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原纪委书记杨敏之去世 墓志铭: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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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 “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决策和施政过程,就像在黑屋子里炮制祖传秘药一样。丸药拿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啥。” “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2014年7月29日凌晨2点,原中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糖尿病、尿毒症医治无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离世,享年81岁。 两个月前的5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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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

“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决策和施政过程,就像在黑屋子里炮制祖传秘药一样。丸药拿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啥。”

“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2014年7月29日凌晨2点,原中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糖尿病、尿毒症医治无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离世,享年81岁。

两个月前的5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刚刚在医院中见到这位已经与血液透析结伴数载的老人,其时在这位身高1米85、满头银发的老人看来,去医院不过是一周三次的“例行公事”。

杨敏之出身富农家庭,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加入革命工作,“文革”被批斗,80年代后期担任十年湖南省纪委书记,推行阳光行动,打响六大战役,六战五败,最终怀着“不理想”的心情退了下来。晚年杨敏之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通过大量的著述,来记载自己被人视作“大逆不道”的思考。

在2007年出版的《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途》中,他曾这样写道:“有一天我入土了,‘我尽力了’这四个字就是我的墓志铭。”

背负家庭出身“原罪”

1933年4月,杨敏之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丰登坞镇杨家庄,原名杨果勤,上私塾时,一位秀才为他改名杨敏之。

杨敏之的爷爷苦心经营一生,积攒下四百多亩土地,他的父亲四兄弟分家,各自分得百亩,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后改为富农。家庭出身在杨敏之长大后,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原罪感”。

天资聪明的杨敏之从私塾、村小学堂、县属中心完小、省立中学一路读来,每次考试都是前一二名。直到1947年秋,他家所在地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作出决定,不准解放区学生到国统区读书,他才告别了学生生涯。这一年,解放区为了发展经济,各地成立了不少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组织,不满15岁的杨敏之经人介绍,到新成立的丰润县银行工作。

1949年,为了接管江南广大地区,中共中央决定从被北方各根据地抽调约10万名干部随军南下。16岁的杨敏之加入冀东南下工作团。此前,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羞于谈论家事,不敢回家探视父母,甚至把父母划入了敌人营垒。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杨敏之说,“一走了之,完全丢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包袱,这就是我当时要求南下的真实原因。”

报名之后,组织上安排被批准南下的人回家和亲人告别。别人都这么做了,唯独杨敏之没有回家,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怕人家说立场不坚定,只好不回去。他父亲悄悄进城劝他不要南下,但杨敏之一句也听不进。最终父亲黯然离去,临走时一边往他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一边不住地念叨他祖母曾说过的那句话:“勤头真是吃了迷魂汤了。”

这种原罪感伴随了杨敏之数十年。1958年,他因病住在湖南南岳的一家医院。五十多岁的母亲从老家只身一人,从唐山辗转乘车到南岳来看他。杨敏之把母亲安顿在镇上一个小旅店里,让她住了两天就催促她回去。母亲只得怀着难以割舍的心情和失望,踏上回程路。杨敏之说,“这是多么残酷的场景啊!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实。”

直到1983年,他和妻子才第一次正式回家探视父母,母亲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过时了,他的骨肉之情油然迸发。一见面,他就情不自禁地急步走到母亲面前,饱含热泪,伸出双臂,热烈地拥抱她,深情地喊着“妈妈”!

杨敏之说,对于他母亲来说,“今天回想起来,历史对她是不公正的,我也跟着走进了这个历史的误区”。

“运动不断,‘左’祸不止”

杨敏之被编入冀东南下干部总队第4大队第8中队,准备接收湖南省永州地区的蓝山县。1949年7月,在河南新郑集结待命的杨敏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的杨敏之曾经反思说,自己的入党在内心深处夹杂着一种归属感,即由“局外人”变成“自己人”,以摆脱“另类”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己的入党动机并不是非常纯洁的。

但杨敏之显然通过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当时湖南土匪横行的传言甚嚣尘上,不少“南下干部”做了逃兵,杨敏之坚持了下来,逐渐成为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文革”前,他先后担任衡阳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秘书长。

1966年“文革”开始后,担任衡阳市委秘书长的杨敏之在衡阳市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一个被揪了出来,第一个遭受“造反派”炮轰;第一个被监视、关押;第一个被进行大会批斗。

在市委南院一间破旧不堪堆放文具的小房里,杨敏之度过了一年凄凉、孤独、寂寞无助的囚徒式生活。他的很多战友、领导,如胡云初、刘慎之、孙旭涛、刘逊夫、秦震、刘万全等,都在文革中先后自杀。

