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崔健的盒子 一首无法被压制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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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的理想是那个   那个旗子包着的盒子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人们从来没见过   旗子是被鲜血染红的   胜利者最爱红颜色   盒子里的东西变得不重要   重要的算是胜利者的骄傲   骄傲的胜利者最有力量   稳定地坐在盒子上   旗子上的鲜血都开始湿了吧   把胜利者的裤子都染红了   嘿我的理想是那个   那个红旗包着的那个盒子   可是我的身体在这儿哪   被带血的旗子和腿挡着   我的理想在哪儿我的身体在这儿   没有理想的世界在我的

我的理想是那个

那个旗子包着的盒子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人们从来没见过

旗子是被鲜血染红的

胜利者最爱红颜色

盒子里的东西变得不重要

重要的算是胜利者的骄傲

骄傲的胜利者最有力量

稳定地坐在盒子上

旗子上的鲜血都开始湿了吧

把胜利者的裤子都染红了

嘿我的理想是那个

那个红旗包着的那个盒子

可是我的身体在这儿哪

被带血的旗子和腿挡着

我的理想在哪儿我的身体在这儿

没有理想的世界在我的手里

越来越他妈象个耗子

偷偷地咬破了那个旗子

我就要不得你想看见我还活着

可是我的理想太大了

怎么从这个小眼出来哪

一使劲一蹬腿儿钻了进去

才知道这里盒子是一个套着一个

上面的笨蛋哪里知道哪

这里面的盒子是这样多呢

我的理想它到底在哪儿呢

一个接着一个盒子地翻着

终于翻到了最后一个

还是没找到我想要的

突然发现我被骗了

急得手脚乱脚着

突然我一脚踩空了

**这一个洞怎么还很深的

顺着洞里是往下走

越走越深越宽阔

走了多长多久我没有觉得

而且忘了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突然一束光照得我的眼睛疼了

我再往前走干脆睁不开了

为了失去光明我只能站着

站着才知道我的身体是多么虚弱

突然我的理想在叫唤

它不是来自前方而是来自后面

回去砸了那些破盒子

回去撕破那个烂旗子

告诉那个胜利者他弄错了

世界早就开始变化了



十年前听崔健的这首《盒子》,不知道他哼哼唧唧的唱什么。磁带里也没有歌词,而代替歌词的那张画我倒是很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本来是文革早期很有名的一张宣传画,叫《作人要作这样的人》,不过磁带上,把女青年怀抱的枪换成了吉他,把右上角的李铁梅去掉了。

有人说,崔健的歌其实一直是两个主题,性与政治。抓住这两个主题,其实也就理解了他大部分的作品。想想也没错,如果把《一无所有》、《花房姑娘》这样的“爱情”也理解做性,也勉强挂得上勾。但是,崔健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却并不是这两首传唱最广的作品。

如果性是性,政治是政治,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怕的就是崔健的作品中,性和政治经常搀杂甚至纠缠在一起,让人很是迷惑。比如那首著名的《这儿的空间》,你最后不知道他到底征服了(用比较文雅的词)一个姑娘,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而这征服带有的强烈的意淫色彩,终究使人们更加迷惑,更加不知所措,只有在强烈的音乐刺激下,莫名的兴奋,呐喊,宣泄。

在91年,崔健曾经在沈阳开过一次演唱会,据说就有人断言,沈阳的流氓今天都到齐了;可是事后一统计才知道,原来大多数都是大学生。有人还颇为宛转的说了一句,不带校徽都看不出来。

为什么要看出来呢?就是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崔建那些含混的歌词和更加含混的唱腔也是难于理解的。不过知识阶层可能比较偏爱这种感觉,就如同罗大佑,他的许多歌同样难以理解,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可是人们就这样热爱着他。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一百多年的革命史,使我们天生对政治比对性更加敏感。我们可以压抑性,可以“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对政治,我们有许多许多的道理理直气壮的要我们倍加关注和谨慎。在我们心底都有着被小心翼翼掩饰起来的政治情节,我们对一切非官方口径的东西都敏感,而且会感到难言的激动。

