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是农历甲午年。近代以来,最著名的甲午年1894年。这一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留给中国人的是痛楚记忆,百年不消。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精英曾反思:落后就要挨打!说的固然不错。可是,回望历史500年,我们还能看到更加丰富的内涵,获得更为深刻的答案。

痛击侵略赢得三百年和平

422年钱的壬辰年(1592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年,爆发了一场国际大战,名称史籍一般称为“东征”(1592-1598年)。这是发生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明朝军队和朝鲜联军合战日本军队的七年战争,韩国或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或“壬辰卫国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之役”与“长庆之役”。在大明王朝步入暮年的年代,刚刚统一日本列岛,羽翼未丰的丰臣秀吉,迫不及待的发动了这场全面侵朝战争,妄想“一朝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与四百余州”,让朝鲜为先驱,吾死之前将令中国臣服。明朝援军联手朝鲜军民,付出巨大的生命和物质财富代价,最终打败了丰臣秀吉的日本军队。

16,17世纪之交的明朝,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也是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实属当之无愧的中央之国。当时的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印度)。这不仅表现在货币的白银流通方面,也表现在明代所具有的东亚文化母本和意象中心发源地的大气象。泰国(时称暹罗)国王纳黎萱认识到日本已经开始了扩张主义政策,威胁到整个东亚的贸易(包括暹罗)。并且在1592年侵犯了朝鲜。纳黎萱了解这些情况后,在1592年10月派遣了一个使团去中国,提出派遣暹罗海军去对抗日本。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暹罗海军最终出兵未果,但这表明,中国确实在当时一个有秩序的亚洲国家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对日本而言,当时的大明无疑比它先进得多,即使视明朝为“父母之邦”的朝鲜,也将日本视为“藩臣”。而战后的日本,无论是陶瓷术,印刷术,做豆腐的秘方,还是造纸术,绢纱制法及织布术等,据说都是通过战争中被掳的朝鲜人处学得的。若从近代日本的历史逻辑出发,反观丰臣秀吉之举,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落后挑战先进,肆无忌惮地野蛮践踏文明又是什么?

福田勘介,这位当时被朝鲜军所俘虏的日军加藤清正部下,曾明白无误的指出侵朝日军的战略:“勿论老少男女,能步者掳去,不能步者尽杀,以朝鲜所掳之人,送与日本代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替换为兵,年年侵犯,仍向上国矣”。此上国即指明朝,丰臣秀吉侵犯朝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蚕食朝鲜,进而侵略明朝。故东征经略邢玠后来总结说,当日本发难时,明朝“始征兵不多,继而留兵太少,一时虽省,然养成燎原之势”,致使战事迁延七年,沿海之备所需不赀,这次若不彻底战胜日本,“狡倭乘之,大势去矣”。

万历援朝东征,确实耗费了明朝的元气,致其无法自如掌控关外建州女真,仅在战争结束20多年后,即陷入了与后金及农民军作战的泥潭,而最终导致灭亡。因此不少历史学家将明朝灭亡的归罪与东征引发的覆国,从而给出负面的评价。如果赞成这种观点,那么丰臣秀吉可算是来自东亚世界的第一位挑战者。但无可否认的是:恰恰也是明朝,凭借毋庸置疑的实力,将日本的侵略势头整整遏制了300年,奠定了东亚和平基础。

重大代价换来东亚新秩序

回望历史500年,可以清楚的看到:实力奠定和平基础,也是构建国家安全的保障。实事求是的说,明朝万历皇帝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东征问题的拍板和关注,不仅经得起历史评说,也对得起子孙后代,而当时皇帝的手下,也有一帮苦干实做的大臣,能在矛盾中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

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无疑是一面旗帜,被朝鲜国王称之为“剑阁精兵”,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军纪,正是戚继光在蓟镇十余年训练新兵成果的最好检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的解释准确而形象:“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巾帽,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镇皆敢死之兵。”南兵军纪严明,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虽然确有少数北兵西兵军纪败坏的案例,但无可否认也有朝鲜缺粮,供应不及的原因。而南兵将士即使断粮缺顿饿肚子,也保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风范,这是朝鲜史料中清清楚楚记载的事实。

回顾东征历史现场:明朝出兵朝鲜后,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总有超出高层预想设计之处。从东征开始的平壤之战到粮饷缺乏之后的庆州驻守,安康出战,乃至第二阶段的稷山之战,蔚山攻围,以及最后阶段的讲和活动,顺天之战,露梁海战,战争进程的每一步,都是在明廷庙堂决策,东征军高层运筹及占地将领临场发挥德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制约下的综合结果。尤其是战争第二阶段,从杨镐放弃蔚山围攻到邢玠重新发动四路总攻,中间之隔了8个月,这说明明军的恢复能力很强。

