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网评: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 ——漫谈民主之一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论上讲,如果民主是目的,那么不管它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其存在本身就是终极价值。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把建设民主视为人类最后一个任务。虽然民主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缺陷,但“目的论”者坚信:“民主”就像葡萄,不成熟时可能很酸,越熟则越甜;“专制”却像柠檬,它必然是酸的,越熟越酸。如果民主只是治理手段,那么假设存在其他更有效的手段,人们完全有理由抛弃民主。奥地利学者熊彼特认为,民主仅是产生治理者的一个过程,而且还不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说,“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尝试过的政府形式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除了民主,“我们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制度”。换言之,选择民主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民主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广大民众又是怎么想的呢?考察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民众对民主的态度其实很“务实”。在他们眼中,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要看它是否“民主”,更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多数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实践一再证明,符合这一标准的制度,“民主”成分少一点,民众仍会拥护;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制度,“民主”成分再多,民众也要“骂娘”。

以韩国为例。通常认为,现在的韩国是民主的,朴正熙时代的韩国(1961-1979年)则很不民主,是“威权统治”的。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朴正熙政府推动韩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汉江奇迹”,为今日韩国的繁荣富强打下了坚实基础。我曾向几位韩国朋友请教:如果朴正熙时代像现在一样“民主”,韩国能不能保持稳定?能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发展和民主哪个更重要?一位韩国在华留学的朋友答道:“非要在发展经济和充分民主中选一个,那还是先搞好经济更重要。”另一位来自汉城某大学的教授面对我的问题,似乎犯了“选择恐惧症”,他说:“如果当时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推行发展计划,经济很难起飞,韩国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不过,民主也很重要……”

两人说法虽有不同,但能看得出,他们对民主的态度都很“务实”,只不过教授更加委婉。事实上,正因为朴正熙加强了中央集权,才得以通过推行国家发展计划实现经济起飞,通过开展“新村运动”、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等方式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因此,尽管他的反对者声称“这个国家只有希特勒式的独裁”,但工人、农民甚至许多知识分子都坚定支持朴正熙。在1966年对大学教授和一些知识团体的调查中,多数人认为,为了获得经济增长,就应该采取“威权主义”。朴正熙本人也完全不畏惧公民投票。为了给他连任扫清障碍,政府于1969年10月组织了一次公投,结果显示,67.5%的民众赞成废除宪法对总统只能任两届的限制。1971年4月大选,朴正熙战胜金大中等五名对手,连任总统。

长期以来,西方流行的政治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天然拥护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热心公共事务,政治参与热情较高,因而由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最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出现和巩固。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指出,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产阶级所构成的利益集团越来越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民主政治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因此,“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中产阶级”。然而近年来,中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大为衰退。从玻利维亚到委内瑞拉、再到菲律宾,中产阶级在试图更换领导人时,开始热衷于诉诸街头示威或向法院提起上诉,而不是正常的民主选举。在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组织起“黄衫军”,并数次走上街头,反对经民主选举上台的国家领导人。中产阶级之所以从民主的忠实拥趸转变为反民主的强大力量,说到底是因为一个“利”字。经济全球化导致许多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日益“无产”化,而民主体制又没用发挥出保障他们利益的作用,自然引发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一人一票选举”的模式促使政治家更倾向于通过民粹主义来获取政治权力,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法治观念自然被削弱了。

看来,民主很重要,但发展好经济、平衡好社会主要阶层的利益也很重要。抛开民主的“手段性”而奢谈其“目的性”,很浪漫,但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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