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抗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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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直到30年代中期,日本与缅甸在政治、经济、人员等方面的联系,都很微弱。30年代在缅甸的日本人不到600人,与数以万计的欧洲人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在缅甸的日本人的经济地位也不能与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相比。在缅日贸易方面.1937/38年度日本对缅甸的进口占缅甸进口总额的9%,缅甸对日本的出口仅占缅甸总出口的2%。 日本策划侵略缅甸,一开始是同日本侵略中国联系在一起的。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军民英勇抗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企图。1938年10


直到30年代中期,日本与缅甸在政治、经济、人员等方面的联系,都很微弱。30年代在缅甸的日本人不到600人,与数以万计的欧洲人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在缅甸的日本人的经济地位也不能与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相比。在缅日贸易方面.1937/38年度日本对缅甸的进口占缅甸进口总额的9%,缅甸对日本的出口仅占缅甸总出口的2%。

日本策划侵略缅甸,一开始是同日本侵略中国联系在一起的。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军民英勇抗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企图。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部认为,蒋介石政府之所以能继续抵抗,是因为通过东南亚陆上交通得到西方的支持。为了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也为了掠夺东南亚的资源,进行长期的侵略战争,日本军方竭力鼓吹“南进”东南亚,而1938年到1939年欧洲事态的发展,实际上鼓励了日本的“南进”,1940年7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确定南进基本方针的《国策纲要》,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在谈话中公开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把缅甸也纳入“共荣圈”范围。1940年9月,日本国策研究所民族问题委员会拟定的《对东南亚民族的政策:缅甸方案》,明确提出,使缅甸“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1941年7月2日,日本帝国会议作出决定,日本的首要目标是击败蒋介石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必须南进,占领东南亚,为此不惜与英美一战。

日本对缅甸的侵略,是实现它的这一重要战略目标的一部分。侵缅的第一个目标,是切断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外联系的陆上通道滇缅公路。自从1940年9月日军入侵印度支那、切断滇越铁路之后,滇缅公路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联系通道。国民党政府需要的军用物资,如枪炮、汽车、汽油、药品、无线电器材,主要由滇缅公路运入中国。中国的锡、皮革、生丝、桐油等农副矿产品通过滇缅公路输出国外,对支撑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也起了一些作用。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把切断滇缅公路看作是搞垮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一着。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就已提出,“靠军事行动,直接切断援华路线”。在1941年日美会谈中,日本要求美国必须“封闭滇缅公路,不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

但是,日本从外交上迫使美英关闭滇缅公路的企图没有得逞,派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在军事上也难以实现,于是就把目光转向缅甸,因为占领缅甸自然也就切断了滇缅公路。因此,切断滇缅公路是日本侵略缅甸的一个重要目标。

日本侵略缅甸的第二个目标,是企图掠夺缅甸的大米和矿产品。当时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输出国,每年输出大米300万吨,而日本每年要进口大米170多万吨,还不能满足国内需要。缅甸又是当时东南亚重要的矿产品输出国,钨矿产量占世界第一位,石油产量近100万吨,仅次于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铅产量也占世界第五位。此外,还产锌、镍、银、铜等矿产。缅甸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矿产资源,早已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垂涎欲滴。

最后,日本侵略缅甸,是为了控制战略要地,在军事上巩固“大东亚共荣圈”西侧。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侧,西邻印度,北接中国,东连印度支那和泰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缅甸,西可威胁和入侵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北可入侵云南,包抄国民党政府的后方,又完成了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占领,在军事上具有“箭三雕”的作用。盟军也深知缅甸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东南亚地区,缅甸一直是盟军后来反攻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主义者严重的错误选择早在30年代末,日本海军、陆军和驻缅甸使馆,就按照日本军国主义的意图,指挥日本间谍在缅甸搜集情报,进行间谍活动随着日本加紧实施“南进”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在缅甸的间谍活动。1940年,日本大本营派陆军部大佐铃木敬司去缅甸活动。铃木1918年毕业于陆军军事学院,1932年出任日本驻菲律宾武官,回国后又担任过军事学院教官。1940年6月,他化名南世益以《读卖新闻》记者和“日缅友好协会书记”的身份,进入缅甸。他通过在缅甸的日侨,与“我缅人协会”的一些领导成员建立了联系,还深入到中缅边境,了解滇缅公路的情况。在此前后,日本海军部的间谍国分正三与缅甸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德钦巴盛等,建立了秘密联系,并与他们一起策划由日本人支持发动“起义”的秘密计划。

