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不一定挨打--纪念抗美援朝停战61周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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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军事结果总结: 志愿军从50年10月19日入朝,到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署,历时两年零九个月。中美两军交战的主要经历就是上述几次战役:初期一至五次战役的运动战,51-52年的阵地拉锯战(包括联合国军51年的夏秋季防御作战,52年的上甘岭战役),和志愿军53年的夏季反攻。从军事作战方式这一角度来讲,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个阶段:初期五次战役的运动战和随后的阵地防御战。纵观整个抗美援朝的军事作战,客观的说应该是先胜再负复又胜。刚入朝的一、二、三次战役都是当之无愧的胜仗;四次战役应算不胜不败,是个平手

军事结果总结:

志愿军从50年10月19日入朝,到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署,历时两年零九个月。中美两军交战的主要经历就是上述几次战役:初期一至五次战役的运动战,51-52年的阵地拉锯战(包括联合国军51年的夏秋季防御作战,52年的上甘岭战役),和志愿军53年的夏季反攻。从军事作战方式这一角度来讲,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个阶段:初期五次战役的运动战和随后的阵地防御战。纵观整个抗美援朝的军事作战,客观的说应该是先胜再负复又胜。刚入朝的一、二、三次战役都是当之无愧的胜仗;四次战役应算不胜不败,是个平手。第五次战役笔者认为就是一场败仗,这一点没有什么好顾忌的。就连彭德怀司令员也把180师的惨败当作他心中永远的痛。美军在五次战役后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尽管退回到了三八线,但美军仍想通过军事战役击败中朝军队,统一朝鲜半岛。经过夏秋攻势后,美军无法突破志愿军的防御阵地,联合国军开始丧失整个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秋季攻势之后,我军找到了对付美军重炮和坦克的有效方法,证明了志愿军可以顶住美军唯一的优势――火力优势。这样,志愿军重新夺回了战场主动权。尽管不能回升到51年初时前三次战役的情形,但52年底上甘岭战役后美军彻底停止了大规模进攻计划后,战争明显朝着有利于志愿军的态势发展。等到52年我军修完工事后,53年开始夏季反攻时,志愿军已呈势不可挡之势。

之所以造成志愿军先赢后输再赢这样的情况,就是双方斗智斗勇,智慧和勇猛、战法和实力较量的结果。

志愿军刚进入朝鲜时,美军不了解我军的战术部署和战斗风格,又狂妄自大,所以即使美军拥有无可置疑的武器火力优势,他们还是吃了三次败仗。这几次运动战我军均获得大胜,无需赘述。四次战役后,我军逐渐暴露了弱点,即后勤补给慢,自身火力弱,机动性能差。美军在掌握了我军“礼拜攻势”、“月圆攻势”、纵深穿插、机动作战的特点后,也就是利用这几点对我实行反制,导致了我军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针对我军车辆少,机动性差的弱点,美军采用了“磁性战术”,即,先将主力转移,而以快速部队与中朝军队保持接触,当中朝军队黄昏发起进攻时即迅速撤退十五至二十公里,这恰恰是我军步兵追击的极限;而当翌日中朝军队迫近时,联合国军主力已经修筑好阵地,以逸待劳,中朝军队随即被置于炮火控制之下,难以进攻。所以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军曾分割包围了敌营、团兵力十七、八处之多,但都没有能歼灭,被迫造成对我军极为不利的战线平推局面,更增加了我军后勤补给的难度。在我军后撤时,美军又抓住了我军后勤补给慢,机动能力差,作战不能持久的弱点,果断的在5月22日这一天发动了反击,这一天正是我军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的第二天(该阶段于5月16日黄昏发起,21日结束)。其实早在5月20日,西线美军就开始了有计划的反攻,22日只是全线的反攻。这一天也是礼拜攻势的结束之日,更是我军弹药补给耗尽之日。不能不说这一招确实反映了美军将领敏锐的军事意识和才能。特别是在反击战中,美军借用了我军分割穿插,快速机动的战法,特别是由于他们的火力、机动力都远胜我军,对我军造成的威胁也远胜于我军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所以在五次战役后期,这种战法给我军造成了相当被动的局面,导致了整个战线的崩溃。

