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高敬亭案为叶挺将军辩——驳王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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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处死一案,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新四军中的一桩重要历史事件。由于涉及此案的档案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造成对高案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编写于1985年的《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认为: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4支队,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带着蒋的批文抵达合肥青龙厂将高敬亭关押,然后召开斗争大会,叶挺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处决


就高敬亭案为叶挺将军辩——驳王辅一

童志强

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处死一案,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新四军中的一桩重要历史事件。由于涉及此案的档案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造成对高案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编写于1985年的《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认为: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4支队,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带着蒋的批文抵达合肥青龙厂将高敬亭关押,然后召开斗争大会,叶挺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处决。如此描述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说新四军军长叶挺避开中共,和国民党廖磊、蒋介石联手勾结将高敬亭处死。然而,对此漏洞百出的荒谬故事,长期以来,《项英传》作者王辅一为了撇清项英与高敬亭案的关系,不惜从中推波助澜,以讹传讹,在其论著中一再引用上述明显失实的材料,以用作抹黑叶挺的论据,而在其被指谬之后,又拿不出他素来推崇备至的“第一手资料”,至今仍然顽固坚持其溢美项英、贬损叶挺的错误观点,为他所谓的“客观研究项英”造势。鉴于此事涉及叶挺将军的令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历史真相,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

一, 王辅一的辩解苍白无力,不堪一驳

王辅一在《江淮文史》2013年第1期发表的《研究项英应坚持用事实讲话——答童志强》一文,在述及高敬亭案时是从以下4个方面为项英辩解的:

其一,组织可靠说。对编写于1985年的《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王辅一坚持辩解称:“这是由组织上专门组织调查、编写出来的,能说不可靠吗?”他的这种辩解完全站不住脚。首先,该书是个人署名的著作,并无“组织”名义。其次,即便是“由组织上”调查编写的,也不能与“可靠”绝对划等号。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文革前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文革中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关于刘少奇的专案报告,这些由中共中央专案组调查编写出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报告,能说可靠吗?可靠不可靠,归根到底是看它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在论及高案时,对酿成高案的前因后果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也没有第一手档案文电佐证,得出的结论又怎能令人信服?问题的关键是该书对高案的描写迎合了王辅一为项英开脱责任的需要。如果王辅一真的如此重视组织结论,又怎样解释其为何要在《项英传》中处心竭虑地质疑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呢?

其二,美化廖磊说。王辅一在文中说:“童志强美化错杀高敬亭的罪魁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廖磊”,“唯独童志强替廖磊涂脂抹粉”。对论敌祭出政治狼牙棒,是王辅一辞屈技穷后的一贯恶劣手法。无独有偶,在与王辅一文章发表的同时,有一封给中共上海市纪委的举报信,也说“廖磊是国民党著名的顽固派,长期与共产党、新四军作战时劣迹斑斑”,“是错杀高敬亭的罪魁祸首,而多年在党史部门工作,肯定是共产党员的童志强,却为廖磊脸上涂脂抹粉”,要求纪委“给予重视查处”。语言用词几乎与王辅一如出一辙。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组织手段,以政治高压逼我缄口罢了。不错,笔者确是有数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可是当下纪委反腐肃贪正忙得焦头烂额,这不是干扰他们的大事么!何况再怎样“给予重视查处”,党纪处分最高也就是开除党籍罢了,倒不如径直去人民法院,告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美化敌人,扰乱治安”的罪名绳之以法,岂不解恨?可惜现在已不是“文革”,依仗权势任意罗人罪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王辅一看来,廖磊既是国民党将领,那就一定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一定是罪大恶极、罪魁祸首。殊不知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历史是复杂的,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复杂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我们全面把握历史人物极其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特性,摒弃单一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定是坏人,这是黄口小儿的思维逻辑。其实,人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具有丰富、复杂、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即如桂系骨干廖磊,虽属国民党阵营,历史上也反对过共产党,但在抗战初期,其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安徽津浦路南段反击战、蒙城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而被载入最新出版的《安徽通史•民国卷》。在其安徽省主席任上,廖部并未与新四军兵戎相见,他不仅负责转拨新四军第四支队经费,还应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要求,破例增加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由安徽省地方财政支出军饷,这在皖南、苏南、苏北的第三战区、鲁苏战区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处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1939年10月23日,廖磊因脑溢血在任上不幸猝死于立煌县金家寨,终年49岁。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挺、叶剑英等都曾致电哀悼,张云逸还特派代表到立煌参加公祭。中共《新华日报》在1939年11月1日专门发表短评曰:“安徽省主席廖磊将军,是我国坚持敌后作战,并屡歼敌顽的名将之一,当抗战进入更加艰困的相持阶段的时候,他的逝世无疑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以上赞誉,不知王辅一以为然否?至今,廖磊的坟墓仍在安徽金寨县响山寺后山,由有关部门修缮一新,供四方来客凭吊,使王辅一的帽子工厂不攻自破。