1941年2月1日,日本大本营又建立了专门从事对缅甸工作的特务机构“南机关”,由铃木敬司担任负责人。1941年3月,南机关在泰国曼谷建立了总部,对外称为“南方企业研究”。南机关成员以从事林业、矿业、商业调查作掩护,在泰缅边境地区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绘制地图,为日本入侵缅甸作准备。

缅甸人民的直接敌人,是英帝国主义。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缺乏了解,一些缅甸民族主义者还对日本抱有好感。30年代后期,在缅甸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中产生了亲日派。巴莫、登貌、吴素和德钦巴盛、德钦吞欧等,都想同日本帝国主义拉上关系,增加同英国人抗衡的力量口1935年,吴素访问日本回国后,就在《太阳报》上大肆吹捧日本。1939年底,巴奠派登貌访日,得到了日本给予援助的保证。1940年夏天,登貌在仰光群众大会上公然鼓吹“缅甸不应惧怕外国的侵略,只要这将使它变成自己的国家”。这无异于公开号召欢迎日本侵略缅甸。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在缅甸培植亲日势力时,英国殖民当局顽固地坚持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的立场,不仅关闭了同以“我缅人协会”为代表的缅甸人民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大门,而且大肆镇压缅甸民族解放运动,逮捕其领导人。这在客观上迫使缅甸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些人走上与日本合作的道路。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逮捕、镇压,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支配自己的政治行动,把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昂山和以德钦妙,巴瑞等为首的“人民革命党”最后走上与日本合作的道路,1940年8月,铃木与“人民革命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以日本愿意帮助缅甸独立为诱饵,诱骗他们与日本合作。1940年底至1941年初,人民革命党同日本签订秘密协定,规定由日本帮助建立缅甸独立军,并负责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独立军司令和顾问由日军担任;独立军和人民革命党配合日军进攻缅甸;在日军攻下丹那沙林后,即承认缅甸独立,建立临时独立政府。1941年2月,南机关在东京召开会议,通过缅甸独立计划。同月,昂山潜回缅甸,组织“三十志士”去日本,后来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海南岛接受训练。他们后来都成为“缅甸独立军”的指挥员。缅甸民族主义者与日本合作,背离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总的潮流。这是他们严重的错误选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缅甸的战争,开始于1941年底。1941年12月15日,日军占领缅甸南端的维多利亚角。23日,日军飞机大肆轰炸仰光,炸死2000余人,炸伤1700余人。

1942年1月,日本侵略军第55师一部从泰国出发,进攻缅甸。1月14日,日军占领维多利亚角空军基地。在日军发起大举进攻时,在缅甸的英军根本没有作好抗击日军的准备。当时英军在缅甸只有第一师和第十七师两个师的兵力。第一师匆忙扩充,官兵素质都较差,许多下级军官都由白人律师、商人、种植园主充任,士兵缺乏足够的武器和训练。第十七师也是临时组建,武器陈旧,没有在热带丛林作战的经验。因此,在日军的凶猛攻势下,英印军队死伤619人,800多官兵被俘。2月9日,日军第15军渡过萨尔温江,英军第十七师师长史密斯下令炸毁锡唐河大桥,以摆脱日军追击。此役中英军伤亡1300多人,1100多人被俘。日军在3月3日渡过锡唐河,3月7日占领勃固,次日占领仰光。英国不战而退到卑谬,仰光居民大多逃离。这座40万人口的城市,仅剩下15万人。

仰光既得,日军开始缅甸战役的下一阶段,向缅甸腹地推进。日军总兵力约9.5万人。当时英军第十一师、第十七师和第七装甲旅已编为缅甸第一军团,统属史利姆将军指挥。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三个军,也入缅参战。中英军队合计约10万人,并不下于日军,但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作战计划,不能很好地协同作战。3月中旬的东吁之战中,中国第5军200师戴安澜将军率部英勇抗击,重创日军,但无力扭转整个战场上的不利形势。日军于3月30日攻占东吁,4月29日攻占腊戌,5月1日进入曼德勒,5月8日占领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中国第22师、第38师的回国退路被切断:只得经胡康河谷退入印度。英军也在5月18日退到印度的印法尔。日军于5月30日攻占印缅边境西北部的塔曼提。到此,整个缅甸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在整个缅甸战役中,日军仅死伤2413人,盟军却死27454人,被俘4918人,其中英印军队损失13000人,包括9000人失踪。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缅甸的统治不得人心及其在日本进攻面前采取的放弃缅甸、确保印度的战略,是英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惨遭失败的主要原因。

