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者笔谈:中国若搞“海军对称战略”极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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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现代舰船》特约记者:刘怡 编者按:《现代舰船》2011年12B、2012年3B刊登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争与政策系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和吉原俊井的长文《历史的韵脚:中国能自德国海权的兴衰中汲取何种教益》,引发广泛关注。围绕该文部分内容以及近年来中国海军发展的新动向,本刊特约记者刘怡近日与霍尔姆斯进行了深入坦率的交流。 (以下“刘”代表刘怡,“霍”代表霍尔姆斯) 刘:时间过的真快,尊敬的教授,美国和中国都已经进入新的一年了。虽然我们的笔谈总是围绕着“历史的韵脚”,围绕那些“关于过去的正

《现代舰船》特约记者:刘怡

编者按:《现代舰船》2011年12B、2012年3B刊登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争与政策系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和吉原俊井的长文《历史的韵脚:中国能自德国海权的兴衰中汲取何种教益》,引发广泛关注。围绕该文部分内容以及近年来中国海军发展的新动向,本刊特约记者刘怡近日与霍尔姆斯进行了深入坦率的交流。

(以下“刘”代表刘怡,“霍”代表霍尔姆斯)

刘:时间过的真快,尊敬的教授,美国和中国都已经进入新的一年了。虽然我们的笔谈总是围绕着“历史的韵脚”,围绕那些“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但就像修昔底德说的那样,“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在今天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互动模式中,依然会出现相同的“韵脚”。相信您也是认可这一点的吧?

今年1月5日,奥巴马总统公布了《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战略收缩的目标,尤其是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只打“一场半”战争;而国防部长帕内塔的声明则明确突出了亚太与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全球存在的重要性。在您看来,这种对利益关系和风险等级的“再评估”,以及随之而来的基于有限财政资源的力量“再整合”与战略“再平衡”,是否有些类似一百年前英国那次战略大调整呢——或者说,“调控衰落”(Managing Decline)?

霍:我十分确信今日美国的处境与19世纪末的大不列颠有相当程度的近似,不过两者间的差异同样也很明显。正因为如此,把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意义极为重大:我们可以籍此明辨相似及差异的具体项目,从而更好地把眼光集中到亚洲海域的战略动态上。

与今日的美国相比,当初的英国在许多方面处境相对轻松,因为英德两国在地理位置上极为接近,并且英伦三岛刚好横亘在德国的海上交通线之上。而美国显然不得不跨过极为漫长的交通线进行调整,才能继续维持我们的战略位置。另外,当初的北海显然也不适于与今日中国的近海做类比。

刘:在《历史的韵脚》一文中,您曾引用德国海军史家魏格纳的观点,将战略位置视为海权的第一大要素。德国属于典型的海陆边缘地带(Rimland)国家,其濒临的海洋属于半封闭的“窄海”(Narrow Sea),又缺乏足以威胁对手关键交通线的战略支点,这些先天弱点都使得提尔皮茨上将的“风险舰队”没有机会在自己选定的战场上与大舰队进行一场决战。相比之下,即使中国只将“反介入战略”适用于第一岛链之内,也足以影响到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范围的经济和安全形势,鉴于该地区存在着美国的众多盟友及利益相关方,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相较19世纪末的德国拥有更多制约美国遏制战略的可能性?

霍:在《历史的韵脚》一文中,我和吉原教授已经指出:中国比19世纪末的德国拥有多得多的战略选择,假如北京愿意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可畏的挑战者。但另一方面,今日的美国也比当初的不列颠帝国拥有更多资源,在亚洲这个主要战区,我们拥有众多盟国,这些有助于巩固美国的地位。因此,就像人类事务中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当前的局势含混不清。一切都取决于双方的互动。