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群雄,在与明军交战中,往往举阵惊骇奔散,基本上处于守势。故在万历26年7月,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臣决定秘不发丧,争取体面议和,因此双方才有了议和的基础与空间。

战争的结果是明朝确实付出了重大的历史代价,但由此造就出长久的东亚和平新局面,更加功不可没。虽然在中国内部有翻天覆地的明清易代,而另一事实也乾坤朗朗:由明朝创立并推广的宗藩朝贡体系,因东征得到巩固,加强,并被清朝如数继承

,一直运行到近代被西方殖民统治体系彻底颠覆为止。中国周边,东征不仅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

东征还铲除了战争的始作俑者及其产生的土壤,正如万历28年3月28日,日本三国书之一《日本国对马州太守丰臣义智恐谨禀朝鲜国礼曹大人阁下》所云,“本邦贵国更无他往,只止乎和好一事而已”,希望得到“天朝诸老爷”的首肯。战后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现了与丰臣秀吉政权的彻底切割,埋头“锁国”200多年的日本,致力与发展商业化和城市化,东亚海域世界从此无大战事。如此切割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训。

可见,明朝付出重大历史代价的成果,最终是由清楚继承和享受的。但唯守成却无继续创新的清朝,最终还是被来自海上的日本战胜,这个恶果当然不能怪罪到明朝的头上来。

“吞并大陆”野心五百年未灭

回望历史500年,既有历史教训,也启发我们思考:历史边界甚易模糊,文明衍变逻辑诡黠。1592年“渡海征服高丽”的壬辰战争,不过是丰臣秀吉为“征服唐国”所做的热身运动。从壬辰战争到甲午,不甘失败的日本人,通过卧薪尝胆的改革,再次与维新失败的清末中国较量,终于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继而通过1905年的日俄战争,赶跑了争食的北极熊,遂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至此,日本自壬辰战争以来未遂的愿望终得实现,日本蚕食大陆的理想才渐入佳境——壬辰是日本失败的蓝图,而甲午则是其成功的印证。

甲午战争,远非一些日本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是开端,其实是早在300年前,它就已经萌芽破土,只不过未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已。300年后,征朝成功的日本一举侵入中国,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直至1937年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八年浴血奋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日本以中国宁波为中心,面向南海的理想蓝图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500年的历史,似乎就为诠释这个事实而不断增添着注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明朝万历时代起,日本并吞大陆的“帝国主义”已经500年不灭。若有空子可钻,死灰复燃可期。当年,面对丰臣秀吉的挑战,如果不是明朝先后两次出动东征军,把日军据之与国门之外,并坚决彻底打回日本,如果日本人没有在万历援朝战争中被打垮或耗尽实力,那么,很难说它就不会抢在满族人之前,通过取得朝鲜,再侵入中原,把明朝这个庞然大物蚕食殆尽。事实上,日本正是循着这个思路做的,从创建“满洲国”起步,步步为营,精心谋划“逐鹿中原”的帝国事业。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宣称:“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似乎已全然忘却往事,一心想铲除中国和朝鲜这样的“恶友”。另一方面,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魂牵梦萦及其学生宗方小太郎“谁取禹域献君王”的理想抱负,却与“使威名传至后世”的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显示历经明清易代“华夷”之变和西风东渐影响的日本人,在历史观赏的继承与断裂唯需所取,世界观上的矛盾与混乱唯我独尊。明清易代不过是它运用纯熟的障眼法之一:借助中国历史上群雄逐鹿中原的往事,寄托其染指大陆的野心,历史国家,民族边界从此模糊。

这样的历史逻辑又是然后产生的?一直受中华文明乃至明代朝贡体系,王阳明思想滋润的日本思想界,存在“小中华”心态,也许就是理直气壮鸠占鹊巢的行为指南。“礼失求诸野”的心理基础,指导着日本国家的掌权者,罔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走过的历史脚印,漠视中华历代中央政府的统治谱系,撇开国家,民族的基因认证系统追求其扩张的理想,甚至不惜以“中原解放者”及“”文明,“进步”的形象自居。想想那些“五百年一出”的“雄杰巨擎”,对东亚世界和他国民众来说,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不也一清二楚吗?只是,日本政客诡黠的历史逻辑,也没有逃出中华文明衍生品的如来掌,这倒是文明衍变所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正如《菊与刀》一书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寻找侵略根据”的国家,成功只会刺激它的胃口。无论是120年前的甲午战争,还是70年前的全民抗日战争,以及当前安倍政府的历史认知和做法,似乎都在印证自丰臣秀吉以来历史意识的成长,壮大以及与现实的纠结,倒逼着我们改换思路,至少要拓展视野看问题,认识我们这个邻居的各种相面,同时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否则,历史重演就会使现实而不仅仅是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