当敌人已经摸透了我军的情况,并找到了有效的办法来对付,那么我军就必须采用新的方法来与美军对抗。当时的情况是我军虽然能实施包围,但由于火力弱而攻不下来,不能做到全歼敌人。在我军所熟悉的机动作战由于朝鲜地形狭小回旋余地不大,我军白天迫于美军的空中优势不能机动穿插,攻击时间短,攻击火力弱,而敌人已有反制措施的形势下,打阵地战就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虽然我军不善于此种作战方式打,虽然我军不想以我之弱势对抗敌之优势,但现实是我军不得不打、也必须打赢这种作战方式。

那么阵地防御中如何顶住美军的猖狂进攻呢?在战役开始,我们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主要是依托野战工事,但又普遍缺少阵地防御战的经验。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志愿军决定采用机动防御,在前沿一般以少量部队配置,二线保持强大的预备队,以反复争夺来守住阵地。阵地白天失守后,就马上利用夜晚来夺回。在这种战术下,我军伤亡是很大的,但敌人的伤亡也不小。但我军占了一个人多的优势,而且我军的后备人员更是远远的超过了联军,所以这个战果我军也可以接受。但这显然不是我军真正想要的,因为总体上看,整个战线还是在缓慢的北移,敌人虽然伤亡惨重,但斗志没有完全消沉,毕竟我军的机动防御不是真正的阻止敌军的进攻,而是迫使敌人在占领阵地时,付出他们无法承受的代价。但如果敌军真要想不顾一切地拿下某个阵地时,他们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要想真正的遏制敌人的进攻,必须要找到行之有效的战法对抗美军的重炮和坦克。

在运动战中,敌人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远程火力优势。我军常常连敌人的面也没见着就被他们的飞机、远程火炮大量的杀伤,严重的影响我军的战斗展开。 但到了阵地战期间,战斗方式也随之转变。虽然我军的高级将领没有象李奇微或范佛里特在西点军校学过战役学之类的,可凭着近20年的战争阅历,还是敏锐的发现了战争正在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转化。彭德怀和志愿军的高级将领们都不约而同的想通了这么一个因果关系:阵地战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如果你想有效的占领一块阵地,那么你就必须派士兵去占领它。随你有多少大炮多少坦克多少飞机,最后要占领阵地的必须是活生生的战士。那么,兵与兵的直接对抗交锋,我军就占了优势。客观的来讲,美军的弱点就是步兵,他们的步兵根本无法同我国的步兵相比。我军战士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个个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我军士兵的战术素养和勇猛顽强在不少美军士兵的回忆录中都有反映。相反,美军在二战后进行了裁军,陆军被大幅度削减。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士兵连枪都懒得擦,常常花钱雇人替他们干擦枪的活。他们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就算是精锐的陆战一师也不例外,比如那个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之战,大家别听某些人吹的那么神乎,好像美陆战一师多么英勇似的。其实如果不是极度的严寒和我军缺弹少粮,如果不是美军仗着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他们恐怕一个也跑不了。

坑道战术的创造性运用渐渐地改变了志愿军在战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直至最后彻底扭转了战争的走向。坑道战术的首次应用是在美韩联军发动的夏秋季攻势中的马良山战斗中。在191师571团第7连副连长阎志钢的带领下,志愿军战士把“猫耳洞”挖通,形成U形的防炮洞,成为坑道的雏形。他们依托这样的工事,一天之内连续击退英联邦第1师的21次冲击,估计毙伤敌军700名,而全连只伤亡26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

后来这个坑道雏形被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在1951-1952年的冬天,在横贯半岛的防线上,我军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就是在挖洞。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共构筑坑道1250公里,共挖堑壕、交通壕6240公里,共挖土石6000万立方米,其工程量之大,据说可以绕地球一圈半。有了这个坑道,我军首先就立于不败之地――敌人攻不上来了。在随后的进攻中,坑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军在进攻前往往都要迫近敌阵地挖一条藏兵道之类的,把部队藏在这里,用来缩小冲锋的距离,减小伤亡。事实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在1953年5月27日夏季反击战第二阶段,我180师在攻击敌949.2高地以北方形山时,就事前挖了一条130米长的出击坑道,真抵攻击目标前80米处,在战斗打响仅14分钟后就占领了表面阵地。有了这种进攻用的坑道,我军有几次在攻上敌阵地时居然 没有任何伤亡。

