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善堂的堂规规定,每年春季间谍们都要回到汉口总部,总结上一年的调查工作,部署本年度的侦察目标。间谍们的侦察范围之大,令人咋舌。北起东北满洲,南到云贵腹地,甚至新疆、西藏的苦寒之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假扮成卖货郎,身背乐善堂经营的药品、书籍,一路走一路卖,既掩护身份,卖货所得又能为他们提供盘缠。货卖光了,他们就扮成郎中、风水先生、云游僧人甚至……

1894年8月4日,清政府对日宣战的第四天。天津,一个背着行李的年轻人刚走出一所宅院不久,就被官兵扣住了。年轻人说话的腔调甚是古怪,听不出是哪里口音,更可疑的是他脑后拖着的大辫子,竟然是假的。此人就是刚刚在天津改装易服潜伏下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开始后,被清政府抓获的第一个日本间谍。这起间谍案震惊朝野,此后清政府才开始重视起这条炮火背后的隐秘战线。然而,此时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已有十几年之久,他们庞大的间谍网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最偏远的边塞。他们编写的有关中国的报告,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国百科全书。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远远超过了庙堂之上的清廷。

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解读这场改变了中日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大战。关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也许能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

假军官,真情报

1894年8月1日夜,已满载乘客的英籍客轮重庆号停泊在天津矿务局码头,等待起锚。午夜时分,天下着雨,码头上突然人声鼎沸,乱作一团。三四十名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登上重庆号。带队的军官对船长休斯说,他们奉总督李鸿章之命,前来逮捕船上所有的日本人。

就在几天前的7月25日,日舰浪速号在丰岛海面击沉了中国运兵船高升号。高升号上搭载的一千多名中国士兵,除了200多人获救外,其余都葬身大海。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谁都没想到日本军舰会在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对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痛下杀手。在一片激愤声中,8月1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中日业已宣战,日本在华使馆人员下旗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8月1日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以及许多日本侨民登上了即将起航的重庆号。没想到,船还没开,一队中国士兵便杀将上来。

士兵们砸开每一间舱房的门,逐一进行搜查。此时也在重庆号上的法国驻华使馆武官裴理博上尉闻声走出船舱。当他向为首的军官亮出自己的身份后,这名军官客气地说:“噢,我们不想打扰法国人和英国人,我们是为日本人而来。”后来,裴理博在给法国领事卡恩的信中称,许多日本人被中国士兵拖出船舱,捆住手脚,扔到栈桥上。

重庆号的船长休斯事后回忆,这些日本人在码头上被绑了两个小时。凌晨4时,另一名中国军官来了,检查了一番后下令松绑,把这些日本人带到了码头旁边的一个煤棚里。随后,中国军官向他开列了一张日本乘客的个人行李单,让船员将这些行李集中到前舱。又过了一个小时,被押走的日本人被全部放了回来。

天一亮,船长休斯就向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报告了此事。当晚,宝士德紧急约见李鸿章,通报了发生在重庆号上的事。不过,宝士德发现李鸿章“显得十分疲倦”,似乎对他说的事情不太感兴趣。听完事情经过后,李鸿章淡淡地说:“噢,登船的不是军人,他们是一群无赖,为高升号事件所激,听说船上有日本人,便进行了攻击。”李鸿章说,中国方面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了。宝士德见李鸿章并不怎么重视,便强调说,那些乘客相信在英国国旗下能得到保护,却被中国人拖下船去,中国最好能就此事给予英国一个书面道歉。

不提英国国旗的保护还好,一提这个,李鸿章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几天前,李鸿章正是看重所谓英国国旗的保护,才花钱雇了英国轮船高升号,送中国士兵去朝鲜。考虑到英国国旗的威力,他甚至都没有派中国军舰护航。没想到,日本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把高升号打沉了。高升号事件之后,李鸿章认为日本人打沉了英国船,英国人绝不会答应。没想到日本人早就买通了英国媒体。英国媒体竟称,中日双方虽然还没有宣战,但实际已经处在战争状态,日本军舰击沉了运兵船——高升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英国政府则希望利用日本与中国的战火,阻挡北边俄国对中国扩张,从而保住自己的在华利益。因此,对于日本人打沉高升号一事,他们并不想深究。

同样是英国轮船,高升号被日本人击沉,死了几百号中国人,英国不闻不问;而“中国士兵”上重庆号抓了几个日本人,英国人却暴跳如雷。厚此薄彼,竟至如此。送宝士德出门时,李鸿章特意点了他一句:“此事与高升一案不同,高升事件是日本军官侮辱英国国旗,同时有日本统帅在场。此事则仅是一小撮无赖瞒过衙门登船滋事。”

