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中国若再战败于日本 或出现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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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工程师透露,052D驱逐舰的导弹火炮全面升级,采用通用垂发系统,意味着该驱逐舰可以垂发多款导弹,也是首次权威确定了052D的武器配备水平。 昆明舰不是终结版 ———专访昆明舰主管监造者付森宗高级工程师 今年,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昆明舰交付入列。它的问世使我海上作战体系平台得到有益补充和拓展,海上作战能力与水平均有了质的提高。本报特约记者专门约请该舰主管监造者付森宗高级工程师解读新型导弹驱逐舰。 记者:昆明舰总体上有哪些特点? 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大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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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世绘:日军斩杀清军俘虏

内容提示:真的如果再次中日开战,只有一种情况,“国际社会”会出来“调停”,那就是日本人输了。他们会呼吁中国人发扬“宽宏仁厚”的传统,就像二战后逼迫国民党政府放弃日本应该付给中国的1200亿美元战争赔款一样。

而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那些至今拒绝对南京大屠杀道歉的日本军人,说不定会发扬他们的历史传统,来几个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北京大屠杀。而“国际社会”则会欢欣鼓舞地说:“是民主战胜了专制”,“ 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进步”。

正文:

甲午战争: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惨烈、丧权辱国之沉痛,深深扎根在民族的心中。

120年前的那场战争,改变了亚洲格局。120年前,中日两国各自走在自己的十字路口,战争改变了双方的历史。《马关条约》让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日本凭借从中国勒索的巨额赔款,迅速扩张军事实力,一跃跻身世界列强。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没落,日本崛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014年8月1日,是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宣战120年的日子。

120年后的今天,写下本文,权当捧一杯酒、捧一杯泪,祭奠当年为国捐躯的忠魂,祭奠当年被残杀的冤魂,祭奠当年所有为中国奋斗过的人们。

祭奠仇恨,是为仇恨不再新生。

祭奠历史,是为历史不再重演。

祭奠国耻,是为不再蒙受耻辱。

祭奠失败,是为不再被人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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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旗菊纹之战:中国输掉甲午战争罪在指挥官?]

一、国耻民辱祭

120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场战争。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这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过程、失败的原因等等,已有无数专家学者们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述。

兵法云, “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历史上,也多次遭遇侵略,胜败常有。为什么甲午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耻辱?

因为,败得实在不合规律,败得实在不合常识,败得实在出人意料;更因为失败带来的巨大后果!

耻之一:大败于小。

1894年的中国,国土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

而日本的国土面积约近38万平方公里,仅仅是中国的30分之一。

在当时世界的认知上,中国依然是一个大国。现在能够查到的文献中,日、俄、法等国当时称大清为“如此大邦”。而且,中国当时仍有自己的(至少在名义上)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琉球等。

当时的周边,也只有中日这一大一小两国还保持着内政的独立性。

战前,大清对日本充满鄙视。中国士大夫普遍以“天朝”自居,认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已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然而,“天朝”败了!

耻之二:多败于少。

当时的人口:大清约43610万人,日本约6700万人。当时的军队,大清约100万人,日本约24万人。战争中,中国投入的兵力63万多人,是日本的3倍。

两国投入海军的经费: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每年投入海军经费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经费投入的60%。

到1893年,日本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但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有资料显示,当时日本军舰的总排水量相当于大清的七成。

而且,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舰队。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是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在甲午海战后,西方军事技术人员对定远和镇远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种类型的设计是成功的,并且铁甲舰的设计成为了其后的主导。

然而,“天朝”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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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1月21日,日军屠城旅顺的真实场景。

耻之三:强败于弱。

据史料记载,187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2%,仅次于英国,是世界第二。直到甲午开战的第二年1895年,经济总量才被美国超过。

当时中国的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日本高得多。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日本的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年进口额、年出口额和年财政收入都低于中国。

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强于日本。

然而,“天朝”败了!

耻之四:师败于生。

曾经,日本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几乎对中国的一切都处处模仿。无论是社会、文化、文字、礼教乃至生活习惯。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之大,全世界有目共睹。

怎能设想,这样一个亦步亦趋的学生,敢和先生开战?

然而,“天朝”败了!

耻之大成:《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所受到的极为惨痛的一次宰割,是近代所有不平等条约中最恶毒的一个。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只能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向英法德俄借高利贷,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台湾被日本割占,导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掠夺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外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从此,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落后了不止100年。

《马关条约》带给中国的是:大厦将倾,国家将亡!

