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研究抗战应挤掉国军官方战报中的水分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有关抗战时期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推进,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日趋客观公允。相对而言,有关抗战本身的军事史研究略显滞后,如对正面战场的探讨,还偏重于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过程描述,而对军队的组织形态、指挥运作、战略战术、作战能力、教育训练、官兵人事,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士兵的招募与兵营生活,以及战地和后方的党政军民关系等,深入系统的实证探讨尚不多见。史实方面,尚有一些基本的面相模糊不清。资料方面,有些常见的、重要的史料亦未为学界充分利用。

最近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1]三人的日记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即已公开出版,然而学界关注者似不多。三人日记的共同特点是记事翔实、坦诚,不仅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经历、见闻和心得,还记录了交往人群的言论与见解。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因阅读手稿本的“不快”,笔者在数年前虽多次检视,但每次都未能耐心通览。此次下定决心才将其通读完毕。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本文是在读完三部日记之后所作的一篇读史札记,主要选取战时国军较具普遍性而尚未为学界关注或关注不够的若干面相有所呈现,有所补充,并非一篇全面论述抗战时期国军特质的论文。[2]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3]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提及战争与军事的很多细节和细致的方面,是其他史料中甚少见到的。更难得的是,张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4]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5]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6]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何成濬即指出:“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各国对外作战情形,大略皆类此,不过中国之高级长官技术特为巧妙。”[7]作为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自然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

薛岳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五万余遭同僚笑斥

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在战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薛岳即“运动”各方为其宣传,“预祝胜利”。徐担心其“过甚宣传”,因“我宣传过甚,敌欲罢不能,徒增其对我努力”。他让人转告薛岳:“等击退敌再宣传,何争此一时”。[8]但薛岳不仅没有中止,反而进一步“扩大宣传”,“有不能抑制之势”。徐永昌日记载:“(第九)战区方面竟迳向几家报纸发表无理宣传,(未经新闻检查),谓毙敌三万几千,伤敌六、七万,俘敌八千几,致使招待记者席上某某外国记者询问本会发言人,对湘北敌已无所用其追击等等讥讽,顷,敌人亦名我纸上战斗胜利。”[9]

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如徐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次湘北战役,我用师三十一(军十一),伤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二,亡八千七百八十二。……又据报,获步枪一千一百三十四,轻、重机枪三十八,各种炮十四、战车九,俘虏二百四十七(详确否尚待详报到部后再看)。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日前由渝招待前往者)谈话,发表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又据报,长沙外藉传教师语外记者及武官,敌人二十七日入长沙约两万人,留四日退去。又该访察团对湘北战颇感失望云。[10]

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徐永昌感觉无法确认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发布战讯深感为难。到10月25日,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

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汩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11]

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12]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第九战区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枝,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我军真正胜仗,第一次台儿庄,第二次昆仑关,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其俘获尤属空前。[13]

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

(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14]

军委会与会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为薛岳所报敌我伤亡人数及敌我伤亡比例实在“过于虚妄”。据一般观察,抗战时期敌我之战力,大致是“敌一师可抵我六师”(详见下文),以这样悬殊的战力对比,显然不大可能以我军伤亡二万九千余的代价,取得毙伤敌军五万余的辉煌战绩。

一般战争中,交战双方对于己方的伤亡数比较容易掌握,而对敌方的伤亡数则不易弄清。而前线将领为了邀功,或交战双方为了宣传,有意夸大毙伤和俘获敌军的数字亦属常态,所以战争中双方对外公布的伤亡数字往往出入甚大,一般都不可信。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而国军则内部报告亦不可靠。正如何成濬所言,各战区的作战报告多不确实,只是薛岳做得“太过”而已。据徐永昌描述,前方将领的报告,往往“情况稍急即万分告急,稍缓又自夸能炫虚”[15];“情况稍好便声张我军如何如何有力,稍坏又自称毫无力量”。[16]而张发奎的说法是:“军一级单位喜欢夸大伤亡数字以显示战事有多么惨烈,他们通常多报敌军的损失,而失踪人数往往申报为负伤。”这是国军的传统,早在1937年以前的内战时期就是如此。[17]

蒋介石估日军伤亡放大十倍估己方伤亡缩小十倍

对于高级将领竞相虚报战绩的现象,徐永昌不无感慨地说:“今时代实为一宣传时代,出风头时代。”[18]类似之语不止一次见诸其日记,并非徐随意而发的一句感慨。不仅前方高级指挥官“宣传太过”,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很重视战争中的宣传,会亲自过问和布置某次战役的宣传事宜,甚至要求提前发布国军战胜战报。徐在日记中写道:

蒋先生略于督责训练,督责战斗,一意于宣传工作,岂知作战宣传须名实相称,否则事实稍迟即明,无异自暴其丑,非善后计也。敌人师出无名,苦于久战,广大散布,军纪日坏,益以内外反战风炽,所以战斗力日趋于下。然我一个上等师抵敌两大队,力量每感不足,则战之宣传份剂(引注:原文如此。“份剂”当为“分际”之误)与应努力之点,亦既明示之矣。[19]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20]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21]不知蒋的这一折算比例(扩大10倍或缩小10倍)有何依据,是否意味着中国方面对外公布的伤亡人数,亦有这么大的“水分”。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22]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一般印象似认中国统帅部对于战情粉饰逾分,不愿承认挫折,失败更无论矣。……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无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23]宋子文、顾维钧等据此认为“宣传过甚往往得到相反之作用”。[24]徐永昌更是一向反对“过度宣传”,以为“架空或不尽实在之宣传所得效果或属一时或全无用,除非目的即在骗人一时,否则‘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一语形尽宣传之无用矣。”[25]对于宣传的不实,不仅外人不信,国人亦渐表怀疑,如1943年12月官方对外发布“攻克常德”的消息,民众即多存疑问。[26]日军方面更深知,他们每次撤退时,都会被中国方面宣传为“大捷”,故有时攻占某城而又无意长期占据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撤出时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27]

抗战后期国军某些部队缺额率高达50%至80%

抗战时期国军的伤亡人数,除虚报战绩外,还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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