但事发时在场的法国人裴理博并不相信李鸿章的解释,他认为上船滋事的根本不是什么“无赖”,而是正牌的中国军人。而且他还点名道姓地称,为首的军官是高升号上获救清军军官徐仁和。不过经调查,中国官方一一驳斥了裴理博的指控。当晚徐仁和一直都在指挥炮手们进行夜间涨潮时的射击训练。裴理博说重庆号事件的指挥官头佩白色顶珠,而徐仁和佩戴的是蓝色顶珠。况且当晚下雨,黑灯瞎火之下,裴理博难免会认错人。

既然不是徐仁和,那么带队上船的军官到底是谁呢?两年后,这个无头公案还真让清政府给破了。为首的男子名叫贾长瑞,果非清军军官。

据贾长瑞供认,他是河北省雄县人,年方21岁。其兄贾长和在北塘练军步队左营充当正兵。1894年7月25日,其兄随部队乘高升号前往朝鲜。不想船在途中被日舰击沉,贾长和命丧大海。消息传回家,贾长和46岁的母亲和81岁的祖母无法接受现实,终日啼哭。她们听说船上有人获救,所以抱着一丝希望让贾长瑞去兵营里打听哥哥的下落。贾长瑞到北塘营一问,哥哥确实死了,他只好把哥哥留下的鞋帽腰刀取回家。8月1日晚上,贾长瑞走到塘沽,忽然听大街上人声乱嚷说:“有东洋轮船装得许多东洋人来了,里面都是奸细。”贾长瑞跟着众人跑到矿务局码头,听大家七嘴八舌说:“东洋人炸沉了高升号,伤了我们许多性命,大家拿东洋人报仇,况且将奸细送官还有赏。”贾长瑞报仇心切,穿上哥哥的军服,带着大家上了船。当他们正要把船上的日本人送交官府时,真官兵来了。官兵们一边吆喝着不要胡闹,一边用马棒乱赶,人群一哄而散,贾长瑞也跑回家了。供词最后,贾长瑞强调自己是报仇心切,又听说船上有奸细,绝不是为了抢夺财物。

负责处理此案的津海关道盛宣怀也很同情贾长瑞,但此事既已演变为国际事件,也只好从重处罚。贾长瑞被判重枷枷号一个月,押赴塘沽码头事发现场示众,枷满后永远监禁。

重庆号事件以一个假军官被捕而落幕,但蹊跷的是,当晚官兵竟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的行李中搜出了一封密函。这封密函牵出了一桩日谍大案。

日谍落网

从荒川行李中搜出的密函上写了什么?现存史料中都语焉不详。但从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当年8月4日的日记中,却能找到蛛丝马迹。

8月4日,经历了一番波折的重庆号抵达中转站烟台。潜伏在烟台的宗方小太郎如约与荒川等人会面。荒川等人告诉宗方小太郎重庆号被搜查的情况,还说日本海军驻华武官泷川具和托他带给在烟台的日本海军少将井上敏夫的密函也被搜走了。宗方在日记中虽然没提信中的内容,但从中国军方的行动推断,这封密函提到的很可能是日本间谍在中国潜伏的人事安排。

7月25日高升号事件发生后,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只是时间问题。为了部署日后的间谍潜伏工作,7月28日,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大尉泷川具和召集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钟崎三郎等骨干间谍在天津密会。

据宗方小太郎当天的日记记载,下午4时宗方乘火车从烟台抵达天津。此时,位于英租界的间谍据点松昌洋行里,石川伍一、泷川具和等人已经悉数到场。密会商定:北京、天津的领馆撤退后,上海作为日本间谍在华的指挥中心;泷川具和、山田继续留在天津;前陆军少尉川畑丈之助到北京潜伏,宗方小太郎仍回烟台,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当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表示泷川和山田要继续留在天津时,欧格讷明确表示反对。泷川、山田二人都是日本军官,中日两国开战后他们若仍滞留天津,必然会旁生枝节。日本特务据点设在天津英租界里,欧格讷不愿意日本间谍扰乱英租界的安全,所以坚决反对二人留在天津。这样一来,日本方面只好派没有官方身份的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改装易服,扮成清人模样潜伏在天津。

