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赚到的利润


1、首先还是先说胡椒,《东西洋考》载三佛齐胡椒每百石值金2两;《瀛涯胜览》载苏门答刺国胡椒每官秤100斤值银一两、柯枝国胡椒官秤400斤值银5两、古里国胡椒每400斤值金200分,但被运到中国后,则以每斤5—20两的价格卖出。胡椒有500倍——2000倍的利润。现在史料和学者都认为郑和的船队带回来的主要货物是胡椒和苏木,以郑和庞大的船队只要运回1000吨胡椒,就可以获得1000万——4000万两利润。

2、再说瓷器,《明会典》记载“青花白瓷盘每个五百贯,碗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海每个一千五百贯。豆青瓷盘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郑和庞大的船队带有大量的瓷器,并以这些瓷器压仓,这一点史料和学者都没有什么异议,以最便宜的豆青瓷碗举例,1万只都青瓷碗也不过1吨多,可以赚回100万贯!郑和庞大的船队只要带有100吨瓷器压仓,就可以赚到不下几千万贯的利润,实际上以郑和庞大的船队(至少有几万吨级别),可以装多少瓷器,这些瓷器又可以赚回多少钱,况且郑和下西洋经营的物品远不止胡椒和瓷器,多达几百种,实际利润应该比我估计的大得多!

关于明初是否有大量贵金属流入,这条史料可以作参考,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黄金》:洪武八年,金一两等于银一两;洪武十八年,金一两换银五两、米十石;洪武三十年,金一两换银五两、米二十石。永乐十一年,金一两换银七两、米三十石。

明初的金银比价由洪武八年的一比一,到永乐十一年一比七,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国内白银产量大增,但目前没有看到史料说明这一点;一种是黄金大量流失,目前更没有史料和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另一种可能就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而当时的贸易主要由官方垄断,郑和下西洋更是将这种垄断达到极致。

官方经营贸易,元朝就有了,元朝“官本船”制度是元朝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古代官方控制和经营海外贸易的一个典型。所谓“官本船”制度,即由官方出钱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模式。早期由朝廷贷款给海商进行海外贸易,后由朝廷直接经营。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卢世荣提出了“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的新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元世祖的认可。《元史?食货志》将其称为“官自具船、给本,选人人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同时元朝政府又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人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由于元朝海外贸易获利甚丰,元朝朝廷不时颁布禁令,禁止私商下海,妄图垄断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史载“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而郑和下西洋是元朝“官本船”制度的终极扩大版。

郑和下西洋不是朱棣拍脑袋拍出来的东西,元代卢世荣就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叫做官本船,后来元代四次海禁也是为了推行这个东西,只不过到了朱棣这里集大成了,如果你去看马欢的记载,会发现这帮人在海外干的最多的就是跟当地人作贸易,而不是什么去宣扬国威。明人笔记,“与其酷催科于常赋之中,孰若开财源于常赋之外”;又引唐王锷节度岭南通市泊的故事,言说官督贸易的好处。可见郑和下西洋,反复多次,的确是获利颇丰。

谈郑和下西洋,就必然不可能脱离宋元两代海外贸易越来越浓的官府色彩,如果只从朱棣一朝一人下手分析,那根本是眼界狭窄,缘木求鱼

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之一在《西洋藩国志》已经明确记载是为了“经济大海”,“经济大海”尽管海外诸番包括东洋日本在内服饰、器用,多资中国,有不容一日缺者。诸如布帛、纸张、漆器、水银、药材、锄犁、铁锅、书画等等,甚至妇女用的脂粉、针线(见郑广南《中国海盗史》第179页)亦仰赖于中国。但国际市场上需求量最大的还是瓷器、丝绸与茶叶这三大类。所以,郑和的庞大船队运载到海外的货物也以瓷器、丝绸、茶叶为主。值得指出的是,海上丝瓷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最大的区别在于瓷器取代了丝绸成为最大宗的商品。

中国的瓷器固然是从唐代中晚期才开始大批向海外运销的,但鼎盛时期却在宋朝。所以十二世纪时的旅行家伊不.朱拜儿发现:“舶货中以中国瓷器为大宗。”但到了元末汪火洲的《岛夷志略》一书中,在记述很多国家的贸易品中,占重要地位的已是青花瓷器。到了明朝,景德镇出品的青花瓷器不仅是瓷器的巅峰之作而且尤其畅销,其次是福建德化的白瓷。近数十年考古工作者在菲律宾、印尼、新嘉坡、马来西亚、日本和波斯湾共的巴士拉、亚丁港、东非海岸、地中海地区都曾发现大量的中国瓷器与碎片,单单埃及开罗南部的福斯塔特就及现了约有12,000片中国瓷器碎片。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瓷器畅销海外的情景。

中国瓷器之所以能大量地运往海外各个国家,是因为中国高超的航海技术。瓷器大小相套,可以码放得非常严整,不仅使舱位不留空隙,而且大量瓷器不身的重量又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贸易跟文化一样,从来都是双向交流。但由于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类似今天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海外诸国的生产力还十分底下,所以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换取的仅是国内紧俏与稀缺的两大类货物:一是用于瓷器釉料着色剂的氧化矿物质,诸如苏泥勃青、紫绅、腮脂石、风磨铜、紫石、澜砂等等,其中需求量最大的是苏麻离青;二是香料,诸如乳香、安息香、苏合香等等。

从唐代到元代,中国通向亚非的海上丝瓷之路,主要由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经营。只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政府有组织的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经营海外市场的一次经济活动。由于其规模宏大,所以极大地刺激和鼓动了国内的经济。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印刷业,以福州为中心的造船业以及冶铁制造业、口用品制造业和造纸业等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文化再次掘起的象征。人类海洋文化的主体,是海上的贸易往来。因而,郑和下西洋不是到海外炫耀武力,而是一方面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巨大的利润;一方面按中国的价值观,向世界友好地输送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可谓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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