刘:我们还可以顺着这条线继续延伸。德国的海权偏执的一个吊诡之处在于,它对柏林的核心利益既无增益,更无帮助。德国的安全问题需要在欧洲解决,维持平衡、避免被敌对性的同盟包围是唯一出路,而德国在1897年扩充海军之前已经把这一切都搞砸了。在那之后,另辟奇径去鼓吹“世界政策”、继而大搞大舰队都无助于缓解这一根本性困境,只能把英国也推向法俄同盟,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中国的情形似乎大不相同——显然,中国扩充海军的步伐本身就是与解决领海争端、重构地区秩序的努力相一致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是塑造这种秩序的重心,武力则是必要和补充性的手段。不妨借用一个德语词“大空间”(Grossraum),您认为中国是在以北京领导下的亚洲“大空间”制衡(如果不是对抗的话)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美国吗?除去军事外,美国是否也会采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对策——比如,像哈尔福德·麦金德给不列颠帝国的建议一样,进一步强化在亚太战略核心区的“确实”存在?

霍: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抛开中德两国的比较,选择另一个视角——门罗主义。那是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先例。您已经注意到,德国的安全问题需要在大陆上解决。大搞海军(对德国)是一种不必要的注意力分散,也是一种不适宜的挑衅。与之相反,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而言,依据美国的偏好来修正国际秩序则意味着控制海洋。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英国皇家海军有效捍卫着庞大的帝国,这给了美国一个较长的战略机遇期来进行国家发展。而到美国全面崛起之时,英国则处在了不得不将力量回缩到欧洲、以应对德国海军威胁的关键期。这使得克利夫兰、麦金莱和老罗斯福政府有可能着手建立一种过渡性框架,在此框架下,华盛顿允诺照管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伦敦则同意从该地区撤出。皇家海军随后取消了北美分舰队,事实上将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让渡给了美国,而原北美分舰队的舰艇则返回本土、准备对德行动。我知道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否认本国有实施“亚洲门罗主义”的企图,这当然是一种健康的政治。不过还是不免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诞主张出现。

刘:说到魏格纳的第二个要素,也就是中国的舰队建设,事情似乎出现了您在写作文章时尚未预见到的变化:大甲板航空母舰出现了,即使它远未形成战斗力,但已经奠定了一种趋势。对中国官方口中的“航空母舰平台”感兴趣的美国人大概不在少数,几周前我甚至在《彭博商业周刊》上都读到了一篇关于“瓦良格”号的文章(保罗·M·巴雷特:“中国65000吨的机密”,《彭博商业周刊》2012年1月25日)。现在,您依然坚持您对“非对称路线”的看法吗?

霍:依我个人的见解,我仍旧坚持之前关于“非对称战略”的看法,不过在具体的细节上可以有修正。将“瓦良格”号重新投入使用一事本身意义不大。除非该舰在海试中表现良好;或者中国飞行员完全掌握了舰载机海上起降的一切繁杂技术,同时还能避免美国海军在1950年代培训第一代喷气式舰载机飞行员时遭遇过的人力物力损失;抑或中国船厂已经有能力建造比现代化改装后的“瓦良格”号更大、更强的航母;否则尚无必要重审我此前的判断。我很怀疑在未来几年当中这种(颠覆性的)重新评估是否有必要。况且即使解放军拥有了一艘航母,中美两国在海军实力上的不对称状况也将长期持续下去,除非解放军海军领导人极为愚蠢(以至于倾全国之力大搞海军竞赛)。中国海军的基本战略是开发地理优势,利用在空间上临近潜在的作战海域这一优势,同时添造新舰、发展导弹技术。北京为什么要冒险放弃以上这些优势,却去搞赌博性的所谓“对称战略”呢?起码我是不会这么选的!

