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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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方舟子先生作为打假斗士,早已名满中华。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方舟子还是一位坚定的鲁迅崇拜者,为了捧鲁,不惜拉出胡适来垫底,甚至说:“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替外国政客出谋划策,这是有传统的,当年胡适也祈求日本人如果要征服中国,应该先征服中国人的心”。撇开方舟子对鲁迅的崇拜之情,单说他论胡适的不实之词,就很不严谨。胡适先生真的为日本人出了主意,并“祈求日本人如果要征服中国,应该先征服中国人的心”? 其实,方舟子对胡适的污蔑并不算什么新论,不过是拾了鲁迅早年的牙慧而已。认为胡适为日本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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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先生作为打假斗士,早已名满中华。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方舟子还是一位坚定的鲁迅崇拜者,为了捧鲁,不惜拉出胡适来垫底,甚至说:“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替外国政客出谋划策,这是有传统的,当年胡适也祈求日本人如果要征服中国,应该先征服中国人的心”。撇开方舟子对鲁迅的崇拜之情,单说他论胡适的不实之词,就很不严谨。胡适先生真的为日本人出了主意,并“祈求日本人如果要征服中国,应该先征服中国人的心”?

其实,方舟子对胡适的污蔑并不算什么新论,不过是拾了鲁迅早年的牙慧而已。认为胡适为日本人出主意的言论最早见于鲁迅先生写于1933年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一说《出卖灵魂的秘诀》为翟秋白所作,被鲁迅先生收入文集),以及写于1934年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两篇文章分别收入《伪自由书》和《且介亭杂文》中。 这两篇文章均是针对胡适先生1933年3月发表于《独立评论》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所作,胡适先生在该文章开篇即已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日本杂志《同仁》里的一段对话所写,而之所以写下该文则是因为有日本人士谈到了只有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国才能解决当时两国之间的问题,胡适先生对于停止侵略才能解决两国问题的观点表示赞同,而鲁迅先生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却将胡适该篇文章与他“拜读过”的“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联系起来,断章取义的将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文中的“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提出来,而认为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是在给他“拜读过”的“中里介山氏的大作”中的王道下定义。那么胡适先生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中到底说了什么?真的是像鲁迅先生文章所说的那样吗?

鲁迅所引用的话来源于该文中胡适对萧伯纳所说的话,在文章中的原话为:“是的,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而后胡适先生例举了普奥和普法战争的例子,并在文章最后说道:“只有日本人彻底忏悔侵略中国,是征服中国的唯一的方法”。但凡看完该篇全文的读者,不难明白胡适呼吁日本停止侵略的用意,实际上用的是反语,尽情嘲讽了日本帝国主义。

更应该注意的是,胡适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开篇即提到,只有停止侵略中国才能解决中日问题的谈话能够在“军阀气焰最高涨的时候”出现在日本东京的杂志上是“日本心理转变的一个起点”、“一个光明的方向”,而后胡适先生说道:“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中国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中日问题的解决只有越离越远的”,“即使到了最后的一日,中国的‘十八九世纪之军队’真个全被日本的新式武器摧毁到不复能成军了,即使中国的政府被逼到无可奈何的时候真个接受了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了,——我们可以断言:那也只是中国人的血与肉的暂时屈伏,那也决不能够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决不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长强大的:也许只有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我们的民族精神才会真正猛烈的变成日本的永久的敌人”。

很明显,胡适表达的是对日本野蛮侵略的愤慨和对我们民族抗战的信心。而鲁迅先生在其后的数篇文章中均歪曲此意,硬是将这顶汉奸的帽子盖在了胡适先生的头上,乃至于时至今日仍被方舟子先生引用。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932到1933年间,胡适先生针对日本侵略者所发表的文章就已很多,其中包括:《上海战事的结束》、《论对日外交方针》、《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究竟那一个条约是废纸》、《全国震惊以后》、《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国联调解的前途》、《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坚持国家统一、反对侵略和强调东北三省不可分割是他一以贯之的原则,丝毫没有任何投降与屈服的言论。

再看胡适先生的实际行动,就更不是什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了。还是在1933年,胡适受当时长城抗日的59军军长傅作义之嘱托,为该军战死将士的公墓写了碑文。在这篇千余字的纪念碑文里,胡适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最后作诗以为纪念:“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不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胡适先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身份到欧洲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并争取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后来,一辈子不愿当官的胡适出于“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之考虑,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在任内,力疾从公,为国事奔走呼号,赢得国内外一片赞扬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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