特别是随着坑道系统的不断完善,美军的炮火轰炸对我军的伤害已经越来越小了。在夏秋季防御战中,联合国军平均发射40~60枚炮弹即可杀伤志愿军一名士兵。而1952年1月,敌军要发射264发炮弹才能杀伤我方一人;到4月,联合国军平均需要发射464发炮弹才能杀伤我方一人,充分显示了坑道工事的优越性。另外从我军的资料也可以看出,运动战时期敌我伤亡比约为1:1,阵地战早期敌我伤亡比为2.7:1。在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中,坑道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想象,在表面阵地已经被占领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坑道部队的坚守,才使后方有时间调动部队,调动物资,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志愿军另一个制胜的法宝则是破解了美军的坦克攻势。

美军充分考虑到了朝鲜的地形限制,不以二战时大兵团坦克阵阵型进行作战,而决定把坦克以营、连、排为单位配属给步兵进行战斗,并辅以空中和地面炮火掩护,空、炮、坦克、步兵密切协同,把坦克作为地面战斗的主力和核心。其大致编制及坦克配备如下:从国内装甲师中抽调坦克营、连,将其分别编在陆军师(或海军陆战师)内,每师编有1个坦克营,30吨以上坦克71辆;1个坦克搜索连,20吨坦克12辆;师辖3个步兵团,每团还编有1个坦克连,中型坦克22辆。美军每个师共计编配各种坦克149辆,另外还有装甲车35辆。美军坦克部队的主要战法是:把坦克用于直接支援步兵作战和担任突围、解围、追击等特种任务的机动部队。进攻时,坦克作为伴随火器,支援、掩护、引导步兵冲击;防御时,坦克作为固定或游动的火力发射点,或配合步兵反冲击;被围时,坦克用于内部突围和从外部增援;退却时,在后面做掩护力量,保障部队快速撤离;追击时,以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组成先遣队,向志愿军纵深强行渗透。由于受朝鲜地形的影响,美军只有一次在1951年“秋季攻势”中集中使用了500多辆坦克,其余时期,美军坦克都是以营、连为单位,配合步兵战斗,创造了“以火力打击,以坦克夺取,以步兵扼守”的战法。

志愿军在入朝初期的前五次战役中,没有专门的反坦克部队,而且火炮数量少、型号杂、性能差,以小口径迫击炮为主。仅有的几件反坦克武器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美制57毫米、75毫米无后坐力炮、60毫米火箭筒。志愿军入朝作战, 主要以步兵反坦克器材打坦克。在步兵连内,组成数个反坦克歼击小组,每个小组由2~3人组成,携带反坦克手雷、爆破筒、炸药包等,必要时也采用以山炮、野炮直射的方法,打击敌军坦克。进攻时,通常通过步兵携带反坦克武器(如手榴弹、炸药包等)抵近敌军坦克,将其击毁或缴获;在防御时,则利用有利地形埋设反坦克地雷、设置工程障碍,先阻滞其前进,同时组织反坦克分队,努力将其消灭。如此的火力配备对美军坦克的杀伤力十分有限。志愿军历来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前几次战役中,每战都集中几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对美军实施围歼,也确实分割包围了美军主力。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在遇到美军坦克时无力对付,让美军依靠坦克突围逃窜。这种情况,几乎在每次战役中都存在。

第二次战役中,我38军113师已经占领龙源里、三所里阵地,挡住了美第9军的退路,完成了对敌军的合围。美军急调骑兵第1师和土耳其旅各一部增援接应,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被我围困。困兽犹斗的敌人拼命挣扎,每日都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向我阵地猛攻,企图从龙源里向南逃窜,被我担任阻击任务的337团击退。美军又调动飞机100余架次、坦克100余辆,从南向北增援被围部队,与第337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337团在受到两方面敌军夹击情况下,虽能阻止急于逃脱灭顶之灾的步兵的逃窜,却无力对付美军坦克,致使被围敌军坦克、汽车200余辆突围南逃。这一仗虽然38军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通令嘉奖,获得了“万岁军”的称号,但也没能全歼美军,留下了些许遗憾。同一次战役中,东线第20军之第172团攻歼被围在下碣隅里的美陆战第1师的部队,成功攻下地堡后,因缺乏反坦克武器,在敌人大量坦克的冲击下,自身遭受极大杀伤,而美军步兵则在坦克引导下突围逃跑了。第四次战役围攻砥平里战斗时,美骑兵第1师第5团增援被围的美步兵第2师第23团,志愿军阻援部队第40军第119师,因缺乏反坦克武器,仅击溃了敌人增援的步兵,而对其坦克却无可奈何,致使美骑兵第5团20余辆增援坦克冲人砥平里。入朝初战阶段,美军依仗其绝对优势的坦克装备,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不但破坏了我军的许多围歼计划,还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第三次战役中消灭的英军重型坦克营和第五次战役中消灭的英军“格洛斯特”营的重型坦克连是在运动战中志愿军战士用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炸坦克,先炸毁其先头坦克,再将其队形拦腰斩断,趁其混乱之际,再以单兵、小组进行攻击,以这样简陋的方式,以战士鲜活的生命换来的。