8月1日两国宣战当天,天津守城营奉命加强对在津日人的监控。是日午夜,又发生了重庆号事件,搜出了密函,守城营更提高了警惕。就在此时,守城营千总任裕升的部下发现了已经易服的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几天前还是一副日本人打扮,一夕之间便梳起了大辫子,这不能不让人生疑。任裕升把此事汇报给上司陈季同。陈季同曾任法国公使馆参赞,深谙洋务。他知道在英租界抓人必会引起英国人的抗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他在给盛宣怀的报告中建议,“若能诱出租界,即可以捉拿无碍”。

8月3日,英国公使欧格讷已经明确向日本代理公使小村表示不希望石川、钟崎二人呆在英租界里。当夜,石川伍一便从英租界紫竹林搬到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家中。在刘宅住了一宿,石川伍一觉得心里不踏实,又想转移到跟班王大家里。8月4日早上,他刚刚踏出刘棻家门,就被守城营官兵抓住了。第二天,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昨晚拿获日本奸细一名,能说英语,亦能说汉语,剃头改装,于昨日小村走后,搬入东门内刘姓……其为奸细无疑。”而与石川伍一同时逃出英租界的钟崎三郎,此时已经逃出山海关,不知所踪了。

石川伍一案是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日本间谍案。此后,清政府才真正开始重视在华潜伏的日本间谍。然而,此时日本间谍组织已经在华活跃了十多年,他们庞大的间谍网已经深入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

乐善堂间谍网

石川伍一、钟崎三郎、宗方小太郎等著名日本间谍,都出自同一个间谍组织——乐善堂,而一手创办乐善堂间谍网的就是曾被日人誉为“五百年才降世的伟人”的荒尾精。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荒尾精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明治维新初期,当日本青年都醉心于去欧美留学时,荒尾精却对一衣带水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陆军卿大山岩问他为何想去中国时,他踌躇满志地说:“取得而统治它。”从那时起,荒尾精便把鲸吞中国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1886年春天,已是日本陆军中尉的荒尾精扮成普通旅客,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他此行的使命是发展在华间谍网。荒尾精到沪后与日本商人岸田吟香一拍即合。岸田吟香曾是日本的著名记者,后来他从一名美国传教士那里获得了一个眼药水的秘方,从此弃文从商,做起了眼药水生意。发家后,岸田把自己的商号乐善堂从东京开到了上海。乐善堂上海支店开张后生意兴隆,不但卖药品,还兼售杂货、书籍。极具商业头脑的岸田吟香发现科举考试的“教辅用书”——四书五经都部头庞大,不宜携带。他便把这些书改成蝇头小字,装订成“口袋本”。“口袋本”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为岸田吟香赢得了丰厚的收益。

然而,岸田吟香并不甘心只做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希望能为日本向中国扩张出一份力。当荒尾精带着编织在华间谍网的宏大计划来到上海后,岸田吟香自愿充当起他的幕后金主。

荒尾精很快便在汉口开了乐善堂分店。表面上它仍延续上海乐善堂的生意,实际上则是一个间谍组织的总部。荒尾精之所以把总部选在汉口,是看上了汉口九省通衢的优越位置。汉口近与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相连,远可达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西南、西北内陆,距上海、南京也不远,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方便间谍网向四面八方发展。

乐善堂汉口分店开张后,同样抱有“兴亚主义”思想、妄图侵略中国的一干日本青年——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钟崎三郎、高桥谦等纷纷聚集到汉口。他们年轻气盛,受过良好教育,有的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乐善堂湖南支部、北京支部、四川支部纷纷成立起来。荒尾精宏大的“四百余州探险”计划,拉开了帷幕。

所谓“四百余州”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日本人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坚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在其羽翼尚不丰满时,便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探察。通过乐善堂编撰的《外员探查须知》可知,他们对中国的考察包罗万象。举凡山川土地、人口分布、民生贫富、风俗人情、军营位置、粮秣运输……都在他们的考察之列,甚至连帮会、马贼、侠客、豪强各色人等,也是他们结交和拉拢的对象。

乐善堂的堂规规定,每年春季间谍们都要回到汉口总部,总结上一年的调查工作,部署本年度的侦察目标。间谍们的侦察范围之大,令人咋舌。北起东北满洲,南到云贵腹地,甚至新疆、西藏的苦寒之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假扮成卖货郎,身背乐善堂经营的药品、书籍,一路走一路卖,既掩护身份,卖货所得又能为他们提供盘缠。货卖光了,他们就扮成郎中、风水先生、云游僧人甚至乞丐,不达目的决不回头。旅途中如果因为口音古怪被盘问,日本间谍们往往诡称自己是福建或广东人。当然,也有不少人被当地人识破,甚至被捕。

