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拷问“汉人”的血统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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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上曾经强大一时的党项族、契丹族、鲜卑族、匈奴族、突厥族等“民族称谓”至今都不见了。用“汉人”切齿仇恨的话说是“被汉人消灭”了,用“汉人”幸灾乐祸的话说是“被追赶的”或“因内、外部互相残杀的”不知所终了,用“汉人”尚存一息人性的话说是“像盐撒到水里一样被汉人溶化了”。这些民族称谓“消失”的结论,用“汉人”一相情愿的话说,不外乎这三种。

2 有文字记载的“民族称谓”的消失,党项族的<西夏>遭遇蒙古攻击时,因其对蒙古降顺的反复无常,成吉思汗下令破城后对皇室“屠种灭族”;没有详细文字记载的(指民族迁移的源流),如契丹族的<辽>、鲜卑族的<魏、燕>、匈奴族的<匈奴>、突厥族的<突厥>等,则无一不是因与周边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失败,或因内部皇权抢夺移位而产生的倾轧变乱,导致国家败亡、一蹶不振、统治者远走它乡。有的于异地重新立国(如已有考证,匈牙利为匈奴族后裔所建);有的自此“隐姓埋名”,史无所录;更多的,是因为“汉人”目不能及,不知其然,所以“主观”上认为这些民族不存在了。

3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考察一个群体,或描述一个群体的行为特征,由于群体所在地生活环境、种群特点、文化渊源、历史沿革及与统治者(所属国)政治与教化的关系,人们常以其所属国的国号或地域名称称呼一个群体,久而久之,国号(或所在地地域名称)则成为一个群体或一个族群的基本称谓。如齐人、楚人、燕人、赵人、秦人;汉人、唐人、宋人、辽人、金人等(为了方便记忆,我常做类似的事:齐楚燕赵秦,汉唐宋辽金。这是不全面的,请原谅!)。大分裂时期和南北朝对峙时代,由于统治政权的兴忽亡速及彼此间相互不能征服,也有把各区域民众笼统称为“西域胡人”、“中原人”、“南人”、“北人”的先例,极端的,也有互称“胡虏”(北方人)、“南蛮”(中原人)、“蛮夷”(南方人)的现象发生(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尤其是后来的<宋>、<辽>、<金>、<元>)。只有在特殊、个别的情况下(比如说以登记、研究或某种需要为目的时)才会区分明确,如我国56个民族称谓中,河边捕鱼人是赫哲族,其中“赫哲”原语意为“河边捕鱼人”的意思;而久被中原人称之为“蛮夷”的“夷”人,因“夷”字含蔑视之意,所以建国后毛主席以“彝”字称呼之,意为“只有团结起来才会有吃、有穿、有住”,拆开“彝”字,上部意为握手联合,中部“米”、“丝”意为吃、穿,下部意为住房。可见,我国目前的民族称谓与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创造或改造”的结果,并非源于历史沿革,也并非一成不变。“汉人”记载的历史是,国在族名在,国灭族名消(只是族名演变的变化,而不是族名载体--民众的消亡),这是不客观的。

4 在华夏历史上,在<明>以前,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并没有确切的族名。政权之间的争斗和分裂势力的割据,也是以抢夺皇位、占领土地、掠夺人口(不管你是什么族、什么人)为目的,并没有强化各群体之间的种族区分。到了<明>代,李善长投奔朱元璋时给朱元璋出了个主意,说朱元璋起事之地靠近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建议朱元璋依之并以此号召天下(公濠产,踞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明史. 李善长传>),朱元璋采纳了。自此,<明>人自称“汉人”,是“汉人”的延续,“汉人”的所谓的民族称谓亦自此“巩固”或“再生”(个别的,也有自称“明汉”的)。应该说,朱元璋利用<汉>朝影响笼络民心以取天下的举措有“英明”的一面,即在客观上使华夏民众重新凝聚为一体(至少表面上如此),但也有极为不利的隐患(容后详述)。需特别说明的是,<汉>朝本身,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所谓“汉族”,当然是多民族结合的综合体。值得回味的是,朱元璋没有选择后来由“汉人”同乡建立的“三国<吴>,南朝<宋>、<齐>、<梁>、<陈>和五代十国<吴越>”作为号召的依托,而是选择了<汉>朝。

附:历史上由“汉人”统治的国家

西汉(前206~公元8,计215年),高帝、刘邦(前206-195在位),江苏沛县丰乡人(不记<东汉>,刘秀九世居河南,应该算河南人)