所以对崔健的歌,或者更大一些说,对摇滚,我们更愿意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向政治上靠拢,无论是对于写歌的人,唱歌的人,还是听歌的人。而性终究是不能被忽视的,“饮食男女大欲存焉”,在政治情节扭曲下的性,更加变态,龌龊,不可言传。

就如同人们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首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个曾经的或者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人们在对崔健的歌迷惑的时候,也往往忘记了,他给我们的音乐,是源于西方的摇滚。而西方摇滚,本身就游走在性与政治之间。想一想,这样的外部背景,和中国这样的内部背景,有崔健这样的音乐,崔建音乐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这样,崔健的歌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人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崔健到底在嘟囔些什么,人们更喜欢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判断他在唱什么,想表达什么,或者想做什么;而崔健逐渐的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嘟囔些什么,想唱些什么想表达些什么,他被人群,被受众异化了,他想“唱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他的嗓子里发出的,“却是奇怪的声音”。

崔健对这一切的反抗是悲剧性的。他无力冲出这思想的牢笼,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冲出这牢笼。于是他干脆不再思考,丢弃思想。他的音乐变得单纯,单纯得就是音乐而已。这音乐中没有思想,没有政治也没有性,只有音乐,孤独的寂寞的,越来越淡的音乐。

崔健一直不停的走着,走着,走着。“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对于没有到过大海的人来说,大海是什么样,其实终究不过是个幻想。崔健也不过是在幻想。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知道自己是在幻想。所以很早很早的时候,他就预言过: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只不过,等到他终于要远走高飞的时候,却早已没有了那股豪气。可能,人大都会如此吧。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那一年,在那个广场上崔健为他们唱的这首歌,也导致了他和他的作品被封杀。人都会越活越聪明,当你的锋芒棱角被打磨光滑时,你就是一块愚昧大众欣赏的卵石,而你也会因此而避免危险和主导者的打击。

崔健显然非常聪明。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时代的晚上》里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不是谈论政治,可还是有点慌张,可能是因为过去的精神压力如今还没得到释放”这样的词句,暴露出了一丝对妥协的无奈。而在以后的作品中,更注重音乐的表现和对多元化的吸收,崔健作品的特点也就慢慢地消失,或者可以称之为转变。“砸盒子撕旗子”的那种勇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红先生蓝色的骨头”这样一种圆滑。也许再过不久,连这种擦边球的作品都会消失,更多的是音乐混编和即兴表演。崔健也会淡出我们的视角。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我记忆中的这样一首歌——一首无法被压制的,诉说着勇气的,代表着崔健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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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是那个

那个旗子包着的盒子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人们从来没见过

旗子是被鲜血染红的

胜利者最爱红颜色

盒子里的东西变得不重要

重要的算是胜利者的骄傲

骄傲的胜利者最有力量

稳定地坐在盒子上

旗子上的鲜血都开始湿了吧

把胜利者的裤子都染红了

嘿我的理想是那个

那个红旗包着的那个盒子

可是我的身体在这儿哪

被带血的旗子和腿挡着

我的理想在哪儿我的身体在这儿

没有理想的世界在我的手里

越来越他妈象个耗子

偷偷地咬破了那个旗子

我就要不得你想看见我还活着

可是我的理想太大了

怎么从这个小眼出来哪

一使劲一蹬腿儿钻了进去

才知道这里盒子是一个套着一个

上面的笨蛋哪里知道哪

这里面的盒子是这样多呢

我的理想它到底在哪儿呢

一个接着一个盒子地翻着

终于翻到了最后一个

还是没找到我想要的

突然发现我被骗了

急得手脚乱脚着

突然我一脚踩空了

**这一个洞怎么还很深的

顺着洞里是往下走

越走越深越宽阔

走了多长多久我没有觉得

而且忘了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突然一束光照得我的眼睛疼了

我再往前走干脆睁不开了

为了失去光明我只能站着

站着才知道我的身体是多么虚弱

突然我的理想在叫唤

它不是来自前方而是来自后面

回去砸了那些破盒子

回去撕破那个烂旗子

告诉那个胜利者他弄错了

世界早就开始变化了



十年前听崔健的这首《盒子》,不知道他哼哼唧唧的唱什么。磁带里也没有歌词,而代替歌词的那张画我倒是很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本来是文革早期很有名的一张宣传画,叫《作人要作这样的人》,不过磁带上,把女青年怀抱的枪换成了吉他,把右上角的李铁梅去掉了。

