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地理决定论,而是日本的民族性决定了其军国主义的倾向

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过程

今天的科学,已经改变了牛顿时代经典科学的认识方法。对于具体现象而言,不再是“为什么这样?”的提问和回答,而是做“如何发生”的事实研究。前者是关于因果的问答,后者是关于已发生事实的不断深究。比如,研究20世纪东亚最重要的现象——日本军国主义,这两种方法的差别,前者是做“为什么产生”的“学问”;后者则是研究其产生的事实过程。

还是聊聊,先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开始。

古代,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相似度非常高。近代,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遭遇后,中日两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应该重点看看,古代中国和日本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古代日本,同样是中央集权,同样有地方自治,微观看,相比已经中央集权实践了1000多年的中国,有很大区别。大致有以下几点:

1、军人集权而不是文官集权

自1185年至1867年,日本历史上共经历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三个幕府历史时期。幕府政治实质是武家政治,国家为军事统治。幕府首脑称征夷大将军,形式上授命于天皇,实际为国家最高权力。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式,在中国都是短暂时期,最著名的是曹操。日本人喜欢研究三国,和自身历史有关。

2、地方自治形式更接近欧洲

由于国家统治为军事化,向下的权力让度形式便是封建采邑。这种形式和中国秦朝就已经实行的封建郡县制大不同,与欧洲的封建采邑制接近。

古代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底蕴几乎相同,同样以儒家的血缘关系为基。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于中国是文官政治,日本是武家政治,社会统治阶层的依赖群体也出现了区别。简单说,中国是依赖文化凝聚力(血缘关系发展后的形式)为教化的文官统治群体;日本是依赖家族武士为军政的军人群体。由幕府到大名,再到城主,再到授禄武士,日本由一个一个武士集团,从大到小构成了国家统治的上层建筑。

3、等级制和社会矛盾

古代日本的等级制,比中国严重得多。从两个角度去看,一是社会不同等级群体的个人升迁渠道。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和平时期个人打破等级藩篱的主要手段,而日本,武士只能从战功中晋升。武士群体有追逐战功的内在需求,这和普通人希望和平的朴素愿望相悖。这一矛盾,一直存在于日本古代社会。日本历史上“下克上”的事例比比皆是。一个古代鲜有外族侵略的岛国,自身却一直内乱不已,严格地说,直到日本战国以后的德川幕府,日本才实现了真正的统一。

二是经济基础人群的社会地位。

古代中国和日本,同是农业国。中国一直以农民和农业价值为首,读书人也基本出自农民群体。日本则不同,武士和农民之间有着极高的门槛,低贱武士和家族武士之间也有着很高的门槛。农民和农业,一直是日本武家政治残酷压榨的对象。

古代日本的农民起义,表现形式和中国大相径庭,次数多且频繁,规模大的罕见,而且被镇压时间短。其实,这容易理解,日本军事统治在社会第一线。几个农户造反,马上面对带刀武士,武士力量不足,马上就有城主或大名的武士群支援。因此,只有在国家武士阶层混战时期,才会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比如,在日本战国时期。这一性质和古希腊的斯巴达统治有相似之处。武士阶层具有自身的集团利益和价值文化,除了少数低贱武士会加入农民群体外,大多数武士会认为这是自贬身份的羞耻行为。

4、天皇和幕府的矛盾

名义上的国家首脑和实际的国家统治者一直处于两分状态,用脚后跟想,也知道这样的上层建筑矛盾重重。历史上,日本的历次全国性内乱,都和天皇有关。

源赖朝凭借武士集团,打败了天皇旗下的贵族集团,创立了镰仓幕府。以后,皇族贵族势力抬头,要削弱武士集团,足利尊氏又打上京都,立傀儡天皇,开创了室町幕府。这次幕府建立,是有实力的大名为维护武士集团利益所组成的联合政权,名义上都没有统一日本,史称南北朝。实力大名纷纷割据后,进入了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羽柴秀吉、明智光秀、德川家康等等走上日本历史舞台。最后,丰臣秀吉(羽柴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死后,政权被四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夺取。德川家康在关原合战中打败石田三成,在江户开创了德川幕府。