被“打倒”之前,杨敏之也指导批斗过别人。沦为“阶下囚”后,他不止一次遇到过当年的批斗对象。双方“同为天涯沦落人”,杨敏之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数十年后,杨敏之说,“今天看来,这一点都不奇怪了,‘左’的思想指导下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魔圈’,运动不断,‘左’祸不止,以言定罪,以权代法。在这个‘魔圈’内,人们虽可以不断变换角色,但斗争双方最终难逃同样的结局。”

纪委书记十年,六战五败

经过一年多的“猪圈”生活、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和“群众专政”,1970年12月,杨敏之被分配到衡阳市第三机械厂任革委会主任,后历任衡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1988年3月至1998年连续十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在他担任省纪委书记的10年里,湖南先后查处了张德元、林国悌等腐败大案,大张旗鼓地清理红包礼金、清理党政干部建私房、反对公款大吃大喝,并在全国率先展开了旨在公开透明行政的“阳光行动”。

1993年,到省纪委工作6年之际,杨敏之自己作过一番统计,那6年中,湖南全省平均每年查处违纪案件约9000件,处分党员和干部约8000人。

杨敏之说:“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腐败的根源就是对权力的滥用,就是权力运行得不到有效的监督。能不能找到一个积极的办法,来遏止党员干部滥用权力,预防和减少党员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呢?”

杨敏之决定在全省实施“阳光行动”:“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决策和施政过程,就像在黑屋子里炮制祖传秘药一样,丸药拿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啥。施政终究不是制秘药,为什么不能在黑屋的墙上凿开一个洞,让阳光透进去,让外面的人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以增加公开性呢?”

为什么选择“办事公开”作为突破口?杨敏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办事封闭的状态下,许多情况群众根本不知道,监督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实行办事公开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让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把监督作为“机油”渗透到权力这架机器的运行过程中去,保证监督的经常性、有效性。

杨敏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办事公开”当时应该说是十分重视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少数地方搞得好,多数地方搞得不好,但这毕竟是探索民主监督的重要的开端。

回首十年纪委书记生涯,杨敏之感慨万千:“查处大案要案,结果发案率总是居高不下,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大;反对用公款大吃大喝,最后以失败告终;清理红包礼金,效果很不理想,现在红包礼金已经蔓延到几乎一切领域;推行办事公开和制度建设,少数地方搞得好,多数地方搞得不好;加上清理党政干部建私房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晚年“大逆不道”的思考

在退职之前,杨敏之给湖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对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提了五条具体建议和要求:一是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体制;二是如果第一条做不到,纪委书记应该兼任同级党委副书记;三是如果第二条仍做不到,纪委书记应列席党委书记办公会;四是监察厅(局)长应担任同级政府党组成员;五是拨款500万元建立办案奖励基金。后来省委、省政府采纳了两条半:第一、二条省里做不到,第三、四条省委、省政府照单全收,第五条省政府打半折,给省纪委拨款250万元作办案奖励基金。

不必为尊者讳,近年先后落马的许宗衡、阳宝华都曾是杨敏之在衡阳任职时的得力下属,杨敏之也曾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过,无法想象许宗衡、阳宝华是如何成为贪官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恰好说明,为什么杨敏之晚年的反思是珍贵的。

1991年,杨敏之曾经主编过一本《中外反腐败史鉴》,这本书当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曾经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杨敏之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反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单靠少数清官的教育示范不行,靠重典也不行,而必须靠民主。”

他在退休之后开始认真研究问题,他一直记得《顾准文集》是他离职后读的第47本书,顾准也是对他晚年影响最大的人。杨敏之此后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并通过大量的著述来记载自己的思考,其中很多思考难免被人视作“大逆不道”。

这位在反腐败第一线工作十年的纪委书记相信,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败。他认为现阶段的腐败现象是依附于旧的体制和制度的,不仅高发和多发,而且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纠而复生、屡禁不止。这些体制问题或障碍主要包括权力过分集中、监督缺乏独立性、政“市”不分、民主机制不健全、公共财产“所有者缺位”等。

对于作为党和国家重要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杨敏之就认为,作为制度,在现实运行中民主不足,集中有余,存在不确定性。民主与集中很容易被割裂开来,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变成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实的,“民主”是虚的,民主不能真正制约和限制领导人公然违反民主的行为,解决不了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所以民主集中制极容易变味为家长制。

再比如,杨敏之认为,现行的选举制度实行的大多是间接选举制,而且差额很少,与任命制没有多少区别。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扭曲了干部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误以为权力是来自上级的授予。针对这一弊端,必须扩大党内民主选举的范围,对党的选举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这位喜欢写书的资深纪委书记并不太看反腐小说,他曾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看过一本王跃文的反腐小说,就是《国画》,书中大体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他也看过《绝对权力》,并认为那本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

