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一党、一政权,党员干部之执政的关键,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干部管理,提升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一直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就干部管理来说,毛泽东无疑是行家里手,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严惩腐败。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他先后处决了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璧、刘青山、张子善等七名贪污腐化分子。这些人大都很早参加革命,有的一直追随毛泽东左右,战功赫赫,为革命和人民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如此,面对这些腐化堕落分子,毛泽东不徇私情,秉持正义,毅然对他们处以极刑。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黄克功一案,被誉为毛版的“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对此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加强教育。在严厉惩治的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平时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延安整风运动可以说是建党以来最具规模的一次思想教育活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2年春,在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随后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身体力行。毛泽东一生节俭,这是有目共睹的。他倡导“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精神,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十分节俭,这或许和他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不无关系。在注重自身修养的同时,毛泽东还严格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他的子女们。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毛泽东对这个儿子寄予极大的厚望。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对他的要求也最为严格,先后派他参加土改运动、苏联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并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朝鲜。这种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品质,是对每名党员干部最好的最生动的教育读本。

深入群众。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骨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对于中国这句古典谚语深谙于心。为了使政党不脱离群众,永远保持鱼水关系,毛泽东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使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接近群众。比如,“星期六义务劳动日”,每名党员干部都要在这一天走向社会,与群众一起,参加一些社会劳动工作。在秋收农忙的季节,机关干部还要走出机关,到农村,帮助农民开展秋收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教育了广大的党员干部,更主要的是加深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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