短短400年的时间里,眼花缭乱的权力更迭中,都有天皇的影子。大名们以天皇为道具,皇族们不甘心只成为道具。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翻脸比翻书快,构成了日本当时国家政治的主流。

应该说,日本古代社会的诸多特殊性,在20世纪都有体现,有些还原封不动地再现。不需要强找什么因果关系,更不需要对日本历史做什么褒贬,看看过程,得到些许体会,主要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实践而服务。

下面简述明治维新。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日本江户湾。在不开港就开炮的胁迫下,幕府于第二年美海军再次到来时,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被迫同意开港。史称黑船事件。不久,英、俄、荷等国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距1940年鸦片战争,时隔10来年。

历史是如此的相似。无论我们后人如何评价,都更改不了,当时中日两国国民并不自愿开港的事实。这是在武力胁迫下被逼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靠后世的嘴没法洗白。由此,日本出现了“尊王攘夷”运动,这和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口号是“扶清灭洋”),极其相似。

和中国清政权不同的是,日本天皇和幕府两分,尊王的实质是倒幕。由于这种“尊王攘夷”运动全凭情感支持,少有政治举措,很快失败。但是这次运动,却让以前被幕府压制很苦的地方藩们看到了,一、幕府实力的不济;二、更强势力的依靠(西方列强)。等到长州藩直接提出“开港倒幕”之后,一切都水到渠成了。开港就是不攘夷,倒幕还是尊王。幕府战败后,不得不还政于明治天皇,幕府时代结束。

倒幕的地方藩以萨摩和长州为主,明治维新三杰都出自这两藩。这也是后来日本军界,被这两藩把持的历史渊源。所谓 “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日俄战争中的两位日本所谓“军神”,陆军“军神”乃木希典长州藩出身,海军“军神”东乡平八郎萨摩藩出身。

明治维新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不再多说。有两点需要指出。

放下面子的学习习惯,日本人自古有之。不过,由于岛民学习的功利特征(比如大唐强向大唐学,西方强向西方学),往往会迷失了自己,变成趴在地上盲从。如果大多数日本人如此,就变成了日本特有的文化,所以,这次改良又可称为全盘西化。当时日本,代表性的口号是“脱亚入欧”。

明治维新在政治体制上,与过去根本性的转变,是要打造国家的文官政治。但是,幕府倒台了,不等于武士阶层消亡了。1871年明治颁布《废刀令》,继禁止一般人带刀后,再公开禁止武士带刀。对于武士来说,这相当于不允许穿裤子上街。因而,士族叛乱频繁,并形成了日本最后一次国内大战乱——西南战争。

历史总要过去,变革不会因为人群的价值观不变,就延缓到来。在枪炮的时代,手拿刀剑的武士们,如同当年的农民们一样脆弱。好莱坞拍过一部大片《最后的武士》,以一个美国下级军官(汤姆克鲁斯)的视野,描写了日本那个最后的时代。片中充满了浓浓的 “价值情感”,也不知是要唤回现代日本人的武士情节,还是要在日本现代社会中再加几片残缺的雕花瓷片。

不过,日本的武士阶层和价值观不会因为放下刀,就自动消失了。被机枪扫过的旧武士是倒下了,历史却没有终结,武士们也还没有“最后”。旧的幽灵,总是会在人们不经意间,重新回到人间,只是会换了形式。比如,手持的刀剑,变成了更有效率的杀人武器——坚船利炮。

日本军国主义,又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可见,此军国非彼军国,此斯巴达非彼斯巴达。

20世纪,有两场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从最简单的社会关系看,一句话就概括了两个现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往细处看,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并不相同。无产阶级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形态——社会主义国家,而民族主义运动在二战后涌现了更多的民族国家独立,这一现象自古有之。从意识形态上看,这两种运动也不同,一种是在世界大同思想指导下的人群独立,一个是在预设国家为人群最高集体价值下的人群独立。