刘:另一方面,作战舰艇的功能似乎又必须与我们对海权概念的理解联系起来。英国海权思想家赫伯特·里奇蒙德爵士曾经指出:“拥有海权者有能力穿越本国版图之内或本国与盟国之间的大海大洋,将己方的军队和商业力量投送出去。”对于被第一岛链包围、同时还在台湾及南海诸岛面临跨海作战/支援行动挑战的中国海军来说,这种“投送”能力可约略等同于两栖作战能力,而您的文章在这方面谈的不多。在我看来,即使在像反舰弹道导弹(ASBM)这样的技术手段帮助解放军海军获得了一定的区域反介入能力之后,完成跨海投送部队并确保占领依旧是相当严峻的考验,而中国继续建造大型船坞登陆舰(LPD)的状况似乎也与这一点暗合。不知您意下如何?

霍:您对两栖战能力的看法相当正确。反介入战略是一柄双刃剑。中国也许可以籍此使外来介入者退到中国海岸之外若干海里,或者延缓其抵达战区的时间。不过,台湾那些内行的防御者们也可以依样效仿,设计一种规模较小的“反介入战略”来应对两栖入侵。您对我和吉原教授的研究相当熟悉,想必已经知道我们曾为詹姆斯顿基金会撰文、建议台湾海军采取此种对策(霍尔姆斯、吉原俊井:“海峡防卫:21世纪的台湾海军战略”,2011年6月21日)。不过不必担心;他们会阅读我们的文章,但未必会照着去做。

刘:说到魏格纳强调的海权第三大要素——战略意志,前一阵我重读了一份精彩至极的历史文献“克劳备忘录”(1907年),它刚好诞生在您文章论述的主题同一时期,并且涉及到盎格鲁-萨克逊式的安全观念。克劳曾设想了德国在追求“世界强国”地位时可能采取的两种路线,一种直接而粗暴,一种徐渐而和缓,但这对英国来说并无区别,因为无论哪一种路线都有赖于“尽己之力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力量”,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危及英帝国的生存,因而为伦敦所不能容忍。您不认为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韵脚”吗?

我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姿态以及稳扎稳打的步伐比一百年前的德国更少招人讨厌,但这足以降低弥漫在“霸权-挑战者”互动关系中的敌意吗?对一个力量和地位急剧上升的大国来说,低姿态在很多时候帮不上多少忙:它既无法消除崛起带来的压力和反弹,亦无法摆脱因崛起带来的更多国际责任。在我个人看来,相对于美国提出并希望中国扮演的世界范围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中国在很长时间内还是一个亚洲大国,需要首先理顺地区层次的利益关系。如果把这一点理解为“俾斯麦式大战略”,则它的首要特征应当是节制。您意下如何呢?

霍:一点不错,克劳总体上认为英国应当扩充实力来对抗德国,原因是德皇的行事方式缺乏目标及稳定性,以至于完全没有可能判断柏林的意图。假如一个国家要打消其他各国的疑虑、使它们相信自己怀抱着善意,就势必要通过一系列历史案例和事实来证明自己言而有信。例如,一个海上强国奉行战略节制、不滥用其海军力量,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国家对该国舰队活跃于本方海岸之外就会习以为常——甚至还会相当欢迎。而如果仅仅是在口头上宣称自己热爱和平、指望其他国家完全从字面上理解这种表态,那无疑是不够的。所行与所言若不得一致,好名声就会被白白浪费。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应当牢记在心的。我本人预期北京的表现会好过德意志第二帝国,不过这个标准实在太低了。至于能比德国好多少,这倒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

刘:最后,不妨谈谈我们在去年的笔谈中曾经触及到的一个问题。1967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比起单纯因‘海运’这种运输方式而创造的不稳定的财富,‘海权’可能另有一个更加可靠的经济基础;那便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活力(Vitality)。……统治性的海上权力并不总与自身拥有最大商船队的国家相伴,而是为那些可以凭均衡的经济增长支撑其海上事业繁荣的国家所掌握。”这就涉及到了海军军备方面的巨额开支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较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支撑了改善国防和海军体系的需求,而美国的战略调整则必须合于相对紧缩的国防开支,这显然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明天。您认为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否可观?它是否可能导致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例如,英国在19世纪末一度的联徳企图?