其三,陈毅肯定说。王辅一强调,1941年5月13日,陈毅在华中局高干会上作报告时讲:“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搞掉的。”须知,1939年6月反高斗争时,陈毅远在苏南敌后,并非当事人和知情者,当年7月陈毅到新四军军部出席全军第一次党代会,才听项英介绍不久前刚刚处置高案的详情。而两年后召开的华中局高干会议,主要内容就是批判项英,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在会上先后发言,对项英在新四军和东南局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凌厉的批判。中共以往党内斗争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便是:某人一旦被批判,他以前的功劳便一笔抹杀。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概莫能外。因此,了解陈毅讲话的这个背景,恰恰能说明,项英曾在陈毅面前自夸过如何搞掉高敬亭的经过。

其四,李一氓证明说。王辅一搬出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数十年后的回忆:“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当时李一氓在军部分管机要文电,所有来往电报必须经过他手。然而在由王辅一参与其事的李一氓回忆录中,项英关于处理高敬亭问题致延安党中央和致重庆蒋介石的一系列电报、项英屈从国民党几次三番向党中央坚持要求江北新四军南调的电报、中共中央1940年5月4日严肃批评项英在东南局和新四军工作的《五四指示》、项英拒绝批评向中央掼纱帽3次辞职的电报,这些重要文电统统都被屏蔽,可见李一氓回忆录在项英问题上存在明显失忆和偏颇的倾向,不足为据。

二, 高敬亭其人

了解高敬亭的经历有助于对高案的解读。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城郊一户贫农家庭。受黄麻起义影响,高敬亭积极投身到开创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洪流中,于1929年3月加入中共。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其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

高敬亭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功绩但又犯有严重错误、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参加革命的资历在鄂豫皖根据地并不算高,但在很短时间内就“乘直升飞机”升任到重要领导岗位;他对敌斗争勇猛顽强,却又热衷于在革命队伍内部搞“肃反”,被誉为“肃反专家”;红25军长征后,在失去上级的情况下,他独自领导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保存了红28军这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的深仇大恨,却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新政策的正确理解,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岳西谈判,成功地达成鄂豫皖边区的国共合作;他一生错杀过不少无辜同志,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同志所错杀,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反党”罪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他的错案经历了41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既称平反,但平反结论又带有尾巴。平反文件中明确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坊间有一些论著在论及造成高案的责任时有种种不同观点,即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生前对此也有互相抵牾的说法。1953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此事时,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解放初,戴季英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年亦因“反党反中央”罪名被整肃关押大牢,文革后才平反。如果当时戴季英没有获罪,仍在当他的开封市委书记,相信毛泽东决不会如是说。

而时隔22年之后的1975年,晚年的毛泽东在处理高敬亭女儿要求澄清其父问题时,又仅凭汪东兴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就此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这一结论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当时如果上级不同意杀高,很难想象会允忍项英擅自处死这样一名高官,而且竟然还是以蒋介石批准的名义。如果确系项英的责任,皖南事变后华中局高干会议批判项英时岂不是现成的一发重磅炮弹?因此晚年毛泽东的批示难以令人信服。