不多说无产阶级运动了,就说说民族主义运动。从一个生活中的现象说起。

一个孩子,在外面感到自己受了欺辱,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回家找家长。其实,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产生就这么简单。弱小的个人,总是在情感上希望借助同类的力量。这一后天社会情感的出现,主要基于一个客观事实——集体的现实力量总是大于个人。为什么是人后天的社会情感?看看动物就知道了,它们并不知道求助同类救兵。

民族主义,就是这么一种,人源于社会情感的本能。可以说过,人群遭遇的外界屈辱,个人感受越深,那么由此产生的,借助集体对抗的意识越强。由于近代社会的最大最密切组织为国家,所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总是相伴而生。前面帖子提到的,中国的“扶清灭洋”和日本的“尊王攘夷”,都与此类似。

近代全球的民族主义,和广义上人群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度,有极大区别。自欧洲文明崛起后,全球的殖民运动,是后来民族主义高涨的直接动因。换言之,此时的民族主义不是仅发自同类自豪认同的积极情感,而是处于民族压迫现实条件下,产生了抗争、对立、拯救等等的复杂情感,而这种情感中包含了仇恨和毁灭的冲动。

继续看“一个孩子”的日常事例。

再大点的一个孩子,在外面感到自己受了欺辱,他会想到自己保护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于是,他学习了功夫(也可能组织了帮派),并且去向欺负他的人,讨还了公道(报复)。但是,历史还将继续,这个孩子由于具备了强于其他孩子的能力,谁来担保他未来不去欺负别人?

假如,这个孩子自以为大彻大悟,总结人的社会如下:这世上没什么欺负不欺负,只有拳头说了算。很不幸,这个孩子就是20世纪纳粹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而这种思想,等于人倒退回史前,无非是优胜劣汰的今天形式。

所以说,军国主义只是人群关于“什么是有力拳头”的实践,将整个国家军事机器化,有着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当斯巴达的军事化城邦,不再为了自保,而是为了扩张领土服务,那么斯巴达就成为了纳粹。

二是经济基础人群的社会地位。

古代中国和日本,同是农业国。中国一直以农民和农业价值为首,读书人也基本出自农民群体。日本则不同,武士和农民之间有着极高的门槛,低贱武士和家族武士之间也有着很高的门槛。农民和农业,一直是日本武家政治残酷压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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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和农家之间最初并无,门槛。早期的武士“名主名田”就是农家地主,直到战国时期,武士和农民之间就经常转换身份,出现“半农半士”身份。战国大名的部下,多半是这种“农士”。直到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代开始进行“兵农分离”(秀吉的父亲就是一个武士转化为农民),才使得武士和农民身份被明确下来。

加强学习。

武士道德伦理,从万石大名到三十石的武士,身份是相同的,只是大家等级不同。因此如果大名旗本压迫下级武士,下级武士也会反抗,背叛或者是切腹。

顺便提醒一点,中国虽然宣称“十年寒窗,一朝提名”。但是真正的普通农民几乎不可能读书。因为无法维持读书的开支。因此参加科举考试往往是一族之力,先巩固地权,然后收买别人土地成为富农地主,这样才能宫子侄读书。我们今天经常在墓志上看到孤儿寡母含辛茹苦读书上进考取功名,但是只要注意点,就会发现都是“遇上恩公”,或者是家族大伯大舅出钱,或者是遇上故人出资维持其学业和生活。普通的农民是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的,除非在之前的几年里,他打算把自己活活饿死。

呵呵,请加强对常识“穷文富武”的理解。说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学习起来要花的功夫太多,历史复杂,应试过程也复杂。不过,有两个基本脉络,一、官办学馆,一直贯穿科举的发展历史;二、家族支持,功不可没。单独的农业家庭,从来不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否则,后世没可能来研究中国的宗法自治历史。