1951年初,为适应抗美援朝的需要,我国先后三次从苏联进口火炮共142门,其中主要为107毫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新组建了火箭炮兵师和防坦克炮兵师。炮兵力量从入朝时的9个团(285门火炮),迅速增加到25个团,2000多门火炮。新组建的2个防坦克炮兵师,每师72门苏制76.2毫米野炮,代替原来的少量美制37毫米战防炮,口径增加1倍多,穿甲厚度增长7 8%,射程增加93%,初步改变了我军反坦克力量较薄弱的局面。另外,我军还加强了自己独立生产的能力。1951年5月试制成功我军第一代反坦克火箭弹-135型90毫米反坦克火箭破甲弹,弹重5.5公斤,采用涡轮式火箭发动机,初速达100米/秒,有效射程250米,破甲力达100毫米厚度钢板。当年8月,又研制成功了241型90毫米尾翼式反坦克火箭弹,弹重4公斤,采用单孔喷火发动机,有效射程150米,破甲力达152毫米厚度钢板。两种破甲弹各有所长,都配用90毫米火箭筒。仿美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配用弹也于同期完成。这些反坦克武器投产后即大量运往朝鲜前线。

志愿军步兵反坦克武器主要有国产的52式57毫米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51式反坦克火箭筒、反坦克手榴弹、51式木壳反坦克地雷和苏式反坦克火炮。这些反坦克武器1951年秋季开始大量运往朝鲜前线,志愿军利用苏联和国产的反坦克武器,组建了各级反坦克分队,军、师编有独立的反坦克炮营;团、营编有无后坐力炮连、排;各连编有反坦克火箭筒排;单兵配有反坦克火箭筒和反坦克手榴弹,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反坦克体系,使我军的反坦克火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志愿军反坦克战的完美战例是51年10月美韩联军秋季攻势中著名的文登里战斗。10月8日,美军乘我志愿军与人民军换防之际,首先以美第2师、南朝鲜第8师全部,向文登公路至北汉江地段发起进攻,同时集中配属的美坦克第72营、南朝鲜坦克第31大队的全部40多辆坦克,沿文登公路向北突击,实施所谓的“坦克楔入战”,企图攻占我东线要点鱼隐山。我军为了阻敌坦克,决定以204师加强的1个野炮营12门野炮、1个山炮连4门山炮,以及57门无后坐力炮、49支火箭筒编为一个反坦克大队,在文登里上下深浦和百岘地区组织反坦克地域。接受任务的610团以文登里、上下深浦、柏岘岭为主要防御方向,以川谷公路为防御轴线,构筑了大纵深反坦克阵地,建立了相对衔接和重叠的多层火力网:第一层为近距火力网,由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反坦克火器组成;第二层为中距火力网,由山炮火力构成;第三层为远层火力网,由配属反坦克歼击炮兵的76.2毫米野炮构成。 每层火力网还编组了6个步兵反坦克歼击小组,每个小组3~6人,配备轻机枪一挺、冲锋枪2支、地雷3~4个、爆破筒2~4根,每个携带反坦克手雷2~4 颗,作为近距离机动的反坦克火力。10月11日,美第2师首先以坦克10余辆在12架飞机及炮兵火力的支援下,沿公路成一路纵队,掩护步兵向我防御阵地冲击。我军先是以加农炮和山炮直接瞄准射击,阻敌坦克快速前进,然后用手雷炸毁敌先头的两辆,同时我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分队分别在50-150米的距离击伤敌军3辆坦克,其余狼狈逃窜。12日,敌军48辆坦克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以梯次队形,沿公路两侧的沟渠、稻田向我突击,企图引导美23团,一举突破我防御纵深,当即遭到我军炮火的拦阻射击。敌先头坦克行至下深浦地区,被我军用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加农炮击毁5辆、击伤4辆。美军坦克连续遭我打击后,以部分坦克炮火,压制我防坦克火器,掩护其被击伤坦克的修理,其余30辆坦克,仍向我防御阵地冲击。当敌先头坦克进至下深浦以北约700米处时,我军以直接瞄准射击的方法,击毁2辆,无后坐力炮、火箭筒采取游动射击的方法,又击毁敌坦克3辆,击伤2辆。此时敌坦克无力再进行攻击,便大量施放烟幕掩护逃窜,又被我军拦头堵截,先以炮火击毁2辆,继之反坦克小组又以手雷、爆破筒击伤2辆。至此,敌丢弃18辆坦克仓惶逃窜。14日,敌以8辆坦克编成“人”字形的战斗队形,互相掩护且战且进,当距我阵地约200米时,被我炮弹击毁4辆,其余4辆调头回窜,中途又被我击毁2辆。同时我反坦克小组以手雷、爆破筒击毁1辆,另1辆窜入我雷区触雷炸毁。至此敌8辆坦克全部被我击毁。3天的连续战斗予敌以沉重打击,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就采用逐段破坏,逐段前进的战术手段向我进攻。16日至31日,每日以20余辆坦克向我军进行破坏射击,我反坦克大队就采取布雷的方法对付敌人。截至31日,共炸毁敌坦克10辆,给敌以有力打击。11月4日,敌又出动27辆坦克,掩护其步兵向我防御阵地进攻。被我军用无后坐力炮、手雷、爆破筒炸毁5辆,其余逃窜。至此,经过24天的激战,我军共击毁敌坦克38辆,击伤9辆,敌人叫嚣的“坦克楔入战”被彻底粉碎,进占我文登里的企图也化为泡影。