有人说,崔健的歌其实一直是两个主题,性与政治。抓住这两个主题,其实也就理解了他大部分的作品。想想也没错,如果把《一无所有》、《花房姑娘》这样的“爱情”也理解做性,也勉强挂得上勾。但是,崔健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却并不是这两首传唱最广的作品。

如果性是性,政治是政治,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怕的就是崔健的作品中,性和政治经常搀杂甚至纠缠在一起,让人很是迷惑。比如那首著名的《这儿的空间》,你最后不知道他到底征服了(用比较文雅的词)一个姑娘,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而这征服带有的强烈的意淫色彩,终究使人们更加迷惑,更加不知所措,只有在强烈的音乐刺激下,莫名的兴奋,呐喊,宣泄。

在91年,崔健曾经在沈阳开过一次演唱会,据说就有人断言,沈阳的流氓今天都到齐了;可是事后一统计才知道,原来大多数都是大学生。有人还颇为宛转的说了一句,不带校徽都看不出来。

为什么要看出来呢?就是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崔建那些含混的歌词和更加含混的唱腔也是难于理解的。不过知识阶层可能比较偏爱这种感觉,就如同罗大佑,他的许多歌同样难以理解,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可是人们就这样热爱着他。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一百多年的革命史,使我们天生对政治比对性更加敏感。我们可以压抑性,可以“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对政治,我们有许多许多的道理理直气壮的要我们倍加关注和谨慎。在我们心底都有着被小心翼翼掩饰起来的政治情节,我们对一切非官方口径的东西都敏感,而且会感到难言的激动。

所以对崔健的歌,或者更大一些说,对摇滚,我们更愿意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向政治上靠拢,无论是对于写歌的人,唱歌的人,还是听歌的人。而性终究是不能被忽视的,“饮食男女大欲存焉”,在政治情节扭曲下的性,更加变态,龌龊,不可言传。

就如同人们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首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个曾经的或者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人们在对崔健的歌迷惑的时候,也往往忘记了,他给我们的音乐,是源于西方的摇滚。而西方摇滚,本身就游走在性与政治之间。想一想,这样的外部背景,和中国这样的内部背景,有崔健这样的音乐,崔建音乐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这样,崔健的歌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人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崔健到底在嘟囔些什么,人们更喜欢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判断他在唱什么,想表达什么,或者想做什么;而崔健逐渐的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嘟囔些什么,想唱些什么想表达些什么,他被人群,被受众异化了,他想“唱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他的嗓子里发出的,“却是奇怪的声音”。

崔健对这一切的反抗是悲剧性的。他无力冲出这思想的牢笼,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冲出这牢笼。于是他干脆不再思考,丢弃思想。他的音乐变得单纯,单纯得就是音乐而已。这音乐中没有思想,没有政治也没有性,只有音乐,孤独的寂寞的,越来越淡的音乐。

崔健一直不停的走着,走着,走着。“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对于没有到过大海的人来说,大海是什么样,其实终究不过是个幻想。崔健也不过是在幻想。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知道自己是在幻想。所以很早很早的时候,他就预言过: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只不过,等到他终于要远走高飞的时候,却早已没有了那股豪气。可能,人大都会如此吧。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那一年,在那个广场上崔健为他们唱的这首歌,也导致了他和他的作品被封杀。人都会越活越聪明,当你的锋芒棱角被打磨光滑时,你就是一块愚昧大众欣赏的卵石,而你也会因此而避免危险和主导者的打击。

崔健显然非常聪明。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时代的晚上》里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不是谈论政治,可还是有点慌张,可能是因为过去的精神压力如今还没得到释放”这样的词句,暴露出了一丝对妥协的无奈。而在以后的作品中,更注重音乐的表现和对多元化的吸收,崔健作品的特点也就慢慢地消失,或者可以称之为转变。“砸盒子撕旗子”的那种勇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红先生蓝色的骨头”这样一种圆滑。也许再过不久,连这种擦边球的作品都会消失,更多的是音乐混编和即兴表演。崔健也会淡出我们的视角。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我记忆中的这样一首歌——一首无法被压制的,诉说着勇气的,代表着崔健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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