“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决策和施政过程,就像在黑屋子里炮制祖传秘药一样。丸药拿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啥。”

“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2014年7月29日凌晨2点,原中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糖尿病、尿毒症医治无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离世,享年81岁。

两个月前的5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刚刚在医院中见到这位已经与血液透析结伴数载的老人,其时在这位身高1米85、满头银发的老人看来,去医院不过是一周三次的“例行公事”。

杨敏之出身富农家庭,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加入革命工作,“文革”被批斗,80年代后期担任十年湖南省纪委书记,推行阳光行动,打响六大战役,六战五败,最终怀着“不理想”的心情退了下来。晚年杨敏之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通过大量的著述,来记载自己被人视作“大逆不道”的思考。

在2007年出版的《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途》中,他曾这样写道:“有一天我入土了,‘我尽力了’这四个字就是我的墓志铭。”

背负家庭出身“原罪”

1933年4月,杨敏之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丰登坞镇杨家庄,原名杨果勤,上私塾时,一位秀才为他改名杨敏之。

杨敏之的爷爷苦心经营一生,积攒下四百多亩土地,他的父亲四兄弟分家,各自分得百亩,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后改为富农。家庭出身在杨敏之长大后,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原罪感”。

天资聪明的杨敏之从私塾、村小学堂、县属中心完小、省立中学一路读来,每次考试都是前一二名。直到1947年秋,他家所在地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作出决定,不准解放区学生到国统区读书,他才告别了学生生涯。这一年,解放区为了发展经济,各地成立了不少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组织,不满15岁的杨敏之经人介绍,到新成立的丰润县银行工作。

1949年,为了接管江南广大地区,中共中央决定从被北方各根据地抽调约10万名干部随军南下。16岁的杨敏之加入冀东南下工作团。此前,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羞于谈论家事,不敢回家探视父母,甚至把父母划入了敌人营垒。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杨敏之说,“一走了之,完全丢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包袱,这就是我当时要求南下的真实原因。”

报名之后,组织上安排被批准南下的人回家和亲人告别。别人都这么做了,唯独杨敏之没有回家,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怕人家说立场不坚定,只好不回去。他父亲悄悄进城劝他不要南下,但杨敏之一句也听不进。最终父亲黯然离去,临走时一边往他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一边不住地念叨他祖母曾说过的那句话:“勤头真是吃了迷魂汤了。”

这种原罪感伴随了杨敏之数十年。1958年,他因病住在湖南南岳的一家医院。五十多岁的母亲从老家只身一人,从唐山辗转乘车到南岳来看他。杨敏之把母亲安顿在镇上一个小旅店里,让她住了两天就催促她回去。母亲只得怀着难以割舍的心情和失望,踏上回程路。杨敏之说,“这是多么残酷的场景啊!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实。”

直到1983年,他和妻子才第一次正式回家探视父母,母亲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过时了,他的骨肉之情油然迸发。一见面,他就情不自禁地急步走到母亲面前,饱含热泪,伸出双臂,热烈地拥抱她,深情地喊着“妈妈”!

杨敏之说,对于他母亲来说,“今天回想起来,历史对她是不公正的,我也跟着走进了这个历史的误区”。

“运动不断,‘左’祸不止”

杨敏之被编入冀东南下干部总队第4大队第8中队,准备接收湖南省永州地区的蓝山县。1949年7月,在河南新郑集结待命的杨敏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的杨敏之曾经反思说,自己的入党在内心深处夹杂着一种归属感,即由“局外人”变成“自己人”,以摆脱“另类”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己的入党动机并不是非常纯洁的。

但杨敏之显然通过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当时湖南土匪横行的传言甚嚣尘上,不少“南下干部”做了逃兵,杨敏之坚持了下来,逐渐成为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文革”前,他先后担任衡阳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秘书长。

1966年“文革”开始后,担任衡阳市委秘书长的杨敏之在衡阳市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一个被揪了出来,第一个遭受“造反派”炮轰;第一个被监视、关押;第一个被进行大会批斗。

在市委南院一间破旧不堪堆放文具的小房里,杨敏之度过了一年凄凉、孤独、寂寞无助的囚徒式生活。他的很多战友、领导,如胡云初、刘慎之、孙旭涛、刘逊夫、秦震、刘万全等,都在文革中先后自杀。