对总政治部带尾巴的这个平反结论,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高案是冤案而非错案,应予彻底平反。笔者则认为这一平反结论是客观公允的。之所以会产生高敬亭案,与其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确有直接的关系。

抗战开始以后,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原定4支队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改编,高又从第7团中分出一部成立第9团。1938年3月中旬,全支队在皖西集中后向皖中进发。由于高敬亭对中央的东进决策有抵触,所以部队下山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但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

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被调离4支队去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专负地方工作。萧望东也被调离4支队,到豫皖苏边区彭雪枫游击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已经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黄安人,也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25军时期曾经是高敬亭的上级。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谁知道戴季英抵达的当晚,就与高敬亭发生了争论。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以致后来矛盾激化成外来的政工干部一度逃离4支队的“新开岭事件”。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张云逸无奈,只得审慎地采取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整个4支队东进。而高敬亭和4支队主力第7、9团却始终在淮南铁路以西徘徊不前,并企图把部队拉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开辟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军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第1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3支队第5团团长孙仲德等一行从皖南过江。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皖中舒城西港冲4支队留守处,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错误之三是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没有证据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由于高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错误之四是意志衰退,腐化堕落

第四支队集结东进,在皖中展开之后的一系列对敌作战,都是林维先、戴季英、周骏鸣等部下直接指挥的。高敬亭以养病为由长期逗留后方,同时却在军中公开纳妾,在部队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三、叶挺并没有去立煌与廖磊商量处置高敬亭问题

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1939年4月27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从1989年公开发表的赖传珠日记得知,早在廖磊向五战区诬告4支队之前6天,即5月18日,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就已去皖东。在5月18日赖传珠日记中有“接叶、张命令”、“军长等已去皖东”的明确记载。在5月22日的日记中,赖传珠又记载:“接前方来电,叶、张、邓已到青龙厂”。此事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邓子恢自述》第20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见说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其次从叶挺、邓子恢江北之行的任务来分析: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整理江北部队、成立江北指挥部,向高敬亭传达党中央和军部指示,督促第4支队东进。即如前言,说叶挺5月13日去立煌,廖磊5月24日向五战区诬告4支队,五战区收到诬告后再转报重庆蒋介石,蒋介石再复电五战区批准枪毙高敬亭,五战区再转发到立煌,廖磊再转交给叶挺,如此往返,从时间推算,叶挺拿到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最快也要在5月底或6月初,而叶挺5月18日已去皖东。明明是叶挺到青龙厂在前,廖磊诬告在后,却硬要把重任在肩的叶挺,描绘成置大局于不顾、为了处置高敬亭而不惜在廖磊那里呆上半个多月,再“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的杀高元凶,岂非咄咄怪事!

再次,从高敬亭事件本身来分析:高敬亭的问题有一个暴露和发展的过程:先是第4支队干部会议结束,叶挺、邓子恢、罗炳辉一行走后,5月中旬,在4支队东开途中,高敬亭命令第7、第9两团抵制执行东进命令,第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认为不妥,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并将高的指令上缴江北指挥部;后是5月20日高的心腹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团政委曹玉福叛逃投靠桂顽,这才是造成高敬亭案的导火索。由于在反杨、曹斗争中涉及到高敬亭,第7、9团的不少干部揭发高敬亭在部队乱杀人、贪污腐化、任用亲信、抵制东进等问题,由此而演变成反高斗争。江北指挥部将情况电报中央和军部,并于6月4日将高敬亭扣押。然而因高敬亭对抗审查,拒不认错,并以自杀相威胁,最终酿成高案,于6月24日在青龙厂将高处死。在杨、曹尚未叛变,上述矛盾还没有暴露和激化的前提下,硬说叶挺于5月12日4支队干部会后,就迫不及待地急赴立煌与廖磊商量处置高敬亭,将一桶脏水悉数泼到叶挺身上,这才是天大的冤案!

