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眼中的中国教育观念(与美国华人眼中的中国政治制度为同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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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教育观念的差异看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精神   为了把文化差异的影响说的更为清楚,我们可以来分析另外一个实际案例。  2010年年末,《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者是一个华人母亲。她是耶鲁大学法学系的教授,父母都是中国人,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丈夫则是地道的美国人。她并严格按照中国式的家庭教育理念来对其进行教育,制定了一系列行为规范,诸如考试成绩必须非常优秀、每天要练习两个小时钢琴、晚上多少时间以前必须回家、不准在外过夜等等。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诸如

从教育观念的差异看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精神

为了把文化差异的影响说的更为清楚,我们可以来分析另外一个实际案例。 2010年年末,《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者是一个华人母亲。她是耶鲁大学法学系的教授,父母都是中国人,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丈夫则是地道的美国人。她并严格按照中国式的家庭教育理念来对其进行教育,制定了一系列行为规范,诸如考试成绩必须非常优秀、每天要练习两个小时钢琴、晚上多少时间以前必须回家、不准在外过夜等等。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诸如严厉的斥责、不准吃饭等等。这位母亲因其严厉的教育方式而被称为“虎妈(Tiger Mother)”

这些要求和处罚在中国家庭被视为理所当然,在美国家庭则较为罕见。因而出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一些碰撞。其中能直接体现东西方文化核心差异的,是“虎妈”与她的美国丈夫之间的争论:作为传统美国人的丈夫告诉她,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应该努力让他们的童年过得快乐,不应该这么严厉的要求。而她则坚持认为父母应该对子女严加管教,使他们长大以后成为优秀的人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小时候吃些苦头是应该的。

这个争论明白无误的表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给教育方式带来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神的意志高于人的生活,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虽然与中世纪相比,这种观念在美国资本主义文化中已经大大淡化了,世俗生活的价值得到更多尊重,但根本方向没有被扭转。从这一观念出发,孩子也是上帝创造的,借助父母带到这个世上。

对父母而言,孩子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寄居者,一旦长大成人就会和家庭脱离过独立的生活,远离父母而亲近上帝。父母也无需为其成人后的生活承担责任。这样,父母之爱主要就体现在让孩子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管教的权利和义务都很有限。这种思维方式,即典型的从一个抽象原则出发,以此来指导人的生活。

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生活具有最高价值,生活的事实比任何抽象原则都重要。在中国父母看来,孩子明明就是我们生的,怎么会变成“上帝的礼物”?对这种与基本生活事实相背离的理论,中国文化是从根子上抵制的。

从这一观念出发,父母既有很大的权力也有很重的责任对孩子严加管教,其目标则是使孩子长大后能够更好的生活。未来的社会生活面临很多竞争,孩子必须在脱离父母的依赖之前掌握在社会中生存的能力,为此受一些苦是应该的。孩子长大成人后生活好甚至功成名就,是父母的努力培养的成果;如果生活不好甚至危害社会,则是父母的过错。这种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间不需要掺入一些无法证实的神圣原则。

Tiger Mother的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这样详细的分析东西方文化的此种差异,从华尔街日报后来刊登的诸多读者来信看,大部分读者都只关心表面现象——这位母亲如此严格的要求是否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文化哲学层面的讨论很少涉及。

此文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也是事实而非观念上的触动:即在美国社会,或者说整个欧美发达国家,大家都已经明显察觉到华人阶层的崛起。在此十年或二十年前,这样的文章写的再多、分析再深刻,也很难引起什么轰动,因为它会被看成是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一种心理安慰。只有在美国的父母们发现身边的华人孩子学习普遍比较好,各大名校以及知识精英阶层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在他们感受到了真实的压力之后,才会真的被这类文章所触动。

这次争论规模并不算大,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触及了东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在这以前,李小龙的功夫片曾在美国大受欢迎;姚明也可以成为NBA明星;诸多的中国古董书画可以引来无数人参观;欧美人士有很多愿意学习中国功夫、接受针灸治疗、欣赏京剧……但这些都没有触及到深层次的文化内核,仅在社会生活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也与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无关。这与我们中国人在圣诞节上街购物、观看非洲土著文化表演、学习跳拉丁舞差不多,只是表面上的交流,不触及文化差异的实质。而子女教育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而与文化的最核心内容直接相连,关系到一种文化的传承,乃至生存。这方面的争议,才可以看成是文化层面真正的较量。

需知,让一个人欣赏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工艺美术作品并不难,有时候这甚至不是荣耀而是屈辱。中国的那么多文化珍品被摆到大英博物馆供人参观,并非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动辄拿出一套《二十四史》以示自己历史悠久,也意义不大。

反之,如果能够说,中国的教育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有值得全世界学习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文化上的胜利。这在一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我们自己这样说,西方社会也只会报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只有在中国强大之后,这种观点才可能得到严肃的对待。

《华尔街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未来可能会被视为中西文化较量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它发表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三年之后。这三年中,美国经济一直在泥潭中挣扎,而中国经济则继续高歌猛进。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以前虽有诸多中外学者如费正清、梁漱溟等人在国外大力介绍中国文化,既有深度也有影响,但始终是限于学术层面。时至今日,中国文化,终于可以开口说话。除了人民币汇率、碳排放等西方国家设定的议题外,争论的热点第一次直接指向了文化的核心层面——教育。

这篇文章试图回答一个美国人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母亲们会如此成功?这里所说的“成功”并非对中国的崛起而言,而是在美国社会内部,按照西方文化衡量人才的标准,华人也可以脱颖而出。在欧美尚且如此,在非发达国家则更甚。

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只能有一种解释:华人在其智力和个性发育的关键时期,受到了正确的教育。

这种正确的教育方式,超越了时代与地域,超越了政治经济制度,直接与中华文化的务实主义传统相连。大部分读者只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严厉”,而没有看到“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力和责任”。这才是关键所在。固然大部分中国父母相对于西方父母而言更为严厉,但也有很多不那么严厉的中国父母成功培养出了非常杰出的儿女。“虎妈”的那几条禁令,并非都为中国父母所认可。可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父母都会和“虎妈”一样,认为自己对子女的成长有极大的权力和责任,这是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的体现。至于严厉与否,只是方法层面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上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故事表明,所谓人的生活与神的意志孰高孰低的问题,并非只是抽象空洞的哲学讨论。对此作出不同价值断定的民族,其对待实际问题的态度将会迥然不同,其中就包括自觉的按照不同模式来培养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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