1888年,石川伍一和松田满雄承担起侦察四川全省的任务。石川不单要考察四川的情况,还打算了解一下四川南部苗族和藏区牧场的情况。此行他有一个深远的计划——在藏区经营畜牧业,从而帮乐善堂筹措运转经费。他甚至还想效法三国时期的蜀国,在四川建立独立王国。

汉口乐善堂的间谍们经过三年多的调查,写出了《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等各个领域,长达2300多页,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中国百科全书。此书甫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关注。在日本对中国挑起战火之前,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了。

招供

石川伍一在四川侦察时,不仅被当地少数民族包围,还曾遭到官府的逮捕,但每次他都用自己纯熟的汉语蒙混过关,化险为夷。然而,这次在天津,无论他如何巧舌如簧,也无法全身而退了。

石川伍一落网后,先是百般抵赖。他对负责审讯的天津知县李振鹏说,自己是普通日本侨民,领事既已回国,过几天他也打算回日本了。石川坚称,在天津只有他一人,绝无同伙。石川伍一的跟班王大供称,自己给石川伍一当听差,每个月6元工资。石川让他找房,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先让石川搬到亲戚刘棻家住几天。初四那天刚搬过去,就被官府给抓了。军械局书办刘棻也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他说自己此前并不认识石川伍一,只是王大前几日来找房,才头回见面。

几个当事人口风都挺紧,但刑具往身上一招呼,他们便纷纷招供了。石川伍一招认,自己是上一年九月随日本海军武官井上敏夫到天津的,住在紫竹林松昌洋行。他得知刘棻是军械局书办,便由护卫营汪开甲引荐结交刘棻。后来,刘棻利用职务之便给他开过一张炮械数目的清单,还把自己的亲戚王大推荐给他当差。石川伍一则向刘棻行贿80银元。后来,朝鲜衅起,石川伍一又向刘棻打探情报,刘棻拿了些不着边际的假情报敷衍了事。此外,石川伍一还向在水师营当差的于邦起打探情报,并送了于邦起50银元,但于邦起拒绝提供情报,把钱退了回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日本领事撤走,石川伍一便改装易服扮成中国人。他考虑到在紫竹林附近熟人太多怕暴露,就和刘棻商量先搬到他家去,躲躲风头。可他觉得在刘棻家也不保险,第二天便跟王大说,领事回国,紫竹林的洋行没人照顾,王大家离紫竹林不远,他想搬到王大家住,方便照顾洋行。没想到,刚搬着行李从刘棻家出来,就被抓住了。

刘棻供称,他曾向石川提供过三次情报:第一次是在1894年2月间,给石川“开过海军炮械清单”;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上旬,石川托刘棻查清北洋海军驻防情况,他“照册写出,封在信内交王大顺便带回”;第三次,在丰岛海战爆发前,又向石川提供中国“派兵情形”。不过第三次他打听不出什么确实信息,只能将一些传闻写了,让王大带给石川。这都能跟石川伍一的供词对上榫了。

美国人的偏袒

拿获石川伍一后,李鸿章并没有对外声张。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复礼就给总理衙门发了封照会。田复礼并没有在照会中点石川伍一的名,只隐晦地称,如果在中国内地抓到日本奸细,请中国方面调查清楚再发落。类似间谍案很容易出错,如果中国办错了案,以后会追悔莫及。即便真抓到日本人改装易服在中国做间谍,把他驱逐出境就是了,不必深究。

甲午战衅一开,中国和日本纷纷请美国作为中间人,保护各自在对方境内侨民的安全。可是,美国这个中间人一碗水端不平,从一开始就偏袒日本。

重庆号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就致函质问李鸿章:塘沽兵丁上重庆号滋事,“是否贵国国家乐有此事”,并且敦促清政府赔偿日本领事夫人丢失的钱物。盛宣怀一口回绝了李德。盛宣怀称,重庆号事件正在调查,一旦查明自然会按照中国法律办理,尚未结案美国就要求中国赔偿日本领事的损失,我们不能同意。况且,日本打沉了高升号,死了那么多中国人,抢走了那么多钱物,也没见美国出来说句公道话。盛宣怀说,高升号沉没发生在重庆号事件之前,日本先赔偿了高升号的损失,再来谈重庆号的事。