三国. 吴(222~280,计59年),大帝(太祖)、孙权(222-252在位),吴郡富春(浙江富阳县)人

南朝.宋(420~479,计59年),武帝、刘裕(420-422在位),京口(江苏镇江)人(禅于<齐>)

南朝.齐(479~502,计23年),高帝、萧道成(479-482在位),南兰陵(江苏常州)人(禅于<梁>)

南朝.梁(502~557,计55年),武帝、萧衍(502-549在位),南零陵中都里(江苏武进县)人(禅于<陈>)

南朝.陈(557~589,计32年),武帝、陈霸先(557-559在位),吴兴长城下若里(浙江长兴县)人(灭于<隋>)

五代十国.吴越(893-978,计85年),武肃王、钱鏐(893-932在位),杭州临安人(降于<宋>)

5 那么,史籍所载、如上所述的少数民族真的消亡了么?众所周知,如今生活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有一些自称为“客家人”的“汉族”群体,他们的祖先为避战乱,由中原河南等地迁居而来并世代定居,其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至今仍保留了“古中原人”的某些行为特征,可以说“客家人”是一个可证明民族迁移原因和过程的“活化石”。

此外:

1)当年我在北方某地进修时,遇一来自四川(重庆人)的人种学家,闲暇之余,常听其讲研究“人种学”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他多次提到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各少数民族相互通婚的习俗和趣事,这说明民族的血液一直处于融合过程之中;

2)对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及其“民族称谓”的消失,一些专家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考证,如云南通海县、施甸县等地,都发现了契丹族后裔活动的遗迹(契丹文字碑),这说明国家灭亡后他们并没有远离或消失于这片土地,反而群体向南迁移;

3)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也证明了古“蜀人”与外部(中原、西南)的交流与商务往来;

4)据古文献记载,早在周武王时期,远在今东北的<肃慎>就曾向<周>王朝贡献过楛矢石砮(楛,hu,荆类植物,茎可制箭杆;砮,nu,可做箭镞的石头),这也说明<肃慎>并非是“汉人”眼里的化外之地;

5)<商>、<周>遗迹的考古发现,也从出土玉器的造型上证明了“中原文化”与“红山文化”(在今内蒙古赤峰)的渗透融合。

所有以上,都足以说明从古至今华夏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与演变造就了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各民族的血液,也早已相互融合、溶为一体,尤其是大分裂时期(五胡十六国,304~439,计136年;五代十国,907-978,计71年)。因此纯粹意义上的、与血统有关的、“汉人”所谓的“汉族”,是不存在的,同时也说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血液,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消亡。

6 还是回到上面的问题。血液并没有消亡的少数民族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远离了“汉人”的视线?史载,<宋>、<辽>时期,两国有过疆土之战,也有过长达数十年间的和平与往来。以皇室间的交流为例。辽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年在位,在位51年)、辽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年在位,在位26年)都很仰慕中原文化。<辽史>、<契丹国志>、<古今诗话>中说“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即长,晓音律,好绘画。又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诸臣读之”,当时“雄州安抚都监称宣事云:‘辽人好乐天诗,闻辽主有诗云:乐天诗集是吾师’”;<图画见闻志>、<契丹国志>中也说“兴宗好儒术,通音律。兴宗以五幅缣(jian,细绢)画<千角鹿图>献于<宋>,旁题年、月、日,御画”、“帝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以答之”。<续通鉴长编>中对此亦有记载“宗真尝以所画及御制<鹅雁图>来献,上(宋仁宗赵祯,1022~1063年在位,在位41年)作飞白书答之”。可见,<宋>、<辽>两国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政权(我在此不想说国家),但共同继承了华夏文明。不同的是,当时,<辽>准许<宋>文字入<辽>,却不许<辽>有片纸文字入<宋>,因此,<辽>亡后文字尽毁,不存于<宋>人典籍,致使后来的某些“汉人”因对<辽>没有全面的掌握和了解,以为契丹族消亡了。这举的是有文献记载的例子。再举一例是我旅行途中之所得。我于多年前看过一本由欧洲人所著、具有普及性的、关于人种学的文献类书。于旅途中,我常依此观察各地区民众的外表特征与生活习惯(目前的水平是观其形、听其言、察其行为,可知其祖居何处、哪里人。准确度十有八九),也愿意融入其中。我看到虽然大部分“中国”人登记为“汉族”,但不同地区的“汉族”,其“种族特征”与“生活习俗”却相差甚远,如身材、眼角、颧骨、须发、眉弓、语言。为此我常与一些老人闲聊,言及民族问题。有的老人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只是当初在登记民族时,听说登记为“汉族”有安全保障和某些好处,所以就登记为“汉族”了。如再联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一些学子听说少数民族可以降低录取分数或额外加分,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把原登记为“汉族”的改登记为少数民族。似类之“趋利避害”之例,至今仍屡有所闻、屡见不鲜。最后一个例子,可以用达尔文“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竞争法则(在发展生存空间这一问题上,“汉人”大多偏安一隅、自以为是、“标榜和平”,缺乏拓展、进取和竞争精神,所以用“汉人”的话只能说是外来人“入乡随俗”,被“溶为一体”)来解释所谓少数民族的“消亡”(严格说是“改名换姓,隐姓埋名”)。<民国>初期,由于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主革命口号的影响,加之蒋介石篡权后倒行逆施,夸大“汉人”群体,施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使<清>亡后的一部分满族人(或原登记为满族人)为求自保,被迫为自己取了汉姓(比如“爱新觉罗”可改为姓“艾”,余例不录),给自己贴上了“汉族”标签。然而,考察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当大多数普通民众只是皇权政治下的附属品时,其重要的生存法则是“能好好活下去”,而不是强调自己的民族属性。对影响其生存的“民族意识”,选择“淡之、化之、从之”也是极其常见的做法。在自然界中,也不乏有类似的典型物种,如变色龙、章鱼,都能根据环境的变化于瞬间改变体色,以利于隐藏躲避或增加掠食机会。所以,当“汉人”的政治演变为“压迫政治、愚民政治”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政治”时,那些外表看起来与多数“汉族”人并无二至的“少数民族”,更容易产生“从众”以求生存的心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盐撒到水里被溶化”或“少数民族消失、被消灭”的故事吧(在不是各民族人人平等的环境下,说这种话多少显得不体面)。

