证明:那是不现实而错误的战略方针。由于自已当时只是个基层小兵,虽有疑虑但不敢妄加评论。在过去的许多研究中,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对180师的失败,只能停留在各级指挥失误和部队素质上。最近阅读了近代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研究和解密朝鲜战争文章后,使我的怀疑判断得以证实。沈志华教授在他《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一书中的第二章“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以大量的历史资料,详实地论述了“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消灭和驱逐美国及其它国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长驱北上,骄横不可一世,麦克阿瑟狂言:“到鸭绿江过圣诞节”。我军过去从未与美军交过手,相互不知虚实,在入朝后第一、二次战役中,英勇顽强,不怕天寒地冻,的确打得美军措手不及,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这更坚定了毛泽东的速决速战的战略思想。虽然彭德怀力陈部队补给困难,十分疲惫急待休整,但毛译东仍令发起三、四次战役。

1951年1月13日印度、英国、瑞典等国在联合国提出停火建议:由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共同讨论朝鲜的统一选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台湾的归属问题。但被我们拒绝了,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美军赶出去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开春再打几个战役。由二野十五军、十二军、六十军组建的第三兵团,经过改装(统一换成苏式装备)后,1951年3月入朝,对于这支生力军,毛泽东寄予了厚望,希望能为其实现将美军赶出朝鲜的目的。就在1951年5月26日180师被敌包围面临绝境之时,毛泽东还策划第六次战战役,据当年任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孟照辉同志回忆,1951年5月26日第5次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施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一个整师或二三个师的计划了。

然而战争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美军通过几次失败后,掌握了我军进攻的规律,由于補给困难,每次作战时间持续不长,美军李奇微司令嘲笑地称我们是“礼拜攻势”,遂採取了磁性战术,当我军进攻时,保存实力诱我深入,待我粮尽弹绝时,以机械化部队快速实施反击。五次战役不仅180师受到重创,其它部队损失也不小,只不过180师在掩护全军撤退中被包围损失更大。

由于战略思想超越了客观现实的可能,不仅失去了1951年1月联大提议停战的绝好机会,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而且在军事上也处于被动,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夏秋季攻势。1951年的6月不得不请苏联出面协调停战事宜。毛泽东也无奈地改变初衷,重新制定了“积极防御,伺机反击”的八字战略方针。要是没有战争初期时的错误战略方针,我们也不可能为了把敌人消灭在朝鲜或将其赶下海而发起五次战役。

战略上的错误必然导制指挥上的一系列问题,使战争出现许多顾此失彼难以驾驭的变化。首先师长郑其贵既要执行兵团、军里令其在汉江以南阻敌掩扩全兵团近一万名伤员转移;而全师又面临被数倍之敌包围之绝境,处境十分困难,因此最终不能果断地指挥部队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在撤退途中,军又令其返回阻击,使之失去了最后突围良机。军在指定的突围路线上也犯了国内战争中的经验主义错误,只知道抢占山头,不炸毁公路,破坏桥梁阻敌机械化部队圩回包围,而令其向1436.9的鹰峰突围,大大地延误了突围时机。27日晚上,风雨加交,道路泥泞,部队已断粮七日,体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体极限,部队仍艰难地忍饥冒雨向鹰峰突围,有许多士兵在途中倒下,28日早,山下公路上已停满了敌人坦克,敌人开始上山搜索。将许多伤员就地枪杀,把失去战斗力的士兵驱赶下山。到达鹰峰的官兵,因无部队接应,除少数自行突围外,大多数只能在鹰峰山上打游击。头几个月封锁还不十分严密,陆续有些官兵通过敌人封锁线返队,后来敌人在阵地前设置多层铁丝网和地雷,并有重兵把守,通过敌封锁线完全不可能了。在敌后散落的官兵,有的三五成堆,有的几十人伙,有的还成立了党支部,把突围返队的希望寄托在六次战役。

敌后斗争不同于国内打游击,一是语言不通,不敢接近群众;二是天寒地冻,到了冬天零下二、三十度,;三是没吃的;四是随时躲避敌人搜山。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带领二百多官兵,在鹰峰与敌周旋,大部病饿冻而死。538团八连付指导员张万光和民运干事张树林、青年干事王侃带领几个士兵,在山上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52年秋遇见朝鲜人民军侦察员,通过秘密通道(在敌人铁丝网中剪开一个缺口,通过后又把缺口铁丝网挂上,然后在敌哨兵身边偷愉摸过)带回三人,第二次再带王侃等同志时被敌发现,王侃被俘。在集中营中因坚决要求回国而被敌杀害。

在中外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常胜将军。正如毛泽东讲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战争中的胜利和失败,都是宝贵的经验教训。但只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于事有益。在战略上我相信是吸取了速战速决错误的教训,很快将战略方针转变到“积极防御,伺机反击”上来。应当说这种转变是血的教训的结果,其中也有180师广大官兵流血牺牲的奉献。然而在对待180师广大官兵的态度上,的确让人心寒。在那血与火的战斗中,许多官兵面对敌人的坦克,毫无畏惧扑向敌人,最后被敌坦克火焰喷射器烧死,有的战士虽然几天没吃饭,但仍然端着步枪冲向敌人,对准敌人就是一个突刺,然后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早己死去的敌人,战斗的场面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战斗下来,许多英烈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誉荣,反而全师落得了一个“政治动摇”罪名。兵团和军在组织180师营以上干部学习总结时,根本不容许180师干部讲有关指挥失误的原因。谁提点意见,就斥之谓“捣蛋、胡闹”,按法治观念,真乃独裁专制,罪犯还有辫护权呢?何况是学习总结。在这种强权政治下,硬给180师扣上了一顶“政治动摇”的帽子。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是讲整个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但是如将每一次大小战斗通通都与政治挂勾,是否将政治庸俗化了。本来是一般思想问题或思虑不周偶尔失误,也上升为政治问题,这是左倾年代的一惯作法。180师在突围中组织不周,增大伤亡是“政治动摇”那么战略决策失误,使战争延长两年多,付出更多代价,而取得相同结果又是什么……政治?兵团和军指挥上失误又是什么……政治?在我军的失败战例中,最多指某某领导“左倾”“右倾”,从未与整个部队牵连在一起,长征时张国焘另立中央,将红四方面军带走,也只追究张国焘个人责任,红军西征,损失更为惨重,女战士被俘后被迫嫁给敌军官生儿育女,也没也斥之谓政治动摇,为什么180师就是这样的结论呢?新四军皖南事变中,项英私自脱离部队逃命,也没有定性为“政治动摇”为何这顶帽子偏偏要强加在180师官兵身上呢?政治是什么?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政治信仰。按照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论述,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同志,抗日战争时同日本鬼子拼刺刀,身上戳了许多刀眼,敌人误认为他死了,后来才被老乡救活。五次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冲出重围向军报告,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动摇自已信仰的“政治动摇”分子而受到降职处分呢。

我想打了败仗总要找找原因以正军纪嘛,其实高层对失败的原因是心知肚明,而又不好讲也不敢讲,只有把速决战、运动战改为持久战了事。因为最高统帅部的权威是要要的,毛泽东也不会来个罪已诏,兵团和军呢那是上层,相互均有关系不好弄的。不知那个绝顶聪明的人,想出这个绝妙的办法,给你180师硬扣一顶“政治动摇”的帽子,叫你扯不到军事决策和上级指挥失误方面去。从而掩盖了战争决策和各级指挥之责。妙哉!妙哉!冤哉!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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