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四百年:重建中华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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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所评图书: 书名:《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作者:(日)川本芳昭 译者:余晓潮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1月第一版 文/郑渝川 公元263年,魏国掌权者司马昭派遣钟会与邓艾,分别从汉中和阴平两路攻袭蜀国。蜀国很快灭亡。第二年,司马昭确立司马炎为世子,后者于265年强迫魏帝禅让,即帝位,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王朝一经建立,就恢复了三国时期中断的民爵赐予,而司马炎任用的重臣也多是学识与礼教并重的名士。这在包括日本著名东亚史学家、

所评图书:

书名:《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作者:(日)川本芳昭

译者:余晓潮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1月第一版

文/郑渝川

公元263年,魏国掌权者司马昭派遣钟会与邓艾,分别从汉中和阴平两路攻袭蜀国。蜀国很快灭亡。第二年,司马昭确立司马炎为世子,后者于265年强迫魏帝禅让,即帝位,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王朝一经建立,就恢复了三国时期中断的民爵赐予,而司马炎任用的重臣也多是学识与礼教并重的名士。这在包括日本著名东亚史学家、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川本芳昭等学者看来,标志着晋朝在抛弃曹魏苛政,构筑以礼教为基础的国家。

晋朝更有名、也最终证明后患无穷的国策,是一改汉朝武帝之后历代和曹魏严厉监视皇室成员的分封制。司马炎分封了司马氏一族二十七人为王,多人被派往各地掌握军政重权。

晋朝构筑的礼教国家,由宗室拱卫,事实上就成为了一个等级森严的贵族国家。这种体制设计无法支撑一个王朝的长期统治,作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在基本上得不到其他阶层竞争的情况下,贵族阶层不仅容易陷入腐化,而且还必然与被分封到各地的晋朝宗室建立旨在攫取更大权柄的勾结。再加上大量外族居民自曹魏时期起,就被大量迁徙到长城以内乃至关中居住,成为贵族国家中最受歧视和压榨的底层,西晋王朝将不可避免被统治集团的激烈内斗,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倾覆。

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等外族势力相继在传统的中华中原地带建国,这些王朝又很快被新的外族征伐者所取代,中原局势乱成一团,大量平民惨遭屠戮。中原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内第二次迎来了空前浩劫。

川本芳昭所著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一书,被归为“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丛书的第五册。“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出自日本十位知名中国史学者,分历史阶段对中国文明史给予了解读,语句通俗,叙述平实,考据严谨,在日本国内广受好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研读,是放在东亚这个国际区域环境内来进行的,重视分析中华文明、中国政治传统的正统性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的影响。

丧失的正统性

川本芳昭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书中指出,西晋王朝灭亡后,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各个外族王朝对于中原人民而言都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包括外族王朝的君王、贵族在内,外族人有着明确的“胡人”自我定位,有时不得不与汉族士人就胡族人能否为帝王进行辩论。处在“胡人”统治下的汉族人,既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有着政治上、军事上被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相对应的,胡族君王和贵族在军事上有着绝对优越感,却陷入对中原政治正统、汉文化的矛盾情结——试图将自身地位纳入正统的解释,又时常有意否认中原政治正统的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西晋王室成员逃到东南建立的东晋王朝,也没有获得中原汉族士大夫的一致承认。而在东晋将军刘裕仿效当初司马炎的做法,从晋朝君王那里获得帝位,建立宋朝后,原先部分存在的承认又有了大幅削弱。

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是在江南豪族拥立下建立的。东晋王朝要延续政治上的合法性,当然就必须容纳甚至主动争取从北方南下逃难的人士,这就很难避免与江南豪族势力之间发生冲突。东晋多任皇帝在追求更为强大的皇帝权力,与保持跟江南豪族的关系平衡之间,倾向于前者。川本芳昭认为,这是导致多次内乱的原因。

北府和西府的建立,暂时巩固了东晋王朝的统治,但又产生了更为危险的统兵军阀。桓温、桓玄之后,刘裕最终成功取代晋室。但新建立的刘宋王朝,因为兵权分派给皇室宗亲,再度引发类似“八王之乱”的反复攻讦和屠杀。从刘宋到南齐、南梁,南朝始终处于严重内耗,不仅注定了被北方王朝灭亡的命运,而且因为国力衰弱,而不可能承担起中华正统的重任。

这就是说,在南北分裂的初期和中期,无论是哪一方、哪个王朝或王国,无论其是否标榜作为西晋王朝正统地位的继承者,都没有获得公认。

北方王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在后来更多的获得了正统性公认。既然,这些原本是由外族成员建立的王朝,都可以“失而复得”重建中华的正统性,那么作为中华正统性的跟随者、效仿者也就有了描摹的理由。川本芳昭在书中分别谈及了古倭国(日本)、朝鲜半岛诸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萌生的“中华”、“天下”,政治和文化正统性意识,这使得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古代王国只有在中国中原王朝足够强大的背景下,才遣使称臣,承认其对东亚世界的领导权,与之同时仍然保留对自己控制下的区域的事实统治权威。特别是在日本,效仿中国讨伐蛮夷的政治、军事理念,将最高位阶的武官定名为“征夷大将军”,而日本的京都也被称为“洛阳”,军阀上京被定名为“上洛”。

跨越胡汉壁垒,撑过艰难的融合

“五胡十六国”期间,有意识力图跨越胡汉壁垒的第一位君王是前秦皇帝苻坚。苻坚不仅陆续采纳和实施了中国传统的国家礼仪,建造了明堂,恢复了祀天仪式,举行养蚕之礼,而且力行民族融合和宽容政策,试图超越汉族及其他胡族而建立拥有强大向心力的多民族统一帝国。苻坚的尝试是超前的,并因轻率发动对东晋的战争而很快招致王朝解体和灭亡。

北魏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历史正式介入南北朝阶段。北魏早期,鲜卑君主对鲜卑人、汉人、匈奴人等胡人的划分仍然清晰,但也开始改立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国教(此前受到尊奉的则是佛教)。这期间,北方汉族豪族、士大夫对于北魏王朝仍表现出较大的排斥性和离心力。直到孝文帝亲政,启动了官僚制度、祭祀、胡族和汉族家世的确定、风俗和习惯、均田制、封爵制度、宗教制度等多方面改革。川本芳昭将之称为北魏王朝的“中国化”,以史实记载为依据,指出孝文帝“在保持作为鲜卑人的意识的同时,又逐渐产生了远远超出鲜卑意识之上的阶级意识——作为中华皇帝的意识”。

在孝文帝的主持下,北魏皇室的先祖被说成是黄帝,而北魏王朝遵循的五行行次也是继西晋金德之后的“水德”。这也意味着,前秦等“五胡十六国”都成了僭伪王朝。北魏的强盛使得这种逻辑被北方汉人所认可,在其王朝后期的乱局中,汉族士大夫发出了“勤王”(尊奉北魏帝王)的号召。

再往后,西魏、北周在军制、政制改良中,从《周礼》中选用了许多出处。北周皇帝宇文邕在灭掉北齐,结束北魏末年以来的混乱政局不久后病倒,并很快去世。宇文邕的遗诏中清楚的表明了未能有生之年统一中华的巨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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