一家愁苦一家乐。

日本收获了他们自己在战前都没有想到会这样丰盛的胜利甜果。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加上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兴高采烈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甲午战争后,日本凭借从中国勒索的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一跃跻身世界列强,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同时也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创造了条件。

民辱:被打败国家的人民是屈辱悲惨的,特别是如果被日本这样的国家打败,人民会十倍的屈辱悲惨。当时中国人民的境遇,在这里只举两例:

震惊世界的“旅顺惨案”

国人人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是有许多人不知道,早在1894年11月,还发生过“旅顺大屠杀”。

1894年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三天后旅顺陷落。接着,日军就在旅顺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屠杀中国同胞一万八千余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这里只引用大屠杀的目睹者英国人艾伦的一小段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云林大屠杀

《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含钓鱼岛,今天的争端起始于120年前),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人民饱受日本人的欺凌侮辱。日本在台湾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里只说一件事,就是云林大屠杀。

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1896年6月20日至23日,日军第二旅团集结重兵进攻云林,焚毁村社,屠杀人民,妇女幼儿也在残杀之列。民房被烧4925户,被残杀人数已无法统计确切,各种记载在6000人至三万人之间。

对于云林大屠杀,当时在台湾的洋人就曾投书报纸。《香港日报》7月14日报道:“日本人正采取歼灭所有台湾人的策略……台湾人的收获破坏、家园烧毁,祖先坟墓挖掘、妇女遭凌辱,愤怒到极点……”。8月25日《泰晤士报》:“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老幼妇女皆不能免……野蛮且苛酷之东方新强国。”8月22日《苏格兰人报》:“日本之政略,似乎在于将全岛居民都赶出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从中看到,日本法西斯军人的传统的、一直在传承着的凶狠残忍恶毒。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从中看到,无法在战场上取胜的国家,就无法保护自己的主权,更无力保证人民不受悲惨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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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向日舰的“致远”号与管带邓世昌 资料图片

二、将士忠魂祭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奋勇冲锋陷阵、为国慷慨捐躯的猛士。在这一场大败仗中,中国军队的将士们勇敢战斗,奋不顾身,3万多中华儿男为国捐躯。每一个抗击外来侵略而牺牲的烈士,都不应该被遗忘。

将士们在以身殉国时的壮言和壮举,光照千秋。

邓世昌:“致远”号巡洋舰舰长。

千秋壮言:“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史称黄海“大东沟海战”的甲午海战打响。战中,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致远号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日舰官兵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 “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邓的爱犬游到邓世昌身旁,用嘴衔邓的胳膊相救,邓世昌毅然按犬首入水,和自己一同沉没于波涛之中。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致远官兵除7人生还,全舰250余人壮烈殉国。

生碎倭敌胆,死称大海雄。至今思致远,满舰尽豪英!

左宝贵:总兵、记名提督,平壤战役指挥者之一。

千秋壮言:“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

左宝贵是甲午战争中血战疆场,壮烈牺牲的第一位清朝高级将领。

1894年7月25日夜,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攻,战争爆发。清政府急调集左宝贵率军入驻平壤。左宝贵到达平壤后,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但主帅叶志超怯弱无能,企图弃城逃跑。左宝贵誓与平壤共存亡,慷慨陈词说:“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

9月 15日清晨,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左宝贵率部防守城北牡丹台、玄武门一线。日军7000多人分几路强攻牡丹台,左宝贵抱定必死的决心,指挥部下奋力反击。他穿上黄马褂及顶戴,立于城头,亲自督战。部下劝他脱下黄马褂和顶戴,以免引起敌人注意。左宝贵坚定地回答:“我穿朝服,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已经决心战死在这里。难道还怕敌人看见吗?”他亲自点燃大炮轰击敌人。部下见主帅临危不惧,均奋力搏战, 拼死抗敌,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战斗从黎明打到午后,持续了十几个钟头。这时,日军调来野炮轰击玄武门城楼。一颗炮弹在左宝贵身边爆炸。左宝贵壮烈牺牲。

林履中:“扬威”号巡洋舰舰长。

千秋壮举:登台一望,奋然蹈海。

“大东沟海战”中,扬威舰处于右翼阵脚最外侧。扬威是北洋水师中舰龄较老,作战和防卫能力较弱的老舰,海战中和超勇舰一起,遭到日本吉野等四舰的猛攻。扬威中弹起火,正在此时,济远舰竟然转舵逃跑,逃跑中又撞到扬威的舵叶,扬威航行速度更慢,敌弹射入机舱,舱内弹炸火起。危急时刻,林履中亲率千总三副曾宗巩等发炮攻敌不止。但扬威首尾各炮已不能转动,舰身渐沉于海。林履中登台一望,奋然蹈海。大副郑文超和二副郑景清同时落水。当时,左一鱼雷艇驶至,投长绳相援,林履中拒绝救援,沉波殉国。