缅甸独立军抱着自己的目的,参加了日军侵缅的军事行动。1941年12月28日,缅甸独立军在曼谷正式宣布成立,新兵宣誓效忠于缅甸的独立。12月31日,独立军分三个支队,进入缅甸。到1942年2月,独立军已发展到800多人。1942年3月,奈温率领的一支独立军进入仰光,受到当地群众欢迎。这时独立军已发展到1万多人。缅甸独立军和人民革命党的一些党员为日军充当向导,筹集粮食,直接参加对英军的作战,使得日军在侵缅战争中,在多方面占了便宜。

但是,缅甸独立军想借助于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实现缅甸的独立,不过是幼稚的一厢情愿而已。日本帝国主义不过是利用缅甸独立军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日本在占领仰光后一周,就建立了军政府,由日本第15军控制缅甸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一切事务。日军不久就在缅甸实行了比英帝国主义更为野蛮的法西斯统治。

早在日本入侵缅甸前,缅甸共产党人和“我缅人协会”的一些成员,就已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开始考虑进行抗日斗争的方法和道路。在日本占领缅甸后,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真面目,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有的与英国设在印度的机构取得了联系。这一时期缅甸人民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从各自的认识和立场出发,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但是,相互之间缺少联系和合作。

1942年4月29日,从英国监狱中逃出的“我缅人协会”的一些左翼领导人,在曼德勒以北的卡包村召开会议,与会的有德钦梭、德钦登佩、德钦觉盛、德钦妙温等。他们认为缅甸争取独立的道路,只能是抗日的道路。会议决定由德钦梭、德钦登佩等人去中国或印度,寻找对缅甸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1942年7月,德钦登佩和德钦丁瑞进入印度。德钦梭在到仁安羌时,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留在缅甸国内进行抗日斗争。1942年4月到7月间,登佩和德钦丹东印制了许多抗日传单。

德钦登佩和德钦丁瑞在进入印度后,被英国人带到加尔各答,后来又到新德里,在英国设在印度的对外宣传组织—情报部远东局工作。后来又与英国在印度的特工机构特别行动委员会建立了联系。这个委员会直属于英国战时内阁领导,负责组织在东南亚的对日斗争。1944年发展到1300人,其中136部队有600人。

德钦登佩在1943年受到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派遣去中国,他在1月18日到达重庆,住了7个月。他在重庆时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深感不满,但他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出版物包括毛泽东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些著作。结果,产生了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总问题》,这本小册子后来曾发给缅甸国民军的军官。

1943年底登佩从中国重庆回到印度,被承认为缅甸反法西斯力量的代表。当时英国正在制定重占阿拉干的计划,亟需得到缅甸人的支持。不久,德钦丁瑞就被派往缅甸,带回来许多情报和德钦梭的回信。从此,德钦登佩就与缅甸国内的抗日力量建立了联系。

德钦梭在仁安羌与德钦登佩分手后,于1942年7月进入仰光,转入地下斗争。他在当年写了小册子《独立宣言之一》,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提出了缅甸抗日斗争的目的。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斗争和游击战争的论述译成缅文,以“缅甸共产党”的名义印发。但是,这些印刷品传播不广,主要供地下组织成员学习。这些成员大多数是过去“我缅人协会”和学生组织的领袖。

1943年初,缅甸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下缅甸的德达耶镇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人,有德钦梭、德钦丁妙等。德钦梭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要加强抗日活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批评了“等着瞧”的消极态度。这个报告在1944年作为《独立宣言之二》发表。

缅甸共产党人努力在工人农民中活动。共产党人在仁安羌油田和乔油田、在仰光的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中,都建立了抗日小组。但是,由于工业的崩溃、日本的严密控制和以及自身缺乏工作经验,进展不快。共产党人的活动在农村地区取得的进展要更大些。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出现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队。1943年4月,下缅甸各地的抗日干部在勃固开会,研究壮大抗日力量问题。

德钦梭自从转入地下斗争之日起,就同德钦丹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由德钦丁妙担任联络员。德钦丹东把有关的消息和情报及时传送给德钦梭,还秘密地安排出版和散发缅甸共产党的秘密材料。丹东和他的弟弟还做“东亚青年联盟”领导人的工作。这个组织在1944年发展到5万人,它后来也站到了抗日的一边。