叶挺既然没去立煌,当然不可能从立煌带回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事实上,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在6月23日即反高斗争大会的第三天傍晚才转来的。关于此事,当时在江北现场参加反高斗争大会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著文证实,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三天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朱克靖:《第三天》,载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杂志第10期)。

顺便指出,叶挺在江北确曾有过立煌之行,但并非是5月13日,而是高敬亭被处死后的7月初,这在当时安徽的《大别山日报》上都有公开报道,《赖传珠日记》亦有记载。

笔者无意苛求《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的编者,因为他们在编写此书时,《赖传珠日记》、《邓子恢自述》还没有出版面世。但是,被称为“军史活辞典”、深谙新四军史料、熟研《赖传珠日记》的王辅一,绝对不会看不出上面这些破绽百出的漏洞。自诩查阅过“数千万字”新四军史料、“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以“告诉后来人一个真实的历史”为座右铭的王辅一,为了要撇清项英、把高案的责任全部推到叶挺头上,在拿不出哪怕一件“第一手的文电资料”的情况下,竟然不惜大量引用有明显错误的失实材料,强词夺理,往叶挺脸上抹黑,并且顽固坚持错误至今,实在令人不齿。

四,叶挺过江前中共早就在关注高敬亭问题并研究处理方案

应该指出,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对原红4方面军留在鄂豫皖的余部及其领导人高敬亭,确实不是十分信任。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直接回中央,而是先返湖北省亲,期间曽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4方面军旧部。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信中反映:“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能够以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和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经查实,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英山后即无功而返,遂去延安。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

然而高敬亭9月9日汇报信中涉及的8月24日“陈同志送来的”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警觉。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4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实力大损,张国焘也因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撅不振,原红4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在接受学习和教育,所谓的“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是明日黄花,难怪毛泽东要对此信产生疑问而要亲自审阅。而曾显赫一时,担任过红4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不久,即从中共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高敬亭的山头主义思想及行为,也确实让延安对他很不放心。早在1937年9月,毛泽东就亲自点将从延安派郑位三、萧望东等人去高部,结果因遭到高敬亭排挤而离队。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又指出:“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 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中共长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同年6月下旬,因与后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激化,高敬亭扬言要在第4支队搞肃反,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是为“新开岭事件”。此事惊动到地方党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报告还建议:“(1)速派重要负责人再来做说服工作、争取工作;(2)调新四军其它支队来皖,使他感到一种威胁,不敢再发展下去,然后从事改造部队的工作;(3)如不可能,便采取断然的处置,声明他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会同战区司令长官使他离开部队,另派人来接替。”

直到叶挺过江前的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还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当时新四军共有4个支队,在上级的电文中,唯独对皖北的高敬亭第4支队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推动”、“说服”、“争取”、“改造”、“处置”、“解决”等字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下面。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项英、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将领,都向上级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

五,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高敬亭是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队司令员,身为新四军最高决策领导人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王辅一在《项英传》、《近看项英》等书中想尽心机企图将项英从高案中摘出,然而以下史实却明明白白地证实了项英与高案的密切关系:

如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

又如 ,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再如,项英1939年4月21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以上一些在王辅一书中被舍弃或删节的电文,真实地反映了项英对高敬亭错误的深刻分析和解决高敬亭问题的迫切心情。但是,因为这些第一手的重要文献对王辅一美化项英的观点不利,于是被他无情地作了屏蔽处理。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戒,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叶挺当时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从电报分析,5月20日杨、曹叛逃,情况汇报到江北指挥部,指挥部经过确认无误,再向皖南军部报告,项英于5月26日以叶、项名义向蒋介石报告要求撤高的职并通缉杨、曹,此电无疑证实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处理高案不可能绕过新四军最高决策者项英,同时也进一步证实,说叶挺在此之前就已经拿到了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是多么地荒唐!