日本古代史,对于中国人,怕是更陌生。木下藤吉郎的父亲,究竟是怎样,只见于日本野史和传说。但是,木下藤吉郎——木下秀吉——羽柴秀吉——丰臣秀吉,这一名字的变迁史,已经足以让外人体会一二。它分别对应了浪人(失地农民)——下级武士——家族武士——武士之首。木下藤吉郎的历史发展过程,才符合,“猴子”遇上织田信长的“遇上恩公”之说。

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会对丰臣秀吉大加推崇吗?因为这是一个屌丝的励志史。在等级壁垒森严的日本古代,它就是一个可以神话的传说。

那个时代,日本习武之人(不等同于武士)的历史遭遇也不同。最著名的两个,宫本武藏和上泉信纲。一个晚年才出仕西川家,最终只在民间流传;另一个早早就成名,最终被官封“剑圣”。差别在哪里?在父亲不同。

丰臣秀吉,可说是日本人“中国梦”的鼻祖。此人出身贫寒,骨子里并无什么尊卑的价值框框,统一日本后,就把励志梦发扬光大到了征服中国,乃至印度。大概,这个梦,恐怕当时的天皇和五摄家都不敢幻想。

但是,小人物有大梦想,更何况这个小人物的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需要取得更大战功,索取更多俸禄的武士们。其实,这点和上面孩子的事例,非常相似。丰臣秀吉,一辈子因为出身被歧视,也就一辈子想要,靠建立不世之功来翻身。真正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因为出身被皇族歧视,得不到征夷大将军之位,退而求其次索关白之位,还要认干爹改姓。谁说实力能改变历史车轮?

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这一历史,肯定不能由丰臣秀吉个人野心的偶然性来解释,那么,用日本人在资源贫乏的岛国生存,人口增长必然谋求扩张来解释又怎样呢?不要在这条因果论的路上走太远了。复读本帖第一段。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历史过程,却和后来的东亚历史有密切关系。因为,后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外扩张时,复制了丰臣秀吉的梦想路径,攫取琉球、台湾,占领朝鲜,全面入侵中国,然后绕道东南亚,直奔印度。

在这条路径中,最大的障碍,也是最重要的基石,就是中国。丰臣秀吉在入侵朝鲜后,就已经规划了日本定都北京,让天皇入驻。自己驻江南,以便用兵印度。多么宏大的构想!

20世纪,这一宏大构想,被概括成《田中奏折》中的一句话:“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先轻松一点,看看明朝的中日战争。

丰臣秀吉倾自己谱代家臣的全部兵力,用兵朝鲜。这是秀吉死后,被外样大名德川家康夺位的重要原因。除秀吉外,德川家康是日本最有实力的大名,在朝鲜战场上实力无损。且德川家是世袭大名。当丰臣家绝对实力不在,也就只能“及二世而亡”了。“丰臣”一姓,成为日本历史上最短命的“公家”。

日本侵朝,明军作为宗主参战,先打野战,后打阵地僵持战。这样的陆战过程,几乎是20世纪抗美援朝的翻版。明军参战前,日军势如破竹几乎进入东北,明军全面入朝,先复平壤,再夺汉城,然后形成战略相持,这些细节也如出一辙。战略相持,当然就要谈判。不过日本人不服,1597年第二次增兵再战,僵持中互有攻守。丰臣死,日军败撤。

日本七年侵朝,死伤青壮无数,最后一无所获,可谓大败。尤其第一次战争中,在平壤,日军先锋小西行长和明将李如松鏖战,死伤惨重丢失平壤,基本属于全灭。这场战争,明军一直处于兵力弱势地位,但有大型火器优势。更重要的是主要将领能战善战。

明朝谁是第一名将?