黄建勋:“超勇”号巡洋舰舰长。

千秋壮举:推而不就,随波而没。

“大东沟海战”中,日本海军以四艘战舰攻击北洋水师 “扬威”“超勇”两艘弱舰。在黄建勋指挥下,超勇全舰官兵誓死作战,但舰龄十余年的老舰,敌不过日本的四艘主力舰,激战中超勇舰中弹甚多,特别是一敌弹击穿舱内,引起大火,刹那间超勇全舰被黑烟笼罩,最终被烈火焚没。黄建勋落水后,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建勋推而不就,随波而没。

翁守瑜:“超勇”号巡洋舰大副。

千秋壮言:“全船既没,吾何生为?”

“超勇”中弹引起火灾,翁守瑜协助黄建勋指挥全舰官兵,一面救火,一面抗敌。在烈焰升腾,船体严重右倾的危急关头,仍发炮攻击敌舰不止,表现了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不久,日本舰队本队6艘军舰又至,合力聚攻。超勇火发船毁,黄建勋蹈海殉国。翁守瑜竭力调遣施救,但已无可挽回,船将沉没,翁守瑜也准备投水。左右来救援相劝,翁守瑜说:“全船既没,吾何生为?”挣脱左右,一跃而逝。

林永升:“经远”号巡洋舰舰长。

千秋壮言:“尽去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头”。

战争爆发前,林永升就以大义晓喻部下,闻者都为之感动。“大东沟海战”开战,林永升下令“尽去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头”,以示誓死奋战。炮战两小时后,其右侧的超勇、扬威中弹焚没,日舰又专力围攻经远,并将其逼出阵外。林永升指挥全舰,奋力摧敌,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当他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便下令“鼓轮追之,欲击使沉”,日舰急发排炮拦阻,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阵亡。其舰大副、二副亦先后牺牲。经远在烈焰中沉没。

林泰曾:左翼总兵兼“镇远”号铁甲舰舰长。

千秋壮言:“舰存与存,舰亡与亡”。

“大东沟海战”临战,林泰曾下令卸除舰上的舢板,以示“舰存与存,舰亡与亡”。海战中,林泰曾指挥镇远沉着应战,与旗舰定远紧密配合,重创日舰西京丸。下午3时左右,定远舰中弹起火,并遭受日本4舰的围攻,形势异常危机。林泰曾急指挥镇远上前掩护,使定远得以扑灭大火,转危为安。下午3时20分以后,战场上只剩下定远、镇远2舰与日本本队5舰厮杀。在日舰炮火的猛烈攻击下,镇远致伤上千处,但仍一面救火,一面抵敌。由于镇远与定远配合默契,最终顶住了5艘日舰的围攻,并将日本旗舰松岛击成重伤,完全丧失了指挥和战斗能力。下午5时30分,日本舰队首先撤离战场,海战结束。

十月十六日,北洋舰队自旅顺撤往威海,舰队在进入威海港时,镇远不慎擦伤。大战之际,巨舰受损,林泰曾极为忧愤,引咎自责,当晚服毒身亡。

杨用霖:继任左翼总兵,代理“镇远”号铁甲舰舰长。

千秋壮言:“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

“大东沟海战”打响后,杨用霖对部下说:“战不必捷,然此海即余死所!”又说:“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部下激动地说:“公死,吾辈何以为生?赴汤蹈火,惟公所命!”海战中,杨用霖协助林泰曾,指挥全舰将士奋力鏖战。在旗舰定远中弹起火、烈焰向全舰蔓延的危急关头,杨用霖突转镇远之舵,挡在定远之前,并向敌舰发起攻击,使定远得以及时扑灭大火,从容应敌。

林泰曾自杀后,杨用霖升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当时旅顺已经失陷,镇远无法进坞修理,杨用霖带领人员想尽办法,日夜赶修,终于将舰底补好。1895年2月11日,困守刘公岛、拒绝投降的丁汝昌和刘步蟾先后自杀。北洋水师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暼投降派,胁迫推举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杨用霖严词拒绝。回舱后,他口吟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用枪从口内自击,壮烈殉国。

王国成、李仕茂:北洋水师水手。

千秋壮举:挺身而出,重创吉野。

1894年7月25日拂晓,济远、广乙从牙山启碇返航。7时55分,二舰驶近丰岛西北海面时,日本吉野等三舰横海而来,齐向济远发射排炮。济远“奋力抵御,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先后中炮牺牲,弁兵阵亡十三人,受伤二十七。管带方伯谦见大副、二副阵亡,下令转舵逃避。

济远逃后,日舰吉野从后追赶,方伯谦下令挂白旗,一会儿又加挂日本海军旗。吉野仍尾随不舍。眼看吉野愈来愈近,水手王国成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奔向舰尾主炮,水手李仕茂从旁相助,连发4炮,其中3炮命中吉野。吉野顿时火起,船头前倾,不敢再进。于是,济远得安全返航威海。

身为二等水手的王国成,本没有发炮资格,而且也没有舰长发炮的命令。但他临危不惧,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挺身而出,连发四炮,重创日舰吉野,扭转战局,使济远舰转危为安,得到全舰将士的深深崇敬。

他永远值得我们深深的崇敬!