缅甸共产党人还在过去的“红龙书社”成员、“我缅人协会”成员和“穷人党”成员中进行大量工作。缅甸人民革命党虽然也对日本人的统治表示不满,但是,这一时期它没有积极组织抗日活动。觉迎甚至反对散发传单,认为这是“多余的”,因为人民已憎恨日本人的统治。倒是巴瑞领导的仰光市民防卫队,曾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武器。

缅甸国民军(1942年8月前为“独立军”)的一些官兵早在1942年初就对日本违背诺言,不让缅甸独立,感到强烈的不满。“三十志士”之一的波觉佐,早就在军人中组织抵抗小组。1942年在缅甸军人中出现了“青年军人抵抗小组”,一开始有19人参加,他们中有昂季、貌貌、丁佩、盛温等,大多数是营、连级干部。从1942年6月起,他们就秘密散发各种小册子和反日宣传品,仅小册子就有17种,内容涉及抗日运动的组织、战略、战术等。他们反对日本的统治,但不主张与英国合作,认为后者同样是缅甸的敌人。他们与奈温有私人联系,一些人(至少是昂季和貌貌)与觉迎、巴瑞有个人接触。昂山本人,在1943年也对日本的统治表示不满。他在从东京回来后说,日本给缅甸的独立不过是形式而已。

1943年8月至12月间,“青年军人抵抗小组“曾举行过几次秘密会议,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讨论了组织和战略问题。他们在1944年5月曾计划在1944年6月22日发动起义,以抢在英国人重返缅甸之前,也抢在缅甸共产党人前面。在当时情况下,这种起义不过是冒险而已,必然遭到失败。因此,德钦梭获悉后,立即致信他们,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团结抗日战士,积蓄力量。仓促起义,只会毁掉抗日力量,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奈温也不同意“6.22起义计划”,认为需要加强组织、准备工作积蓄力量。

缅甸国民军青年军官的活动,对昂山有很大的影响,是促使昂山下决心领导抵抗运动的重要动力。

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遭到美军的进攻,逐渐处于守势。这年年底,在印度的英军第14师又进攻阿拉干沿海,准备夺回缅甸。盟军的反攻,给日本在东南亚的统治造成了威胁。进入1943年以后,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已落入美军手中,形势对日本更为不利。为了稳定在缅甸的殖民统治,日本统治集团不得不变换手法,作出一些让步,允许缅甸在1943年8月1日“独立”。的计划,首相东条英机却在日本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上说,“日本准备在年内承认缅甸独立”。1943年3月10日,联席会议通过了《缅甸独立指导原则》。主要的原则是:

1.1943年8月1日承认缅甸独立。

2.以巴莫为总理。

3.缅甸政府“只允许采取专制”,政府各部门由日本顾问指导事务。

4.外交上与日本合作,向英美宣战。

5.军事上与日本进行全面合作,给予一切必要的协助,缅军由日军指挥。

6.接受日本的经济政策。

1943年3月11日,“缅甸行政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巴莫、登貌、德钦妙、昂山等离开仰光,访问日本,3月24日回到缅甸。5月8日,成立了以巴莫为主席的“缅甸独立筹备委员会”,副主席是驻缅日军的副参谋长,成员共24人。巴莫之所以被日本人挑选为主席,不仅因为他在缅甸民族主义者中有一些声望,还因为他的亲日思想和亲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此时的巴莫已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思想,提出了“一个血统,一个声音,一个领袖”的口号,表现出很大的独裁性。这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独立”的缅甸政府只允许采取专制的要求最为合拍。

1943年7月,“缅甸独立筹备委员会”提出《宪法》,按照这部宪法,国家元首称“阿迪巴迪”,有权任命政府部长和总理,兼为军队总司令,拥有全部立法权。

1943年8月1日上午11时20分,缅甸宣布独立。巴莫担任国家元首兼总理,德钦妙出任副总理。其他重要的政府成员有:巴温(内务部长)、登貌(财政部长)、昂山(国防部长)、吴努(外交部长)、丹东(农业部长)、礼貌(交通运输和水利部长)、吴登昂(合作部长)、吴拉佩(林业部长)、拉敏(教育和卫生部长)等。奈温被任命为缅甸国民军总司令。当天下午,日本、德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泰国、伪满洲国、汪伪政权承认了缅甸独立。

