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欧洲穆斯林缘何成“圣战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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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媒:欧洲穆斯林缘何成“圣战大户”?

从英法美女“助战”哈里发国到挪威紧急防暴部署,连日来,欧洲“圣战”与“反恐”对抗持续升温,而近期网上热传的西班牙青年圣战宣传视频,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警惕。视频中,两名自称身处叙利亚战场的西班牙穆斯林用熟练的西班牙语宣称:“西班牙是我们祖辈的领地,伊斯兰教徒誓将‘收复’这片土地,这是我们从雅加达到安达卢西亚大复兴计划的一个环节。”

诸如此类针对欧洲各国“量身打造”,以英语、法语、荷兰语等为媒介的恐怖主义教唆材料曾出不穷,不仅引起欧美大国空前的安全恐慌,也使一向被视为西式普世价值的自由、包容、多元等理念的现实践行受到了怀疑。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陆续有穆斯林青年奔赴“一线”支援当地武装。三年来,各国所采取的“绿色热线”、申根成员国信息共享等应对措施曾起到些许遏制效果,但随着不久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建国”行动与大规模征兵,西方“圣战”人数出现狂飙式反弹,其中尤以欧洲人最多。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统计,现今活跃在叙利亚、伊拉克的西方穆斯林多达3000人。其中持欧盟成员国护照者占据三分之二。

鉴于他们当中许多人通晓母国的语言和地形,且可以无须签证轻易入境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与其他武装分子里应外合,对西方社会来说,其潜在威胁甚至大于中东“土生”武装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圣战青年”主要是中东和南亚移民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按理说,他们生长在欧洲国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同原籍国的了解和联系都颇为有限,乍看之下,这一群体高涨的极端主义情绪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但考虑到与主体社会的资源不对等及日益强烈的认同危机,就不难理解欧洲年轻一代穆斯林的“圣战”情结。

现代史上,中东和南亚穆斯林移民欧洲的热潮始于二战后。其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前殖民地敞开大门,为经济重建广招廉价劳动力。因此,除少数为躲避本国民族主义革命清算而外逃的“封建土豪”外,大多数穆斯林移民为劳工,他们在移入国的居住条件较为恶劣,一般是在大城市的棚户区,采用聚居的生活方式,共同履行礼拜、斋戒等伊斯兰教义务,逐渐形成独立的族群,且由于伊斯兰教倡导教内通婚,该族群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受第一代移民劳工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经济基础薄弱的影响,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欧洲的基础教育机构主要有三大类:世俗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教会学校。世俗私立学校学费昂贵,非普通穆斯林家庭所能负担。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和清真学堂由于教育成本低成为大多数穆斯林学子的首选。结果是,在穆斯林聚居区周围的公立学校,穆斯林子女成为多数,加上许多家境稍好的“欧洲白人”刻意与其他族裔“划清界限”而从公立学校流失,将孩子转送基督教会学校等人员构成“更纯”的机构,一些公立学校也逐渐“伊斯兰化”。

相较于世俗私立学校和基督教会学校,公立学校与清真学堂无论在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备上都更为落后,由于经济或其他因素中途辍学的学生比例也大于前者。

在近年欧洲经济持续下滑、就业岗位急速缩水的背景下,欧洲毕业生的出路显得格外狭窄,而穆斯林青年则首当其冲。根据2010年的数据,英国穆斯林人口的失业率几近总人口失业率的两倍(16.4%:7.7%),其中30岁以下青年穆斯林的失业人口比例远高于国家平均值(23%:17%)。在西班牙,最大的穆斯林群体——摩洛哥裔当中,失业人口占42%,成就业最难的族裔。

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分享上,欧洲穆斯林也深感不公。尽管英国穆斯林协会等穆斯林社团及阿拉伯语报刊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该群体表达诉求、献言献策的渠道,但从欧洲诸国议会的人口分布来看,穆斯林掌握的实质决策权还十分有限。例如穆斯林人口超过2.7%的英国,上院669个席位中,穆斯林仅占4席,下院的650个议员也只包含8名穆斯林。而在伊斯兰教众占总人口10%的法国,目前议会中尚无穆斯林议员。

更重要的是,九一一事件后,西方反恐潮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与欧洲穆斯林日益严重的认同危机,加剧了弱势族群的“逆反”情绪。不少出生于欧洲的穆斯林由于有着中东、南亚的长相,遵从伊斯兰教与本族的着装、饮食等习惯,却并不谙熟原籍国的语言人文,时常遭遇既不属于原籍国,又不被母国所接纳的归属缺失感。而恐怖袭击的接连发生又置这一群体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教育、用工和参政歧视加剧了固有的分配鸿沟,同时,极右翼反穆斯林团体的活跃令安分守己的“温和”穆斯林感到空前的安全威胁。

相比之下,以ISIL为代表的中东恐怖组织的“友善”宣传,对于欧洲青年穆斯林人群有着极大的吸力。一方面,武装人员提供的“优厚”待遇和不断上传的血腥屠杀视频,使其找到了一条既可谋生、又可宣泄心中怨恨的途径。另一方面,巴格达迪针对全世界穆斯林发出的建国号召,在推特、面簿网上发布的“温馨提示”及为新婚“圣战伉俪”做出的蜜月“浪漫安排”,让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西方穆斯林感到一种“久盼”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

随着ISIL等“圣战”组织的加速膨胀,欧盟多国领导层已着手研究新安全措施,并计划于今年10月部长级会议上展开细节层面的讨论。无论最后拟出的具体方案如何,笔者以为,短期内解除欧洲圣战者的“回流”威胁、较长时间内缓和族群矛盾应构成欧洲诸国乃至其它西方国家的“反恐”主线。过往的经验表明,赶尽杀绝与姑息养奸皆非良策,如何有效疏导“弱势意识”,建立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进而实现族群间“和而不同”的融洽关系是西方社会规避“宅内失火”的关键。

作者是中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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