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共击毁击伤敌坦克100多辆,配合步兵歼敌7.9万人,狠狠地教训了联合国军的坦克部队。此后,联合国军再也不敢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坦克了。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对志愿军对付联合国军坦克部队的经验做了高度概括:在公路与平坦地区均应有反坦克的布置。1.反坦克武器、步兵、炮兵、战车与工事障碍,各种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构成有纵深的反坦克阵地:第一道为障碍区;第二道为反坦克小组阵地;第三道为步兵阵地;第四道为炮兵阵地。2.反坦克小组及无后坐力炮、火箭筒等应有许多预备工事,尤其要有广泛而错综的交通壕连贯起来发挥我军之机动灵活的特点。3.野炮、榴炮、战防炮应有穴洞或重掩盖工事。4.在阵地前沿要设置多层的人工障碍,根据具体地形挖反坦克壕、三角坑、陷阱、削壁以及埋设反坦克地雷等。如发现敌人大批坦克向我前进时,我野、榴炮在有效射程内即可开火,力求击毁之,并隔离其步兵;当敌坦克进入我前沿障碍区时,我一切反坦克炮火即集中射击;敌坦克再逼近我第二道阵地时,我反坦克小组亦应协同动作打击敌之步兵。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凭着英勇无畏精神和丰富的反坦克经验,终于彻底战胜了在二战中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坦克部队。

说句实话,美军之所以能逞凶无非就是靠了重炮、飞机、坦克这三板斧。随着坑道的建成,重炮和飞机的威胁就大大降低了;随着文登里反坦克战的胜利,坦克的威胁又大大降低了。总之,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中美两军战役设计的斗智斗勇,战术方法的对抗较量。美军开始不适应我军的运动战战术,吃了大亏。但他们毕竟是经历过二战的现代化部队,很快针对我军的弱点总结出了应对的方法,并使我军吃了不少亏。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通过反击美韩联军的夏秋季攻势,我军也慢慢的适应了美军的战术,想出了对付美军坦克阵的方法,并创造性的运用了坑道来与美军进行阵地对抗。从整个战争的进程来看,美军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反制措施,而且可笑的是,美军进攻我军的坑道阵地总是失败,而我军进攻美军的坑道阵地却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究其原因,就是美军的坑道体系在质量上根本就无法与我军的坑道相比,如果硬要比的话,根本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随着重炮、飞机、坦克这三板斧的被破解,随着“绞杀战”的失败,随着我军东西海岸反登陆工事的修筑完毕,随着1952年上甘岭战役企图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失败,随着1953年我军三次夏季大反攻的胜利,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称雄一时的美军终于无可奈何的衰败下去,他们不得不悲哀的承认“敌人能在任何时候集中足够的人力,在他所希望的地点与时机突破我们的防线。若是敌人准备牺牲其生命获得一个缺口,没有一个防线能够如此坚强而不为他所攻破”(《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第七章,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著)。