按隔岸飘过来的地摊文学路子,估计有人要答王阳明。文人捧出来的货,建议直接先存疑。他的主要军功是平定皇家叛乱。在明代军事上,中国唯一一位真正的女将军秦良玉也比王守仁强多了。答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也应该不少。这比较靠谱。但是,戚继光打的主要是治安战,军事上抬得太高,无形中把倭流寇也捧高了(没有任何贬低戚继光的意思)。我推荐两个参选人:李如松和麻贵。两人都参加了万历朝鲜之役,对手是兵力优势的日正规军。这两人与他们背后的武将家族,时称“东李西麻”。麻贵是回族人。有兴趣可以看看正经史料。

闲来胡想,19世纪,如果平壤的淮军,指挥将领是李如松或麻贵这样的悍将,东亚历史会不会改写?但是,历史不容假设

明治维新的结果,一句话就说完了,日本西化后,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不过,过程一波三折。列强如同鬣狗,是要踩着别人尸体上位的。日本,先踩东方没落的大清帝国(甲午战争),后踩西方没落的沙皇帝俄(日俄战争),上位了。1911年日本政府完全收回关税自主权,才算获得了和列强们平等的地位,以民族国家独立的姿态步入现代史。看似日本是第一个成功转型的亚洲国家(也是全球唯一一个),那种强权即真理的西方意识渗透,已经开始扎根于日本民族的内在。在开始战争阶段,日本貌似由一个成功走向了另一个成功,也强化了这一文化渗透。

今天回过头来,从国际关系看,日本一直是当时欧美的工具角色,而这个工具针对的都是俄罗斯,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后来,被称为日本战略天才的石原莞尔,一直反对和苏联开战。最少,他能从不做大国博弈工具的角度去思考,而其它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疯子们,以为日本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替身了。那种对铁和血的盲目崇拜,结局就是,今天的日本依然摆脱不了大国博弈工具的地位。人类社会,不拉长时间周期看,很难看出,事与愿违是怎样炼成的。

其实,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石原莞尔仅仅是阐述了人世间的一个简单道理:消化比吞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更重要。巨人的成长不在于他吞咽了多少,而是在于他消化了多少。古往今来,多少自作聪明的人,都是栽倒在简单道理的面前。我们中华民族,作为地球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胃功能强大无比,那种比嘴大的东西,只能当作术。

石原莞尔,不仅反对与苏联开战,而且反对与美国开战,甚至反对……对华全面战争。吃惊吧?诡异吧?一个918事变的策划、煽动、制造和执行者,一个完全靠能力而不是资历成为关东军“大脑”的参谋,一个无所顾忌的“下克上”狂人,会反对对华全面战争?事实如此。石原莞尔,战后求远东法庭战犯资格而不得,后来被一些日本人认为是和平主义者。而当时,他的同僚甚至怀疑他是赤化分子。

战后,日本出现了大量石原莞尔的粉丝。在田中芳树的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中,塑造了一位藐视上级官僚,大脑极其发达,日常生活自理困难的英雄形象——被称为“不败的杨”的杨威利,我看到了石原莞尔的影子。“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就出自这部小说。

历史没有什么迷雾,只要自己不制造迷雾。“不知道”不是迷雾,仅是“不知道”而已。当时的石原莞尔是个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分子,只是军国主义者也分高明和平庸,也分理性和狂热。军国主义者也可以有战略头脑。

看看石原莞尔的战略分析能力。

1、日本崛起必须获得满蒙,此所谓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2、满蒙是无主之地;

3、避免和中苏美三国全面战争;

第一条是预设前提,这条前提就决定了石原莞尔必然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分子。第二条是现实分析,第三条是未来战略规划。第一条无须辩驳,豺狼来了迎接它的就该是猎枪。而后两条,值得思考。

满蒙是无主之地?

无论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的价值不认同这个判断,但是,看看石原莞尔的分析无妨。如果说,满蒙是有主之地,靠心中的价值情感和嘴皮没用,要现实的看,谁会全力抗拒日本占领东三省。

分析如下:苏联无力南下,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帝俄失去了在东三省的话语权,自身革命后,一直在努力改变帝俄对外侵略的国际形象;美英列强势力在中国南方沿海,无力插手东三省,还会默许日本势力进入东三省,以便阻止苏联南下赤化;无论是北洋势力还是广州势力,都对东三省鞭长莫及,也不会对自己没有实际控制的地域尽全力保卫。真正会全力阻止日本和满蒙合并的军事力量,恰是日本一直扶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