霍: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本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是的,我们需要勒紧裤带,我们也需要在世界的不同区域间设置战略优先度。不过就我个人所见,以上这些势在必行之举,我们已经都在执行了——尽管是以美国人惯常的那种乱七八糟、吵吵嚷嚷、富于戏剧性的风格在进行。这里我可以引用一个常见的美国笑话:“香肠虽滋味可口,但没人想要观赏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应当牢记,“衰落”只是一种相对状况;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防预算被削减的现象,那仅仅是因为美国在过去十年花了太多钱在军费上,现在我们打算返回到和平时期正常的开支水平上。仅此而已。

刘: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继续与我以及《现代舰船》广大读者的对话。希望我们的讨论还能朝更深入的程度进行。

霍:希望我的看法能对《现代舰船》的读者有所助益,我也很期待能继续类似的笔谈。

附记:目标与手段:对中国海军战略的延伸思考

(文/刘怡)

《历史的韵脚》讨论的话题,可以说毫不新鲜:一则今日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同属新崛起强国,在经济实力、全球地位及后发优势上颇多共同之处,也都有发展海军、维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倾向,令主导性海洋强国相当忌惮。二则中德两国同属海陆复合型国家,在陆上有显著的安全利益,难于将全部资源都投入海上扩张,似乎又合于马汉指出的陆海两栖国家的天然缺陷。德国在海军竞赛之初一度踌躇满志,1912年之后却已难以为继,原因就在大陆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扩充陆军的压力激增,无力继续在造舰方面投入物力财力。“韵脚”者,盖在此矣。

一国应当且必须拥有保障本国海上权益的舰队,这一论断已成为常识,但舰队究竟应发展到何种限度,除了取决于本国掌握的财力、物力和技术资源外,更涉及安全观乃至整个国家战略的目标。以今日的中国为例,历史遗留的海疆争端与现实的经济利益增长都要求建设一支远洋水面舰队,包括航母。而从全球权势结构看,作为陆上强国和区域大国的中国强化海上力量,冲击的当然是作为主导性海洋强国的美国;但就中国面临的具体海洋问题而言,直接发生互动和冲突的却是周边邻国。从历史经验看,若海陆复合型强国意图在某一区域建立起绝对控制,尤其是基于军事优势的排他性政治和经济安排,往往会遭致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激烈反应,促使其与该区域内的二、三等强国共同遏制崛起者(这也是美国一再夸大中国“反介入战略”威胁的主因,盖“反介入战略”以ASBM等岸基武器作为支撑工具,相较水面舰艇更难应付,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更显著,使得整个东亚安全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而从现实形势看,亚洲固有的权势结构,尤其是二、三等国家的对外政治运作完全无法脱离美国这个“中介者”。这就使得中国在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东海、南海问题的亚洲政治结构时,必须坚持开放性,容忍美国这个“局外人”的存在,避免冲突升级。

与此同时,中国先天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北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发展排他性的全球海上力量(历史上从未有哪种“有限的”全球性海上力量得以长期存在,要么成为独占性霸权,要么以区域利益为中心),更无必要主动将中美海上利益的矛盾与差异升级为对抗性。习见的“惟有足够大的远洋舰队方能有效保护关键性海上交通线”等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据对安全”观念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当前的关键性海上交通线与国际战略通道基本重合的情况下,通道的安保向来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集体负责,中国只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刻意突出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特殊性毫无必要。反之,若该通道的安全遭到彻底破坏、因之对中国经济利益造成决定性损害,则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即这种破坏本身就是来自最大的海权国家——美国。此时两国的冲突已经全面化,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任务势必由整个国防系统来完成,而不必由海军独担。反之,和平时期片面谋求绝对安全,除导向“预言自证”(即预设双方的零和博弈及对抗性冲突不可避免,因之加紧扩充军事力量;对方依据这一征兆进行军事上的反扩充,使得彼此间的不信任和恐惧不断升级,最终使对抗性冲突成为必然)外毫无益处。(特别鸣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征宇副教授为此延伸思考提供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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