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中共报纸西安事变后撰文:东北军快向蒋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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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季鸾应当是不意外的。 1957年,张学良在台湾回忆西安事变时说:“我同共产党在陕北的会谈,张季鸾是知晓的。这是因为一位过去的共产党,在我部中服务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曾经告诉我,张季鸾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曾到过莫斯科,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共产党看张季鸾和戈公振是一样的人物。所以在当时,在蒋委员长尚未到西安之前,曾同张季鸾详谈过,征求他对于‘停止剿匪,联合抗日’的意见,他十分赞成,认为蒋公到来,我应当破釜沉舟,痛切陈述。” 也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在事变前三天的12月9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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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季鸾应当是不意外的。

1957年,张学良在台湾回忆西安事变时说:“我同共产党在陕北的会谈,张季鸾是知晓的。这是因为一位过去的共产党,在我部中服务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曾经告诉我,张季鸾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曾到过莫斯科,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共产党看张季鸾和戈公振是一样的人物。所以在当时,在蒋委员长尚未到西安之前,曾同张季鸾详谈过,征求他对于‘停止剿匪,联合抗日’的意见,他十分赞成,认为蒋公到来,我应当破釜沉舟,痛切陈述。”

也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在事变前三天的12月9日给邵力子的“密嘱”也与张季鸾有关。现在西安华清池五间厅展出的这份“密嘱”显示,蒋介石要邵力子将“密嘱”内容透露给《大公报》驻陕记者,请其发一条消息,称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将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蒋介石还特别嘱咐邵力子,“此消息不必交中央通讯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也不必发表”。据说,《大公报》驻陕西特派员李天炽于9日晚得知“密嘱”的内容,立刻给10月底来过西安,此时已返回上海的张季鸾发去电报,告知“密嘱”内容。张季鸾给李天炽回电话,要李把“密嘱”大意婉转地告诉张学良,而“密嘱”内容准备晚一两天在《大公报》见报。张学良得到“密嘱”内容后,立刻召集会议,决定在12日晨动手,向蒋介石“兵谏”。

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许君远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西安蒙难,晚上季鸾先生接到了这个消息,便很沉郁地坐在编辑桌旁,只吸烟,不讲话。电话铃不停地响,都是探询‘事件’的真相。他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等待比较可靠的报告。晚上收到张学良打给他的专电,详列‘叛军’的几项主张,他看了颜色凄黯,在屋里绕了几个圈子,却仍然一语不发。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编辑部里最沉郁的一天,大家肃然不哗,谁都在注意着季鸾先生的举动。”

此时的张季鸾,主要是忧虑事变可能引发内战,百姓重陷水火,而且一旦开启战端,必然会削弱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当然他也非常忧虑与当时中国命运密切相关的蒋介石的命运。13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的消息,并没有配发社评。这说明张季鸾考虑在表明正统立场的同时,不愿扩大矛盾,更没有轻易发表意见。据说,12月13日晚,张季鸾彻夜未眠。14日《大公报》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在“电讯不通,莫知详情”的情况下,开宗明义地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

16日,张季鸾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劝张、杨早日回头,特别提出和平解决事变,避免战事,这其实也是对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提出了劝告。和平解决,就是让蒋介石平安归来,重新领导国家。

18日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四篇社评中最著名的一篇。这里一面深切同情东北军将士,“……(东北军)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一面劝慰,“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后面还提出了对东北军将士的四点要求。最后说,“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随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把印有这篇社评的《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投下了数万份,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是一次奇观。当时,张、杨并没有阻止空投或收缴报纸,应当说,大部分西安市民和东北军将士都看到了张季鸾的这篇“公开信”。26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张季鸾发表了第四篇社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宣称,“从今天起,中国的建设要更进到一种新阶段。”

在当时,张季鸾是较早提出关注和同情东北军命运的人,并且主张在事变和平解决后善待张学良等人,这是他在事变期间的言论独树一帜的地方。据说,事后他还多次找到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言辞恳切,引起蒋介石的不快。

如果说,张季鸾的社评在事变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采取的这种“攻心术”。据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回忆,1988年,他应邀去台湾参加张季鸾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去拜访张学良,张学良竟能一字不错地背诵那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曾在《大公报》兼职,后来去台湾的陈纪滢回忆道,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将领曾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

“瑕”与“瑜”

在评论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时,许多论者都说到“白璧微瑕”、“瑕瑜互见”、“瑕不掩瑜”等,“瑕”者,就是“拥蒋”。

张季鸾在西安事变时的“拥蒋”是无条件的,即要求张学良等人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为了抵抗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必须有强有力的领袖,在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物就是蒋介石。他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这样评价蒋介石:“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的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对蒋介石可能采取的态度,他这样设想,“你们(指东北军)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国民这样焦虑,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

其实,当蒋介石初登政治舞台时,张季鸾对他印象并不好,还写文章对蒋介石的婚姻进行过讥讽。但随着以后的形势发展,他逐渐尊崇蒋介石为“国家中心”。

“国家中心论”是张季鸾的主要思想,也是其“言论报国”办报宗旨的产物。这个观点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在西安事变之后正式出台。有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报恩主义思想。张季鸾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坐过北洋军阀的牢,亲身经历了诸多内忧外患,这一切使他深感中国要团结振兴,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西安事变发生时,国难日益深重,需要有领袖人物率领全国军民抗日御侮,而在当时大部分民众眼中,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张季鸾“国家中心论”中的“拥蒋”很大程度上是抗日和爱国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单单拥护蒋介石个人。

对蒋介石,张季鸾也并不认为他十全十美,只是为了大敌当前,必须奋起抗战的国家利益,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把蒋介石推到了中心的位置。他曾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

此时,张季鸾着重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张季鸾早期对蒋介石的“骂”,在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的“拥”,以及抗战前夕《大公报》对国民政府“缓战”政策的支持,都是出于对“国家中心论”的坚信与坚持。张季鸾的“拥蒋”是以民族救亡为出发点,暂时舍弃了纯粹的民主追求,不论是“国家中心论”,还是“拥蒋”,都是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都是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都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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