后世历史,把张作霖打扮成抗日爱国者的形象,并不合适。他被河本大作策划暗杀的实际情况是“怀璧有罪”。张父子两人,也没有想过日本人会对其动手,因为东北军势力是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日本“满铁”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是和张作霖合谋。张作霖入关后,后院起火,也是日本驻朝军一手扑灭。这样的“朋友”,怎么会对张作霖和关东军下手呢?江湖义气不会明白军国主义的实质。

当然,张作霖之死,还涉及到日本国内“文治派”和“武功派”的文武“路线之争”。张作霖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私交甚好,日本政坛认为张作霖能控可控,而日本军部不这样认为。石原莞尔更是直接:日本应该合并满蒙,而不是控制满蒙。这场路线之争的最终结果是妥协——伪满洲国出现。石原莞尔痛哭。

避免对苏美开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避免对华全面战争?

让我们看看日本持久战理论的发明者,还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该避免和大国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已经和军事战略战术无关,最后决定胜负的是国力和消耗。他认为,日本对华,有开战的主动权,也有一战而军事胜利的能力,但是,何时结束战争的主动权,却在中国这边。中国人不投降,战争就不会结束。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投降是大概率事件。巴蛇吞象,最后会撑死自己,所以巴蛇需要满蒙,还需要时间消化,来让自己变成大象。石原莞尔的前后逻辑一致,看不清他的战略思路,以为他发生了什么矛盾错位,是阅读历史者自己的错位。

蒋百里,日本军校高才生,是否看过石原莞尔的论述,不得而知。看似他说中国应招“不降”,属于对症下药,其实不然。不降的前提是日本出招全面侵华后的应招,如果日本一直保持渗透蚕食的步骤呢?这时,就要主动去战。坐视东三省沦陷是不能饶恕的战略错误。

从另一个角度说,日本全面侵华,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要么吞并中国,要么连本带利吐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所获得的所有战利品。历史事实正是按此发展,而且日本还付出了惨痛的利息,至今依然是“非正常国家”。以前日本的民粹抬头,还有被压迫的现实来辩解,今天的右翼民粹,又能闹哪样呢?

上面,有意将东三省和满蒙的表述分开,是需要分开。满蒙不是只有东三省,东三省主要是“满”。事实是,诺门罕战役,苏联表现出了守“蒙”的极强战意。石原莞尔面对两种战略的现实冲突时,选择服从更大的战略需要,即避免和苏联全面开战。这并不被那帮军国主义的日本狂热之辈所理解。天才是孤独的。日本战败之时,不是和一个大国全面开战,而是在和中苏美三个大国同时开战。这时的石原莞尔,应该在为日本未来的百年而痛哭吧?

平庸的快乐,并不被平庸本身所理解。这句话不是反讽,而是文化。中庸,中国的“中”,平庸的“庸。

德国的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被20世纪的东亚载入史册。在这里,1921年10月27日,军国主义的幽灵悄然升起,飞向遥远的太平洋西岸。三个同为日本驻欧武官的少佐,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洗温泉的同时,还在为日本的前途慷慨激昂。

今天回看,这次慷慨激昂的语言结果,和任何国家任何热血青年在茶馆或酒桌上的探讨没什么区别。一、打倒长州藩对日本陆军部的控制;二、日本需要军政一体的强国革命。前一条,不如说是为了打开,青年武官们自己的上升通道;后一条,是当时全球革命浪潮下的一次投射。打倒旧权威和改造国家现有体制,在20世纪初的全球各国,都是热血青年们思想和语言上的两个支点。说不定,还可以改成是“有国家史以来”。

史称三羽乌的三位少佐,和普通热血青年还是有区别。他们还有行动力。很快,他们又联络了其他七名,非长州藩的日本驻外青年武官,组成了一个军人秘密社团,后来被称为11人巴登巴登集团。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年轻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们,也组织了类似的社团——“国策研究会”。最后,一起合并为一夕会。一夕会,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日本主要战犯。

看看这个11人名单:

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矶谷廉介。

后来的正式成员还有,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

说几点细节。

在三羽乌边泡温泉,边大谈打倒藩阀等级控制之时,东条英机因为是晚一届的陆大毕业生,只能站在门外服务。

一夕会继承日本历史的“下克上”(不听命令自行其是)传统,后来被“发扬广大”。一夕会首领永田铁山,1935年8月,在办公室,被陆军中佐相泽三郎以武士刀斩杀。

关东军创立期也有一个三羽乌,分别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这个三羽乌,行动力惊人。所谓板垣之胆,石原之谋和土肥之谍,分别对应了,军事决策、战略谋划、军事侦查以及外交的合纵连横。

1921年,皇太子裕仁因大正天皇患病,出任摄政王。于1926年继位为昭和天皇。

皇太子裕仁,在1921年摄政前两个月,自主去欧洲游历。期间,接见了驻欧洲的十几个日本武官的参拜,获得了他们的宣誓效忠。

皇太子裕仁幼年学习时,前后两位老师,分别是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

德川幕府大政奉还于天皇,日本社会的上层权力就出现了真空。普通人对此较难理解。社会统治的权力,其实和谁名义上主政,关系不大。这要看社会权力如何具体运行。按照现代的管理理论,权力运行需要三个现实基础:信息权、决策权、执行权。

(愿意想深点,可以将这三条,对应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公原则:公开、公正、公平)

用最简单的家族企业管理举例:换一个长房长孙做当家人,大家也没有异议,这人就能掌管家族企业了?不能。当家人不知道企业的各种运行情况,显然无法决策,甚至无法在决策中发表意见;当家人知道企业运行情况,但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具体事物,还是无法发表决策意见;当家人知道情况,也有专业处理能力,但是执行层面执行不了,还是等于没决策。这三种情况分别称为:信息不对称;专业能力缺乏;执行力不够。三种情况,会直接导致社会权力运行无效,无论这个当家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

举两个事例来说明。

大韩帝国时期(甲午战争之后至日韩合并期间),日本人对于朝鲜半岛的统治,在大韩帝国政府各级执行部门安插了2000多日本人,才能保证日本权力意志执行到位。否则,就算换个日本人当韩王,也控制不了韩国。这是关于执行力。

日本战犯中,陆军战犯远比海军多。起初,日本海军一直是反对三国轴心同盟的主力。山本五十六,需要跑到军舰上办公,才能避免被右翼民粹份子刺杀。为什么?日本陆军去欧洲学习,而日本海军学习的对象是美国,所以深知美国海军的强大和制造潜力优势。日本海军不是和平主义者,而是知道自己无能去征服美英海军,日本海军和德意比却不差。这就是专业者和决策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海军是大工业时代最有代表性的领域,最优秀的工业技术和制造能力,都在20世纪海军中集成体现。它的基础是国力和银子。日本海军的清醒,也是清醒在知道常识。

日本海军也有一位怪才,松田千秋。他对日本的战败,几乎和石原莞尔的观点一样,首先是日本在中国泥潭陷得太深,其次是日本加入三国轴心同盟不智。他认为,面对强大的海上对手美国,应该采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这种渗透蚕食的战略也和石原莞尔一致。

再回到幕府倒台,日本社会出现权力真空。

日本上层,出现了三股势力逐步在填补这个真空,分别是,以天皇为核心的皇族势力;以长洲藩为核心的旧武家势力;以议会政治为指导思想的文治派势力。第三派势力属于新兴政治势力,在维新三杰死后,以伊藤博文为主要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当时的议会政治,在人类史上属于奇葩。这朵奇葩,集中体现在《明治宪法》。大家都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最高权力意志的原则体现,现代国家概莫能外。但是,日本的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所谓“君主立宪制”,完全逆历史潮流。以前,日本天皇是名义象征统治,根据这部宪法,成为君主直接统治,而政治议会是皇权的辅助执行机构。内阁是为了更好的履行皇权!无论这种权力结构,披上多少现代的外衣和词汇,都改变不了,日本当时的上层建筑改革,实际是改成,皇权家天下的文官治理结构。日本天皇集神权、皇权于一身,并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人类,要经历多少,才能知道,荒诞才是真实呢?存在的是合理的(这句话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在大脑中假想合理的,往往很虚假。“尊王”的现实,必然获得王权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哪个才是真正的荒诞呢?很显然,一夜醒来,普世阳光将人洗脑成了神,才是真正的荒诞。这是违背实践和进化的荒诞。

