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历史从李世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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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李世民是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是,众所周知,李世民得到皇位的手段不太光明正大,所以人们便怀疑他在开国的历史纪录中做了手脚,有意渲染自己开国伟业之君的高大形象,同时贬低父、兄、弟的功绩。   李世民的“标准照”   在正史中,李世民被描绘成建立唐王朝的绝对策划者和构建者,而他最终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也属正当防卫。但是一直有人质疑,正史中的李世民的“标准照”是被美化过的。   我们先来看看正史中的李世民是怎样的。   李世民出生于一个胡汉混血的贵族世家。其父

李世民是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是,众所周知,李世民得到皇位的手段不太光明正大,所以人们便怀疑他在开国的历史纪录中做了手脚,有意渲染自己开国伟业之君的高大形象,同时贬低父、兄、弟的功绩。

李世民的“标准照”

在正史中,李世民被描绘成建立唐王朝的绝对策划者和构建者,而他最终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也属正当防卫。但是一直有人质疑,正史中的李世民的“标准照”是被美化过的。

我们先来看看正史中的李世民是怎样的。

李世民出生于一个胡汉混血的贵族世家。其父李渊,自称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而实际上,李渊很可能是在自己的族谱上做了手脚。目前通常的看法是,李家是北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的后裔。李初古拔是鲜卑族,其后代跟汉族通婚,到李渊的祖父李虎时已经是胡汉混血。李虎是李家发迹的开端,西魏时位列八柱国之一,北周初追封唐国公,后来李渊袭封唐国公。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与北周明帝独孤皇后、隋文帝独孤皇后均为八柱国之一独孤信之女,也是鲜卑族,其妻窦氏也是胡族血统。

窦氏共生四子,长子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旧唐书》称,李世民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足足待了三天才离去。《新唐书》则称,他母亲只打了个哈欠就生了他,毫无一般孕妇的阵痛。这两件事无疑是为了表现李世民的异秉而编造的。

李世民的异秉还有其他。史书称,他四岁的时候,有一个自称善于察人面相的相士,见到李渊,惊道:“公是贵人啊,且有贵子。”等见到李世民后更惊道:“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只须年近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说完后,相士便神秘消失了。而后李渊依“济世安民”之意,以“世民”名之,李世民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这李世民却也不负其名,自幼便显出聪睿之资,思虑深远,遇事常能果断处之,平日里则不拘小节,言行举止之间,有种不似常人的气度。-午后书社-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杨广在雁门(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围困,帝国各路军队急忙去援救,屯卫将军云定兴就是一路。行动前,营内站出了一名英姿少年,这个少年从容地对云定兴说:“如今前去救援,必得大张旗鼓才行。”接着他又侃侃道出理由:“始毕可汗敢倾全国的军队围困我们天子,必是仗着仓促之间,我们无从救援。现在我们若大张军容,数十里之内幡旗相续,夜间则击鼓相应,突厥军定会以为我们四方救兵已云集而至,惊惧之间,必然撤围而去。不然的话,敌众我寡,去打硬仗,只会吃眼前亏。”

云定兴稍加思索,立刻采纳了少年的建议,果然吓走了突厥大军。

这个英姿少年就是十八岁的李世民。少年李世民首次崭露头角,便显示了他不凡的军事眼光和英雄胆识。

隋炀帝末期,外与高丽的战争欲罢不能,内则危机四伏,群贼蜂起,帝国形势一泻千里。风云骤变之际,李渊亦被推到了举旗造反的路上。

正史载,李渊谋反是被李世民逼的。当时李世民与大臣刘文静先商量好起兵,然后告诉李渊,李渊闻之大惊,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勉强从之。

正史中还称,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秦王李世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也因此得罪了身为太子的哥哥李建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一举击败窦建德,逼降王世充,从而扬名天下,威震四海。太子李建成见李世民勋业日盛,感到对自己继承帝位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利用自己的太子之位,与弟弟李元吉联手处处排挤李世民。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借突厥进兵之机,谋划着调出秦王府兵将,以削弱李世民的兵力。李世民得知后,与亲信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密谋,于六月四日在宫城北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李建成、李元吉上朝时行至玄武门,发现异常,急忙转身返回。这时,李世民从后面大呼追赶,李元吉仓皇之中转身张弓,连发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李世民还射,太子李建成中箭身亡。李元吉也被李世民的部将尉迟恭射死。

唐高祖李渊听闻此事大惊失色,与裴寂等大臣商议,有大臣提议:“建成、元吉本就没有参与起义,因为自己无功于天下而嫉妒秦王功高,狼狈为奸。现在秦王讨伐并诛杀他们,陛下可趁势将国事交给秦王。”李渊听从建议,三天后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后让位,自称太上皇。

就这样,李世民通过“玄武门兵变”登上帝位。

几个质疑

质疑一:李渊太原起兵是自愿还是被迫?