7 回到题目上,当我<拷问“汉人”的血统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消亡>时,常使我浮想联翩。我一直在考虑和比较“汉人”或“汉族”这一称谓的利弊。这需要了解这片国土的开拓历史和演变过程。翻开<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1年10月第1版,谭其骧主编)不难看出,<秦>的统一,奠定了我华夏这片土地的基础;<汉>的西拓,使中原民族的势力到达西域;<唐>的强大与胸襟,不仅扩张了<汉>的势力范围,同时先后使<突厥>(今蒙古与西亚)、<室韦>、<靺鞨>等(今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纳入统治范围;到了<宋>、<辽>、<金>和<西夏>时期,其征战地域与统治范围都没有脱离过<唐>朝故土,为<元>朝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再结合从小所学到的历史知识以及后来对史籍的认证,也可以看到,每一次周边民族对“中国”本土的征伐,都伴随着“掠夺人口,抢夺妇女”的现象发生(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史籍中也多次记载少数民族统治者重用“汉人”、收养“汉人”(或中原人)为养子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自汉朝起,“和亲”就已是“汉人”(或中原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历史上著名和亲人物如王昭君、文成公主等,三国时被“抢掠”的蔡文姬也曾为匈奴单于育有王子),这说明,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血液的融合,有史籍记载的,至少从<汉>朝就已经开始了。但到了<明>朝,朱元璋靠“投机手段”“侥幸”推翻<元>朝(朱元璋起兵时,即没有与<元>朝直接较量,也没有扯起反<元>大旗,而是先依附韩<宋>,夺得立足之地;之后是“窝里斗”,甚至是暧昧地打着<元>朝旗号铲除异己,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详见吴晗<朱元璋传>),把蒙古统治者逐出中原,并在占有华夏本土的基础上部分继承了<元>朝疆土(如<元>朝的“辽阳行省”,今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明>朝称“奴尔干都司”,设有边防“福余、朵颜、泰宁”等数卫;<元>朝的“宣政院辖地”,今西藏,<明>朝称“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其中东北在<唐>朝时已是<唐>朝控制的一部分,而西藏则于<元>朝前一直没有纳入中原统治者的统治)。可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最后一战,却喊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翻脸否认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血液里也含有我华夏民族血液一部分的事实,把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对立起来,颇有些婊子立牌坊,“提上裤子不认账”的“泼妇”味道,而“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友好的恶劣名声也至此雀起。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朱元璋和朱棣的后妃群里,都有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妃子,并育有后代,如按“汉人”的极端说法,岂不是朱元璋、朱棣之少数民族妃子所育的后代亦非“中国”人?