在日本的导演下,缅甸形式上获得了独立,但是,实际上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通过与巴莫政府签订《日缅合作条约》、《秘密军事协定》,牢牢地控制着巴莫政府,掌握着在缅甸的一切大权。这些条约规定:

1.缅甸政府与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进行合作,以确保“大东亚战争”的顺利进行。

2.缅甸政府与日军合作,给予日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确保日军在缅甸的军事行动”。

3.缅甸政府向日本军提供军用土地、战争物资、劳动力。

4.缅甸的交通运输、警察组织仍由日军控制。

5.缅甸政府的一切重要部门,都设日本顾问。

6.缅甸少数民族地区由日本在缅军事当局直接控制。

“独立”的缅甸的内政外交,实际上仍完全由日本操纵。在外交上,是日本大使而不是缅甸政府决定缅甸的外交政策。缅甸“独立”的当天,就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外交部长吴努对外交事务.毫无决策权。他后来回忆说,“我要讨论什么事情,都得去他(日本大使)的办公室”。缅甸对外派遣使者,也必须经过日本的同意。

在军事上,日本虽然把“缅甸国民军”的指挥权在形式上转交给巴莫政府,但是根据日缅事密约,日本军事顾问团对军事问题有最后决定权。

可见,所谓“缅甸独立”,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自身处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为拉拢缅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而采取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独立”后的缅甸仍然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

但是,1943年8月缅甸在形式上毕竟取得了独立,它在客观上对缅甸历史的发展和后来争取独立的斗争,确实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影响。

首先,日本统治集团由于公开宣布“缅甸独立”,就不得不承认缅甸的国家主权,在形式上给予缅甸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些主要的外部特征。这一让步是过去英帝国主义从未作出的。在缅甸人民后来反对英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1943年宣布独立这一事实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战后英国殖民当局也不得不考虑的。

其次,1943年“缅甸独立”,也使得缅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其上层的政治地位和实际权力有所上升和加强。缅甸的行政机关虽然处于日本顾问的“指导”和监督下,但是,行政官员基本上都由缅甸人组成,他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并享有比英国统治时期更大的权力。一些人利用合法地位,做了许多有利手缅甸人民的工作。缅甸国民军虽然处于日本军事顾问团的控制之下,但是,日本对缅甸军事事务的实际干预毕竟减弱了。缅军长官在任用军事人员方面有了较大的自由。军队有所扩大,装备有所改善,军事素质也有所提高。缅甸军队的这些变化,客观上为缅甸在1945年3月27日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造成了一些有利条件。

巴莫政府在行政上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地政府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各重要部门都设立了日本顾问。其次,在官员的称呼上,都用缅语词汇。军官称为波,最高军事指挥官称为波永基,官员称为蕴。

作为政府首脑,巴莫竭力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坚持“一个血统、一个声音、一个领袖”。他很注意利用传统和宗教,为他的统治服务。在1943年8月1日的独立仪式上,巴莫安排演奏了宫廷音乐。他本人把“敏纪”作为自己称号的一部分。1944年,他又把婆罗门祭师召集到仰光,主持女儿的婚礼。他发誓要象“昔日的王室保卫者一样,保卫佛教信仰”。1944年8月,巴莫在仰光栽种了从雍籍牙故乡瑞冒带来的“圣树”,以示统治整个缅甸。

巴莫的亲日和专制,使缅甸人民对他由不信任变为憎恨。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巴莫也利用日本的困境,提出一些民族主义的要求。1944年6月,巴奠修改了他在1943年出版的《缅甸新秩序计划》,提出缅日关系合作的几个最低要求,要求日本不干预缅甸政治上的事务,给缅甸文职官员与日本军人平等的地位。1944年11月巴莫访问日本时,又提出要日军撤出缅甸。巴莫政府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战前“我缅人协会”的成员。他们当初抱着依靠日本的帮助实现独立的幻想,走上与日本合作的道路,但日本的法西斯统治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因此,他们虽然参加了巴莫政府,却不同于巴莫。他们中大多数人忠于为实现缅甸的独立而奋斗的目标,有的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做了许多有利于缅甸人民的工作。特别是德钦丹东,在降低土地税、重新分配土地、使农作物多样化、发展农村合作社和发放农业信贷方面,尽可能地做了许多工作。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德钦丹东在缅甸农民中已建立了巨大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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