关于李渊举兵反隋是被李世民所迫的说法,不少后世史学家都提出过质疑。他自称十八岁举义兵,也是一种有意的时间误导。

事实上,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常理推断,李渊身处乱世,戎马半生,官场捭阖不倒,绝不可能是个窝囊废。相反,李家一朝举旗,是李渊经过了数年经营的结果。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也就是说,当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李世民则是“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得力助手,是积极的配角。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李家举旗的过程。

温大雅是在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记室参军,他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李渊太原起兵的最原始记载。据该书所载,早在大业九年(613年),李渊与宇文士及在涿郡(今北京)“密论时事”,可见当时已生出反隋的念头。不久助隋炀帝称帝的大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反隋,当时李渊为弘化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留守,握有关右(函谷关以西)十三郡兵,大舅子窦抗劝他起兵,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没有同意。

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依旧如火如荼,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因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又因一句“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尽诛李浑及其宗族。李渊跟李浑处于相似的处境,此时恰有夏侯端劝他起兵,李渊对他的话深表认同。至此,其反隋之心已公开表露,只是等待时机。

大业十二年(616年)底,突厥乘李渊南下镇压起义军之机,攻取他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怪罪于李渊,命人前去囚捕李渊,后来或许是考虑到东都形势的紧张,隋炀帝又很快下令赦免了李渊。当时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尚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渊除了起兵已别无选择。

书中记载,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说:“隋朝气数将尽,我李家奉承天命,本该现在起兵,只是你们三兄弟尚未聚集。”于是李渊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为起兵招揽人才。紧接着李建成、李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与此同时,李渊命晋阳令刘文静等人四处征兵。

当时李渊身边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二人实际上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角色,自然成为李渊起兵的障碍。这年夏天,李渊借口此二人勾结突厥,杀之。

解决了内部障碍,李渊还要应对突厥的威胁。突厥是当时北方一支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力量。隋末的许多起事者,都曾向突厥称臣,如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高开道等。一方面是为了不使突厥成为捣乱的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突厥壮大自己的声势。李渊也选择了拉拢突厥的政策,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既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李渊所用的联络人是晋阳令刘文静。

当时有不识时务者如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县)丞高德儒坚决反对李渊起兵,李渊命建成、世民两兄弟前去攻打,又命太史令温大有同行。临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此次的胜败关系着反隋大业的成败,我儿年少,所以才请你参谋军事。”言语之间,李渊显然是谋大局者,而李世民尚是一个被父亲寄予厚望,又不能让人完全放心的有为青年。

李建成、李世民无愧于将门之后,兄弟二人与众人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很快就攻下西河。城破后,李家军对城内军民秋毫无犯,只杀了高德儒,兵民闻之大悦。自发兵至返回,前后仅九日。李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用兵,足可横行天下!” 随后,李渊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以年方十五的三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亲自统领三万人开向关中。同时发布檄文,宣布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西突厥阿史那部首领阿史那大奈,也率领众人配合李渊南下,拉开了李唐争夺天下的大幕。当时李建成二十九岁,李世民二十岁,皆是活力四射、矫健勇武的年龄。但李渊无疑是绝对的主角。

那么,正史中为什么如此贬低李渊、李建成以及李元吉呢?应该是李世民有意为之。李世民并非隋炀帝之流的昏庸无良之辈,他通过玄武门政变,由次子而入继大统,这种行动不合乎法统和伦理,不足以垂范后世。因此,李世民称帝后便试图篡改史实。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肆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贬低高祖李渊的作用。又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为李世民的精心策划,而李渊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历史经过这样的描述,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霸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李世民改写历史的努力结果是:五代修《旧唐书》、北宋修《新唐书》,皆为其误导。而《资治通鉴》亦延续了两书的主要结论。