日本的文治派,虽然是新兴势力,但是,在日益开放的社会,这种包括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群体,有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显然,幕府倒台了,武家势力依然强大。对于一心军事强国的日本来说,武家势力也不可能只是执行层。相比而言,皇族势力虽然名义至高无上,但是一直对执行层面有心无力,而后起的文治派弥补了这块短板。

明治维新时期,废藩改县,是重要的权力再分割举措(这比秦晚了多少年?)。这一改制目的,在于消除地方掣肘,提高中央皇权,强化国家政策的统一和执行。刚刚经历军事内乱的藩阀阶层无力对抗。

在连续打击武家统治基础的同时,也需要安抚。杀人不过头点地,又是废刀,又是撤藩,如果一转眼全变成平民,还让不让旧特权阶级活了?更别说,还是他们帮助了天皇归位。日本由此重新制定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将国民分为四等: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操盘的便是伊藤博文。华族由旧公卿、大名、藩阀和明治维新的有功之臣家族构成,也包括了原来的幕府家族和朝鲜王族。华族中,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模仿了欧洲。华族依然保留了很多封建特权,很多躺在祖荫下的华族子弟,几乎就是八旗子弟的翻版。相比而言,由中下级武士构成的士族,基本只剩下一个名份了。这个制度直到1947年废除。

这时的日本,在改造国家的热情和天皇的旗帜下,达成了一种权力的弱平衡。这种弱平衡,归功于幕府的倒台。皇族权力扩大了,藩阀摇身一变成特权贵族了,新兴文治阶层有了表演舞台,皆大欢喜。倒霉的只有以前大权独揽的幕府一家。

民众呢?最少看到点希望。社会等级门槛降低了,等级之间不再遥不可及,平民也可以当官了。还有,当时买个武士头衔,变得非常普遍。给资本者留条晋升通道,属于误打误撞。还有一个个人看法,日本人今天死要面子的风气,和这个执行了60来年的贵族制度很有关系。

不过,任何弱平衡都不稳定。可以说,任何弱平衡,都是为了下一次矛盾激化,在积蓄力量。

20世纪初,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几乎都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欧洲各国的任一新兴政党,不在党名或党章中提到“社会主义”这词,都不好意思见人。其中,只有以马列主义平等观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无产阶级为基石及现实力量,以弱势群体述求为奋斗目标的政治力量,才是共产党。

共产党人,一开始和欧洲革命的其他政治力量,是盟友关系,却大多被自己盟友背叛。中国的412反革命屠杀,并不是个例。著名的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上台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杀害。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更是组织了暴力组织——黑衫军(称为战斗的法西斯),专门对付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

在那个时代,国王、旧贵族和新兴资本贵族,包括小资产阶级,可以相互妥协,但是,却无法和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真正妥协。“大人物们”,总是不想亲手粘上鲜血,但是,对于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又发自内心的恐惧。于是,鼓吹暴力,鼓吹国家至上的法西斯,就成为保守势力借用的力量。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三世,召墨索里尼来组织内阁,便是这一政治生态的最好写照。同样的事例,还在德国发生,希特勒也是在旧皇室的召唤下,走上了德国权力的巅峰。日本,更不用说。

跨入21世纪,人们回头去看,会发现,口头最革命的法西斯主义,现实中纷纷成为旧封建势力的保护伞。而且,被西方世界当作,扼制苏联革命向全球蔓延的军事堡垒。最终,这朵被西方世界纵容壮大的恶之花,给全球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法西斯首先反噬的,恰恰是那些纵容者。

今天,一个人该有多愚蠢,才会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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