张文宣:刘公岛护军统领。

千秋壮言:“先用力,后用命”。

1887年,张文宣被调率军驻刘公岛,先后修筑五座炮台、地阱炮一座。同时督率士兵加练新式陆操,使刘公岛居然成为海防重镇。

“大东沟海战”后,日本海军多次到刘公岛外扰袭,均被张文宣指挥各炮台击退。对于刘公岛上日本奸细的活动,张文宣很警惕,他先后带人抓到七个日本奸细,均被在刘公岛上斩首。

1895年1月30日至2月2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城及南北两帮炮台,刘公岛成为孤岛。张文宣致电登莱青道刘含芳说:“刘公岛孤悬海中,文宣誓同队勇先用力,后用命”。此后,日本海陆两路猛轰刘公岛,先后发起八次进攻。都被张文宣率部配合北洋水师击退。

在海军部分人鼓噪投降之际,张文宣誓与炮台共存亡,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药的情况下,率领北洋护军将士孤军奋战,坚持阻击日军,身上多处受伤。

丁汝昌自杀后,张文宣知大局已不可挽回,服毒自尽,壮烈殉国。

刘步蟾:右翼总兵兼“定远”号铁甲舰舰长。

千秋壮言:“苟丧舰,将自裁”。

中日正式宣战当天,刘步蟾郑重立下了“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黄海大海战交战初始,定远舰的了望台被震塌,提督丁汝昌从了望台上坠落到甲板上而受伤,刘步蟾立即代行舰队指挥之职,指挥定远舰冲在北洋舰队横队的最前面,将日军由6艘军舰组成的本队拦腰截断,予以猛烈炮击。在鏖战中,刘步蟾指挥两舰共同对敌,协同作战。

困守刘公岛后,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配合炮台,先后打退了日军的8次进攻。

2月10日,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北洋舰队,一些官兵逼迫丁汝昌和刘步蟾率军投降。刘步蟾坚辞拒降,但也深感自己无力挽回大局。为免军舰落在日本人手里,他忍痛下令炸沉了由自己在德国监造并一直驾驶的定远舰。当天深夜,刘步蟾服毒自杀,实践了他生前“苟丧舰,将自裁”的诺言。

丁汝昌:海军提督,甲午海战总指挥。

千秋壮言:“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海战失利,丁汝昌率众困守刘公岛,内无弹药、外无援军,仍率领上下士卒先后击退日军十多次进攻。面对日本人送来的劝降书,丁汝昌说,“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1895年2月8日,在牛昶暼投降派煽动下,岛上军民百姓共近千人到海军公所门前,向丁汝昌求生路。丁汝昌许下诺言,如果等到2月11日还没有援军到来,那时自会给大家一条生路。

据时人回忆,2月10日,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渴盼着援军,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样!

2月11日,没有援军来。丁汝昌召集会议,下令尚存各舰一齐出动撞击敌舰,争取突围;突围不成,同归于尽,但投降派们不同意。宁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又不忍心让全岛军兵随自己赴死,在全然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丁汝昌在深夜吞下鸦片,以身殉国。

许多学界文章都谈到了丁汝昌没有管理好北洋舰队,战争中又指挥失当,对甲午海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甚至对丁汝昌的自杀动机,都有人置疑。对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指挥,学界也有不少争论。

这里,我引用一段当时的新闻报道。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载着丁汝昌等人灵柩的军舰汽笛长鸣,离开刘公岛码头。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说:

“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平时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有人说,他们的死,并没有挽救国家的失败,他们充其量是悲剧英雄。

我说,悲剧英雄同样也是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歌颂。

他们没有逃跑,没有投降,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军舰一同走向大海。这些英勇献身的烈士,已经化入中华民族的永恒。

自觉地为国牺牲,这是一个大国崛起时,军人和人民必备的气质。如果每个人都是邓世昌,也许甲午战争的历史就会改写。这样的海军,才能赢得对手的尊重和敬畏。

壮烈如斯,虽败犹荣。

失败留给活着的人们,光辉献给为国牺牲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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