李渊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倒霉开国皇帝。其他的开国鼻祖往往都被自己的子孙描述得英明盖世、威震寰宇,然而李渊却是例外。为了突出儿子的英明,老爹只好受点委屈了。在儿子的万丈光芒之下,李渊留在历史中的身影,显然被平庸化了。

质疑二:玄武门之变是被动还是主动

每一个鼎盛王朝都是踏着一条鲜血和白骨铺成的路而来。李世民就是通过发动“玄武门政变”,残杀自家兄弟,不光彩地登上帝王宝座。

不过,李世民不是个不讲人伦的人,因此,可以想象,“玄武门政变”是李世民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李世民冒天下之大不韪,打破了历代皇帝不能调阅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惯例,成为日后修订历史的重要疑点。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就明确地指出,《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部分不可轻信。

时至今日,经过千余年时间的冲刷,“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而人们面对那千年的历史迷雾时,依然充满探求欲。

揭开这层迷雾,首先应该对太子李建成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历来史书所记载的李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让位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实属应该,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大唐盛世。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浓雾,我们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

首先要说的是李建成的能力。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李家起兵之前,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并肩作战,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隋都长安。随后李世民攻下王世充占领的洛阳。当时,长安的战略地位并不亚于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顿时使唐军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此后,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王世充占据的洛阳以西也成了死路,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更是不得不顾忌强大的唐军,以及坚固的长安城而按兵不动。随后,李建成又与夏王窦建德相持,将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挡在太原之外,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虽说李世民更善于用奇兵,并且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但是并不能就此认定李建成的军事能力比李世民差很多。

李世民的军功高于李建成,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李建成是太子,后来只镇守长安,没有太多上战场的机会。这样的人物历史上比比皆是,诸如隋炀帝的哥哥杨勇、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等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记载大概就是其与父亲的妃子通奸。有史书说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即玄武门之变当年)密奏高祖,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但李渊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李渊脾气再好,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到对当事人继续宠幸的地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或许这条罪名本就是莫须有的。

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李建成搞内斗的智慧并不高明。虽然他一直以阴谋家的身份出现,但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而弟弟则一举成功。这一点让人不能不认为,李建成根本不擅长窝里斗。事实上,李建成不断排挤李世民,起初确实不完全是他的本意,其三弟李元吉在背后点了不少邪火。后来感受到了威胁,才开始主动地排挤这个弟弟。

反过来再看李世民。正史中,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究竟是否真的一直在被动地忍让呢?似乎不是,相反,根据史书的记载,李世民确有代替李建成的想法。

根据史书记载,武德四年,李世民攻打洛阳前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远知预言:“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对此话非常重视,当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俨然君王气派。大概此时他已坚定了夺位于建成的决心。

当时大臣封德彝便注意到,李世民自恃功勋卓著,不太甘心居于太子之下。可见,在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只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李元吉以及后宫、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形势要求李世民必须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

史书中有一件事让人生疑。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进行骑马射箭比赛,一分胜负,李建成将一匹劣马给了李世民,结果劣马失蹄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重重,更像是李世民设的陷阱,理由有三:

第一,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自己挑马?

第二,李建成明知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不可能不识蹶弓劣马,却在父亲和众目睽睽之下使出这等拙劣手段,他的智商会如此之低吗?

第三,李世民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只能理解为,李世民故意放大事态,让父皇和大臣看到李建成是有意加害于他。

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的一件事,也是决定性的事件,疑点更大。当天,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给他喝了毒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却大难不死。更不可思议的是,“吐血数升”的李世民,竟然在几天后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玄武门前,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用现在话说,这真是把读者当白痴了。

由上可以判定,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李世民是被施以重彩的,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应该就是他手下主管编修《国史》《实录》的房玄龄等人。

当然,李建成也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太子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焦虑。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王晊,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向李世民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是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后虽曾跟随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由此,不由得让人怀疑,常何是李世民处心积虑埋在建成身边的一颗棋子。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资料,仅见于房玄龄等人删改的《国史》、编修的《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此。在稗史中竟然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资料,不能不叹服李世民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只可惜,事实再怎么掩盖,总会露出些端倪,一点一滴留之后世,真相也就这样一点点重新见光。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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