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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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21世纪的人类什么启示?      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热爱和平。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和”,用“和”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这虽然是从做人的角度解释“和”,但“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维系社会的准则。《论语》:“有子曰: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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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21世纪的人类什么启示?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选择和平、和谐

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热爱和平。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和”,用“和”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这虽然是从做人的角度解释“和”,但“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维系社会的准则。《论语》:“有子曰: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而且是一种美。《礼记·中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能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万物才得以育,这就将“和”的意义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西晋统一全国后,在文献整理、史书编纂、学术积累,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已出现繁荣的端倪,是战争,打乱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断裂。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战争,打乱了原来的趋势,延迟了文明的发展。

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和”字。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重点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要义。关于人与人的和谐,重点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关于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华文明中关于和谐的观念,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谐,惟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惟和谐才能使文明稳步发展。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二:选择包容

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尚书·周书·君陈》)意思是: 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 ,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 臻于“道”,臻于“久”。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 核心向周围扩散, 周围向核心趋同, 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 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 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他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 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在唐朝任职。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 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惟包容才能百川汇海,惟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三: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 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 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 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即以唐代为例, 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 水所以比黎庶,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太宗深以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 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 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罢相时,推荐刚正极勇的宋璟继任相位。宋璟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 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 则台谏公言其失, 改之为易。”(《龙川集·论执要之道》) 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惟开明才能广得人心,惟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四:选择革新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 虽不是最早的, 却是惟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诗经》赞美周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 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周易》说:“日新之谓盛,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周易》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 变,是从穷到通的关键。其实,《周易》的这个“易”字,就是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 张岱年先生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张载、程颢、程颐、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言论, 总结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哲学大纲》) 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他说:“夫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见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书记》) 这段话既符合传统的思想,又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可以视为他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就带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从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果就文学体裁这一个局部而言,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词和曲; 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 从杂剧到传奇,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学的突飞猛进。

毋庸讳言,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因循守旧的因素,所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宋史·王旦传》)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回顾历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五:选择开放

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 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只有今生此世的观念,是佛教带来了三世( 前世、今世、来世) 之说,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翻译有关。随着佛经的翻译,汉语的词汇扩大了,文学观念也多样化了, 诸如“空”的观念、“境界”的观念,都与佛教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8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还有大量外来的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斯里兰卡的古称)、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唐太宗设立的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 对西方文明的重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传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 这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数学、历算,以及美术、音乐、火器、水利、建筑等等。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16 世纪至19 世纪的300年间,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很可惜,当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之际,中国的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以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明显地落后了。这是一个惨痛教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 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 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标志。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种种新事物迅速出现,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惟开放才能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惟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所述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 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 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 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我相信,上述各点对今日中国有借鉴意义。也许,其意义会超出中国的范围,对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参考价值。

经济全球化在不平静中向前推进,看来已是大势所趋, 而文化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全球化呢? 这关乎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对此我们必须作出清醒的判断。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往来,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生存方式趋同。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几千年或更长时间积累的结果。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尊严,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记。要将世界上各民族长期形成的、千差万别的文化变成单一的文化,是不可想的。那种失去了多姿多彩的单调的文化,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我主张不要笼统地提“全球化”,或者笼统地提“全球化时代”,应当对全球化加以分析。在经济的层面, 全球化是大趋势。在科学技术的层面,那些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先进科技,更容易在全球推广。但是在精神的层面,因为涉及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生活习俗、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等,要想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将某一种文化强加于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

必须清醒地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是普遍而深刻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种种偏见,会遮蔽人的智慧,而实际的利害关系又会迷惑人的良知,再加上语言交流的障碍,在不同文明之间,即使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都不容易,至于互相包容、互相吸收就更困难了。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能够遨游太空,为什么不能放弃种种狭隘、固执和偏激的想法,以广阔的胸襟,对待文明的差异呢? 为什么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呢? 为什么不能充分尊重各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选择呢? 我相信, 21世纪的人类,可以运用大智慧,展现大手笔,在不同文明之间找到密切沟通之路,搭起畅通无阻之桥,以促成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以造就世界的永久和平。

在当今世界上,孤立的民族文化是难以存在的,单一的全球文化也是不可思议的。不同文化只能以开明开放的态度互相包容,只能和平和谐地相处,以期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这就是我们对21世纪人类生存方式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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