纵观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军的较量,我军在武器火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在几次战役中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的情况下,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这一事实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决定战争胜败的绝不是武器,而是人。运动战时期志愿军将领的足智多谋,士兵们优良的战术素养,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灵活多变的战术风格是我军获胜的法宝。我军战士在阵地防御战中,面对联合国军压倒性优势的火力,创造性地运用了坑道工事,有效地减少了我军的伤亡,保存了实力。反坦克战中,我军士兵充分利用地形,布置多层的反坦克火力网,充分发挥了不同武器的火力优势,真正做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抗美援朝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为了后续部队夺下阵地,舍身堵住了敌人碉堡里的抢眼,牺牲时才21岁;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在弹尽人无的情况下,抱起最后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毅然冲入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阻击任务,牺牲时年仅28岁;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执行潜伏任务时,敌人的燃烧弹引燃了他身边的草丛,这时,他只须打滚翻身即可避免烧身。但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严守潜伏纪律,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坚持一动不动,像一块巨石,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牺牲时,他年仅26岁。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坚强的意志,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战士能做出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抗美援朝中正是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们,志愿军才能面对强敌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志愿军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国鬼子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后的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真正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无论从部队伤亡,战役设计,战斗较量,战争发展的态势哪方面来看,志愿军都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


三、朝鲜战争的政治结果:

要想理解朝鲜半岛的局势就不得不了解造成其分割局面的北纬38°度军事分界线的由来以及由此带来的战略后果。

二次大战末期的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旋即出兵中国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随后又登陆朝鲜半岛,一路向南推进与日军作战。仅过了一个星期(8月15日),日本就宣告投降。在这之前,据杜鲁门回忆,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半岛。杜鲁门确信,国际会议上也从来没有讨论过以三八线作为在朝鲜半岛的分界线这个题目。

苏联突然宣布对日作战以及稍后的日本天皇决定无条件投降这两件事, 使情况发生了急速变化。当苏联军队在朝鲜半岛上由北向南大举进攻时,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以外的冲绳岛。因而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半岛造成了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由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和接受日军投降的具体分界线问题。

至于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的提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真实性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对日宣战并大举“涌进”朝鲜半岛的消息后,8月10日深夜,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在朝鲜的受降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助理国务卿邓恩、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和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五人。会上,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但马歇尔的一位年轻参谋人员迪安·腊斯克上校指出,军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美国军队在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有困难。这时,麦克洛伊便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们在30分钟内设计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于是,三八线就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匆忙地由两位美国上校提出来了。

随后,这个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并于8月14日为杜鲁门批准。次日,杜鲁门便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美国政府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

1948年8月和9月,朝鲜南北地区先后成立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国土和民族分裂,三八线两侧的交通、电讯和人员物资的交流被切断。当时朝鲜半岛总人口为3000万人,三八线以南人口约2100万,三八线以北为900万人口,北南双方各占面积为朝鲜半岛总面积的56%和44%。三八线以北人口占总人口的40%,南部的人口占60%。朝鲜半岛北部为工业区,南部则是主要的粮食产区。这条约300公里长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崇山峻岭,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级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线。显然,无论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行政区划以及管理角度来说,三八线都是一条极不合理的分界线。其次,美苏两国军队进驻朝鲜半岛时曾一致声明,三八线仅仅是两国军队在接受日本军队投降时,以及各自在朝鲜驻扎时所划定的界线,并不具有政治意义。但是事实上,这并不表明这条30分钟内匆忙划出的分界线没有深远的政治考虑。特别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三八线对于所谓受降的军事意义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确认本身已经包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二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分庭抗礼的趋势,双方都竭力想要扩大军事力量所能控制的地盘,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这种趋势在欧洲就渐渐演变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华约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北约集团之间的对抗。铁幕由此拉开,冷战由此形成。而两大阵营之间对抗的标志物就是柏林墙。此后的三十年,任何一方都决不会允许对方率先打破冷战遏制的均势,更不允许对方利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