8 这话提起来令人心痛。<明>朝是个“作茧自缚”的朝代。朱元璋靠投机、利用<元>朝统治者内哄(争皇位、争权力,内部互相倾轧)而导致的衰败得有天下,赶走了蒙古人,这多少令朱元璋缺乏些许自信。所以<明>朝立国后对外的主要战略任务是防守,是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朱棣五次进军漠北,也是把蒙古人视为主要的战争敌手)。更重要的是,从“驱除胡虏,恢复中华”那天起,<明>朝就把“中华”本土限定在<秦>、<汉>的疆域范围内,甚至只是<秦>的疆域(资以证明的是,<明>对“中华”本土以外的地区,于边界上设有数“卫”,西起新疆哈密向东自长城沿线一字排开,北至今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不同于“中华”本土内的建制),对周边土地的防守(不是攻防)策略是“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撤”(至<明>万历十年,即1582年,西北地区,即今新疆,已全线失守。尽管<明>从未签过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其“故步自封”、“自以为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主宰”的“侥幸”、“狂妄”和“投机”心理,使<明>朝历代统治者都不能平等地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是“赤子”子民),不懂得以“怀柔”、“谈判”的心态和手段巩固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包括自<明>立国开始起就没有间断过的“农民”起义)的关系,动辄以“赦、封、杀”彰显“天朝大国”的“天子”权威和气派。然而,“天朝大国”的“政治与外交水平”并没有为华夏文明留下亮点儿,仅蒙古的“封贡”与倭国(今日本)等的海上贸易,这一南一北两件事,就已使大<明>王朝耗尽国力,不得不横征暴敛、胡采乱挖、拖欠军饷,进而导致持续不断的军变和民变,其结果自然是“人主”大<明>皇帝失信于民、政权每况愈下,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让大<清>朝捡了便宜。按理说,这应该是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但这教训并没有被“汉人”吸取多少,反在<明>朝灭亡的“明末清初”和<清>朝灭亡的“清末民初”喊出了愚昧蠢笨的“反清复明”口号,且口号至今不衰、不绝。

9 话还没说完。还是要翻开<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以证明“反清复明”的愚昧和蠢笨。为此,我不得不回顾和引用某些网上言论。有网民说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朱棣开疆拓土,武功“天下第一”,是民族英雄;也有网民说大<清>朝入主中原,灭亡“中国”,是历史的大倒退;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满<清>入主,灭亡了“中华”文化(四库出,古书亡),是“中国”又一次亡国。如此等等,不一而论。但奇怪的是,当他们高喊着这些“反清复明”口号时,却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自圆其说。以国土为例,早在<唐>、<元>时期,女真族(后改为满族)居住的东北(满<清>发祥地,含今俄罗斯远东地区)就已在<唐>、<元>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到了<明>朝,东北也没有脱离<明>朝控制(一些“反清复明”舆论制造者曾因此沾沾自喜,说满<清>故土本是<明>朝疆土)。如果说朱元璋所恢复的“中华”包括今东北地区的话,那么满<清>入主中原就是内部环境下的改朝换代(内战),不存在“中国”灭亡一说,而“反清复明”、“驱除鞑虏”则成了典型的民族歧视;如果说朱元璋所恢复的“中华”只是指华夏固有疆土(<秦>统一后的疆域或<汉>朝疆域)而视其余土地为“外国”的话,那么任何野心家对这些“外国”领土产生“主权”要求都与“中国”无关,也不关你“汉人”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反清复明”、“驱除鞑虏”的言论,等于变相否认了历朝历代,尤其是<唐>朝(咱不说<元>,因为在“汉人”看来,蒙<元>入主“中国”是“中国”亡了国)为开创这片国土曾建造的巨大功绩,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和“作茧自缚”,尤其是在“汉族”承袭了大<清>朝国土的前提下继续“反清复明”、“驱除鞑虏”、“史可法”“抗日”,无异于破坏民族团结、影响国家稳定,并产生对内、对外关系的不利影响!

10 结束语。因为<明>朝,有了称呼我华夏国土为“中华”的“雅号”;因为<明>朝,我华夏子民有了“汉族”或“中华民族”的民族名称;因为“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以及至今以来某些所谓“汉族”人高唱的满<清>入主“中国”是“中国”又一次亡“国”的“亡国论”,有或必将有“中国”对外关系的被动局面。<明>朝亡了,但国土还在,黎民还都活着;<清>朝退了,但留下的国土却大于<明>朝三倍,国家也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多民族的团结局面也胜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某些“汉族”人仍说“中国”亡于满<清>。显然,在某些所谓“汉族”人的眼里,“国”即是“君”,“君”就是“国”!所以<明>朝“人主”喜欢谈“忠君报国”之论,批责大臣有“无君无父”之语,畅导教化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所以,承前启后,结合<明>朝看“中华”、“民族”、“复兴”,也不过是自轻自贱罢了。每思及于此,我总想把某些所谓的“汉族”人从“汉族”群体中分离出来,称他们为“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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