被“打倒”之前,杨敏之也指导批斗过别人。沦为“阶下囚”后,他不止一次遇到过当年的批斗对象。双方“同为天涯沦落人”,杨敏之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数十年后,杨敏之说,“今天看来,这一点都不奇怪了,‘左’的思想指导下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魔圈’,运动不断,‘左’祸不止,以言定罪,以权代法。在这个‘魔圈’内,人们虽可以不断变换角色,但斗争双方最终难逃同样的结局。”

纪委书记十年,六战五败

经过一年多的“猪圈”生活、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和“群众专政”,1970年12月,杨敏之被分配到衡阳市第三机械厂任革委会主任,后历任衡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1988年3月至1998年连续十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在他担任省纪委书记的10年里,湖南先后查处了张德元、林国悌等腐败大案,大张旗鼓地清理红包礼金、清理党政干部建私房、反对公款大吃大喝,并在全国率先展开了旨在公开透明行政的“阳光行动”。

1993年,到省纪委工作6年之际,杨敏之自己作过一番统计,那6年中,湖南全省平均每年查处违纪案件约9000件,处分党员和干部约8000人。

杨敏之说:“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腐败的根源就是对权力的滥用,就是权力运行得不到有效的监督。能不能找到一个积极的办法,来遏止党员干部滥用权力,预防和减少党员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呢?”

杨敏之决定在全省实施“阳光行动”:“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决策和施政过程,就像在黑屋子里炮制祖传秘药一样,丸药拿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啥。施政终究不是制秘药,为什么不能在黑屋的墙上凿开一个洞,让阳光透进去,让外面的人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以增加公开性呢?”

为什么选择“办事公开”作为突破口?杨敏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办事封闭的状态下,许多情况群众根本不知道,监督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实行办事公开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让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把监督作为“机油”渗透到权力这架机器的运行过程中去,保证监督的经常性、有效性。

杨敏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办事公开”当时应该说是十分重视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少数地方搞得好,多数地方搞得不好,但这毕竟是探索民主监督的重要的开端。

回首十年纪委书记生涯,杨敏之感慨万千:“查处大案要案,结果发案率总是居高不下,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大;反对用公款大吃大喝,最后以失败告终;清理红包礼金,效果很不理想,现在红包礼金已经蔓延到几乎一切领域;推行办事公开和制度建设,少数地方搞得好,多数地方搞得不好;加上清理党政干部建私房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晚年“大逆不道”的思考

在退职之前,杨敏之给湖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对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提了五条具体建议和要求:一是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体制;二是如果第一条做不到,纪委书记应该兼任同级党委副书记;三是如果第二条仍做不到,纪委书记应列席党委书记办公会;四是监察厅(局)长应担任同级政府党组成员;五是拨款500万元建立办案奖励基金。后来省委、省政府采纳了两条半:第一、二条省里做不到,第三、四条省委、省政府照单全收,第五条省政府打半折,给省纪委拨款250万元作办案奖励基金。

不必为尊者讳,近年先后落马的许宗衡、阳宝华都曾是杨敏之在衡阳任职时的得力下属,杨敏之也曾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过,无法想象许宗衡、阳宝华是如何成为贪官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恰好说明,为什么杨敏之晚年的反思是珍贵的。

1991年,杨敏之曾经主编过一本《中外反腐败史鉴》,这本书当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曾经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杨敏之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反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单靠少数清官的教育示范不行,靠重典也不行,而必须靠民主。”

他在退休之后开始认真研究问题,他一直记得《顾准文集》是他离职后读的第47本书,顾准也是对他晚年影响最大的人。杨敏之此后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并通过大量的著述来记载自己的思考,其中很多思考难免被人视作“大逆不道”。

这位在反腐败第一线工作十年的纪委书记相信,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败。他认为现阶段的腐败现象是依附于旧的体制和制度的,不仅高发和多发,而且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纠而复生、屡禁不止。这些体制问题或障碍主要包括权力过分集中、监督缺乏独立性、政“市”不分、民主机制不健全、公共财产“所有者缺位”等。

对于作为党和国家重要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杨敏之就认为,作为制度,在现实运行中民主不足,集中有余,存在不确定性。民主与集中很容易被割裂开来,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变成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实的,“民主”是虚的,民主不能真正制约和限制领导人公然违反民主的行为,解决不了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所以民主集中制极容易变味为家长制。

再比如,杨敏之认为,现行的选举制度实行的大多是间接选举制,而且差额很少,与任命制没有多少区别。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扭曲了干部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误以为权力是来自上级的授予。针对这一弊端,必须扩大党内民主选举的范围,对党的选举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这位喜欢写书的资深纪委书记并不太看反腐小说,他曾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看过一本王跃文的反腐小说,就是《国画》,书中大体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他也看过《绝对权力》,并认为那本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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