在东亚,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美苏对抗的某种平衡,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增添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三八线的划定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阵营在东亚冷战格局的基础,使之成为美苏两国势力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疆界,促成了美国占领下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对抗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面,也造成了两股势力的均衡。而在东亚两大阵营对抗的标志物就是三八线。在这种形势下,美苏两个霸权国家也决不会允许对方打破现状,破坏冷战的平衡。换句话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美苏势力在远东对抗形成的均势。谁先打破现状必将招致另一方强烈的反弹。历史证明,后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围绕这条纬线发展起来的。而涉及三八线的军事行动作为一条主线,也贯穿了朝鲜冲突和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南北朝鲜的军事冲突是沿着三八线展开的;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引起了美国全面卷入战争;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又迫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军队因未接受停火协议而打过三八线,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等战争叫嚣,被杜鲁门总统所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最后,战争的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做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这就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换句话说,三八线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分界线,是由二战后的国际大环境所决定。

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把美韩联军逼退到东南沿海的釜山一线时,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于是纠集了联合国来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战。其实质是不允许南朝鲜落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军仁川登陆后一路向北,攻占了平壤,迫近到鸭绿江边,妄图一举消灭朝鲜人民军,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的苏联害怕与美国直接对抗决定不出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在东亚反对西方阵营的中流砥柱。因为北朝鲜的陷落也将会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极大的威胁,东西方对抗的均势也将会被打破。

让我们换个角度考虑。假设中国没有出兵朝鲜,那结果又会是如何?按照当时战况的发展,最可能的结果是美韩联军统一朝鲜半岛,李承晚在麦克阿瑟的帮助下组建了全国性政府,实行统治。这样的结局将会更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十分顾虑麦克阿瑟是否有可能在取得整个朝鲜半岛后继续向北进军,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即使美军不进攻中国,一个与中国有长达1000多公里边界线的国家落入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也是极大的威胁。而如果朝鲜亡国,金日成的出路有二:一是留在北朝鲜的崇山峻岭中坚持打游击战,何时能取得胜利只有天知道。二是撤退到中国的东北组建流亡政府,伺机打回朝鲜,夺取政权。第二种情况更为可能,因为当获悉中国由于苏联不出动空军掩护而决定不派兵赴朝作战时,斯大林曾经要求我国政府允许金日成在东北组建流亡政府。这样的结果对新生的共和国将是最不利的局面。首先,金日成的流亡政府将给美韩以干涉、甚至武装侵略我国东北提供了强有力的借口。其次,苏联也有机会借金日成之名干涉我国的内政外交。更糟糕的是金日成的流亡政府是留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颗定时炸弹,将给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民族等诸多方面造成极大的麻烦,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他甚至可能借着苏联的支持在东北建立国中之国。最后,从今天的国际关系视角来看,如果美韩统一了朝鲜半岛,那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将造成更为恶劣的国际环境。试想一下,二十一世界的中国没有了北朝鲜这一缓冲地带,美国借着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对我国的第一岛链封锁将更严密,对我国实行战略遏制将更容易,我国面对的障碍将更多,和平建设的环境将不复存在。所以,抗美援朝的政治结果就是维持了在东亚东西方阵营对抗的战略平衡,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为我国赢得了60年的和平发展机遇。


结语:

毛泽东总结近代历史得出了一条教训:落后就要挨打。而本文的观点是:落后不一定挨打!两者看起来似乎矛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理解“落后”与“挨打”之间的关系。“落后”与“先进”是一种状态,它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过去的强大不代表永远强大,恰如所谓“日不落帝国”的衰败。现在的落后也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也如此,恰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向着强国的路上迈进。“挨打”是一种结果,它与“落后”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正如“先进”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去攻击、侵略别人。照笔者的理解,毛主席指出的“落后”不仅仅指经济和军事的落后,而是更强调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全面落后。只有沦落到这种地步的国家才会任人宰割而毫无还手之力。晚清政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笔者认为“落后”与“挨打”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抗美援朝即是最鲜明的事例。无论从军事结果或政治结果哪方面来分析抗美援朝战争,笔者都无法找到否定这场战争的理由。虽然我们当时处于落后的状态,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远远落后于美国,但绝不等于说我们一定打不过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事实也证明如此。究其原因,新生的共和国所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全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翻身做主的精神面貌都令世人瞩目。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的征兵运动,100个报名者才能录取一名,是真正的百里挑一,可见当时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打败了贪污腐败丧失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新的民主政府。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们当做“东亚病夫”,再也不允许任何人肆意侮辱侵略我们。朝鲜战争恰好提供了一个让新中国发声的契机,因为它已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抗美援朝恰似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这一声呐喊,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自尊与自信,喝止了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向全世界宣布了新中国的存在与崛起。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结束,但笔者意犹未尽,再多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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