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康乾盛世毁生态

zhangzizhong1940 收藏 3 153
导读:(专供搜狐财经稿件请勿转载) 在中国特色的农业"内卷化"过程中,过快增长的人口不能有效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只能过量地投到农业生产中,靠深化耕作增加产出以维持生存。其增长不是通过技术改进、制度变革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却伴随着单位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1   乾隆皇帝发怒了,为了环保之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工部尚书裘曰修上奏,报告验收永定河工程的相关事宜,特别指出,沿河居民占据河道为田,严重威胁河道安全。   裘曰修说:“淀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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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的农业"内卷化"过程中,过快增长的人口不能有效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只能过量地投到农业生产中,靠深化耕作增加产出以维持生存。其增长不是通过技术改进、制度变革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却伴随着单位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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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发怒了,为了环保之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工部尚书裘曰修上奏,报告验收永定河工程的相关事宜,特别指出,沿河居民占据河道为田,严重威胁河道安全。

裘曰修说:“淀泊本所以储水,乃水退一尺,则占耕一尺”。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员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反而“以为粮地自当防护”,对这些新开垦的耕地,进行了确权并修筑“堤埝”。裘曰修建议中央,应当立即下令沿河各地,“于一切淀泊,毋许报垦升科,并不得横加堤埝等”。

乾隆皇帝对这份报告,十分赞赏,指出:“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水小时偶在涸出,水至仍当让之于水,方足以畅荡漾而资储蓄。非若江海沙洲,东坍西涨,听民循例报垦者可比。乃濒水愚民,惟贪淤地之肥润,占垦效尤,不知所占之地日益增,则蓄水之区日益减,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非轻,其利害大小较然可见,是以屡经降旨饬谕,冀有司实力办理。”

他同时指出,收到裘曰修的这份奏章,说明“地方前此奉行,不过具文塞责。”并且,乾隆还举一反三,认为:“不独直隶为然也,即浙江之西湖葑地,居民占者亦多,向日虽曾申禁,恐与直隶之玩忽,大略相同,而他省滨临河湖地面,类此者谅亦不少。”对此,他的口气十分严厉:“此等占垦升科之地,一望可知,存其已往,杜其将来,无难力为防遏,何漫不经意若此。”要求“通谕各督抚:凡有此等濒水地面,除已垦者姑免追禁外,嗣后务须明切晓谕,毋许复行占耕,违者治罪,若仍不实心经理,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清高宗实录》)

严厉的措辞背后,是严峻的局势——的确如乾隆所言,占用河道作为耕地的现象,在各地相当普遍。

大清国为了满足爆炸式增长的人口,不得不大力垦荒;而大跃进式的垦荒,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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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垦荒地,是清帝国应对人口增长的主要措施。

人口增长的高潮,开始于康熙晚年,尤其是实行“永不加赋”之后,此前隐匿的人口大量浮现,自然增长率也因为赋税对人口的杠杆作用的消除而大大提升。

康熙、雍正二朝,对于开荒给予大力扶持。雍正皇帝曾经指出:“国家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凡属闲旷未耕之地,皆宜及时开垦,以裕养育万民之计,是以屡颁上谕,劝民垦种。”对于四川省鼓励开荒,并由政府给开荒的民众奖励耕牛、种子等做法,雍正十分赞赏,要求“各省督抚,各就本地情形,转饬有司,细加筹画,其情愿开垦,而贫寒无力者,酌动存公银谷,确查借给以为牛种口粮,俾得努力于南亩,俟成熟之后,分限三年,照数还项,五六年后,按则起科。总在该督抚等,董率州县,因地制宜,实心经理,务使田畴日辟,耕凿维勤。”(《清世宗实录》)

在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之下,康熙、雍正两朝的开荒成果斐然。此前因战乱而搁置的土地,基本得到了开发。以临近北京的宣化、万金等口外地区为例,大量开荒之外,增加了粮食的供给,大大缓解了首都的粮食供应。

在“永不加赋”之后的百年间,耕地增长了将近1倍——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堪称高速发展——但是,与增长了4倍的人口相比,依然显得力不从心。更为窝心的是,因为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无序开发,生态遭到破坏,反过来抑制了粮食生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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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大清国虽然已至盛世,但农业生产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内卷化”(involution)趋势。

所谓“内卷化”,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在《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一书中的定义,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旅美学者黄宗智在其名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运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分析中国近代的农业增长,认为在人口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在中国特色的农业“内卷化”过程中,过快增长的人口不能有效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只能过量地投到农业生产中,靠深化耕作增加产出以维持生存。其增长不是通过技术改进、制度变革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却伴随着单位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这种“内卷化”在康乾盛世的体现,一是大规模的开荒,靠低水平的、摊大饼的方式进行发展,二是这种低水平的开荒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生态灾难,大大提升了这种发展模式的成本,降低了效益……

(未完,待续)

(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改革史、战略史研究者。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李鸿章政改笔记》、《改革都有红利吗》等书。本文章系《罂粟花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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