六,处死高敬亭是中共内部的事情,不能将高案的账算到叶挺个人头上

1984年4月,笔者赴武汉参加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期间在饭桌上,我与来自河南郑州大学的一位新四军老同志相邻而坐,经交谈得知,他叫李资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搞机要工作,1938年冬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和第4 支队机要科长。我当时正在写高敬亭传,因安徽民间有一种传说,谓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于是我向李老求证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以后,又从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陈忠贞主任那里获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养老,由家乡一个族中姑娘陪伴照顾生活。于是我借开会、出差路过之机多次到郑州戴府采访,在谈及高敬亭之死时,戴老几次强调:“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尽管有李资平、戴季英两个当事人的口述,但因没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献,长期以来,我只是作为研究高案的重要线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后,项英才会向蒋介石发报。因为新四军当时名义上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高敬亭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的少将支队司令,必须要走这个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10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足以说明此中关系。

从1939年5月26日项英致电蒋介石要求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到6月24日高在皖东青龙厂被处死,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叶挺虽为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以及军队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将领,对如何处理高案这样的大事,他们经过深入的讨论,持有一致的意见,并向上级汇报。项英也不可能不请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请示。从前述当时参加反高斗争的朱克靖题为《第三天》的报道中得知,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完全是党外人士的口气。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继撤销职务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双开,这就更加说明此时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试想,战争期间公然违抗军令,罪莫大焉!何况高敬亭还有“张国焘余党”的嫌疑,反高斗争时的罪名之一,就批他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联想到1938年原红4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红5军政委黄超,只不过是想去苏联申述,就被秘密处死在新疆(此2人文革后已获平反),中共当时决定弃高也属正常。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刚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中共中央东南局》下卷,第73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8月版)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正是在项英、李一氓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由此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实有一个处置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罪名即为“反党”,可见前述李资平、戴季英两位新四军老人的口述证词确非是虚妄之言。

王辅一引用1939年9月29日《抗敌报》江北版刊登蒋介石就叶挺结束江北之行致叶挺的嘉慰电,来证明“蒋介石对叶挺以处理高敬亭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第4支队是很满意的,否则就不会专门复电‘嘉慰’了”。其实,叶挺去江北之前先向蒋介石发电请示,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叶挺向蒋介石汇报已结束江北之行返回军部,蒋介石再复电表示嘉慰,这乃是军队系统上下级之间的例行公文。然而,王辅一却处心积虑地拿此说事,企图坐实高敬亭是被叶挺与蒋介石搞掉的。而事实上,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叶挺、江北指挥部和项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极力赞扬和充分肯定叶挺的江北之行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而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明显是居高临下地表扬叶挺在高案中执行党的指示的坚决和努力。还有,经项英批发的新四军司令部致中央军委《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汇报中,对“争取整个部队到党的领导下”的反高斗争同样也持绝对肯定和高度评价。上述与项英直接有关的第一手文献史料,对王辅一认为“如果项英知道要处决高敬亭,他会坚决反对和阻止的”武断结论,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综上所述,在叶挺过江前后,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地方党领导、包括项英在内,都一致认为要采取办法解决高敬亭问题,以推动4支队东进。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党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共产党自己要求杀高,岂有不准之理?王辅一故意混淆是非,将叶挺与蒋介石相提并论,为了撇清项英与高案的关系,不惜将污水泼到叶挺将军身上,而且竟然还用别人撰写的《叶挺将军传》“得到叶挺家人认同”为理由,来替自己的说法辩解,真是有辱“军史专家”的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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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60~66年)时期, 看过一本“革命回忆录”形式的长篇小说,记得书名是《风雪大别山》,描述的时间段就是在高敬亭领导下的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记得领衔作者就是何耀榜。高敬亭自然是该书中的主角,有大量的正反方面事实的回忆描述,尤其是作者对高敬亭的“肃反”真是怨恨交加,因为该书作者也曾经高敬亭欲拟杀的肃反对象。如今在网上又多次拜读了相关帖子,总之,对高敬亭案的归纳就是“特殊时期,事出有因,杀之可惜无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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