考虑到高升号事件牵扯中日英三国,错综复杂,所以美国人也就没再往里掺和。当中国官方抓获石川伍一后,日本多方请求美国设法营救。于是,美国又以日侨保护人的面目出现了。

对于美国有关遣送日本间谍回国的建议,总理衙门明确表示反对。总理衙门在回函中写道:“中日两国现已开仗,战守机宜,关系极重。日本奸细改装剃发,混迹各处,刺听军情,实与战事大有关碍。且虑潜匿煽惑,不得不从严惩治,以杜狡谋而图自卫。来文谓如有奸细即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实不足以惩其作奸之罪,亦与公法不符。”

被总理衙门回绝后,田复礼干脆直接找李鸿章要人。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田复礼说,日本已经声明石川伍一不是间谍,请李鸿章立即放他回国。收信后,李鸿章令盛宣怀代为回复。盛宣怀回复称,《中日修好条规》中明确规定,两国商民均不能改换衣冠。两国友好时尚且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两国已经宣战,石川伍一忽然改换衣冠,假冒华人,藏匿起来是何居心?况且,当日本领事小村回国的时候,中国官方已经问过美国领事田复礼天津还有没有日本人,田复礼说,因为时局不稳,所有在津日本人都跟着小村回国了。现在又冒出来个改装易服的石川伍一,他不是潜伏奸细,是什么?

盛宣怀的回函有理有据,田复礼理屈词穷,无法自圆其说,只好不再对于石川伍一的案子置喙了。

石川伍一案件之后,中美之间又接连发生了几起关于引渡日本间谍的交涉。其中,“上海间谍事件”还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一场****。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将两名来领事馆寻求避难的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中国依律处死了这两名日本间谍。美国媒体认为两个日本间谍的死都是因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太软弱造成的。为此,在野的共和党还弹劾了身为民主党的总统克利夫兰。一件远在万里之外的间谍案,竟能引起美国国内的政坛地震,这可能是中日美三国当事人都意想不到的。不过,这也说明在一百多年前,中日之间的争端已经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事,它已经是一个国际事件了。

李鸿章瞒报

虽然李鸿章对美国的干涉给予了回击,但关于石川伍一案,他却始终对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经落网10天之久,李鸿章还没有向朝廷奏报这起间谍案。率先把此案揭发出来的是史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

8月13日,余联沅奏称:“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火药局,并供京城内奸细亦不少。”一天之后,总理衙门致电李鸿章询问有无此事。一看传闻越来越邪乎,连子虚乌有的用炸药轰火药局都出来了,李鸿章赶紧复电辟谣说:是逮捕了一名叫石川伍一的日本间谍,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确有实据,一定严办。

李鸿章为什么迟迟不向朝廷奏报侦破了一起间谍大案?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几天后,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道破天机,原来刘棻的上司——天津军械局总办候补道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坊间传言,张士珩和许多北洋大员都与石川伍一一案有瓜葛。朝中清流甚至借此抨击李鸿章为通敌秦桧,建议朝廷另“简知兵之大臣,以统其师”。

这样一来,朝廷更加重视石川伍一案,降旨责成李鸿章彻查此事。8月30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了石川伍一案的审理结果:“据(石川伍一)供向在松昌洋行贸易,改装多年。领事行后,租界不能住,因托向从服役之王大,代觅其戚书吏刘姓之屋暂住。立将该书吏刘棻斥革,押交王大归案。饬县再三研讯,均供无传播军情等事……”

对比石川伍一等人的供词和盛宣怀给美国领事馆的电文就能看出,李鸿章给朝廷的这份报告中,所叙述的案情与事实多有不符。石川伍一明明是在日本领事撤回之前突然剃发改装假扮成中国人的,怎么成了“改装多年”呢?石川伍一已经招认曾经向刘棻刺探过几次军情,但李鸿章却称“无传播军情等事”。李鸿章似乎想向朝廷隐瞒什么,把石川伍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朝廷并不相信李鸿章奏章中的说辞。9月1日,光绪皇帝给李鸿章的上谕写道:“著李鸿章督饬严刑审讯,如揪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随后又警告李鸿章,有言官已经奏报他隐匿不报的事,警告他不得宽纵奸细。对于李鸿章这样的重臣而言,这样的言辞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可见,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关于石川伍一案的处理相当不满。

事实上,石川伍一案揭露出来以后,京津两地关于北洋内部通敌的传言就甚嚣尘上。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奏请密查北洋。张仲炘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做军械局总办以来,置买军械时经常与验收者沆瀣一气,偷梁换柱,以至于北洋军队使用的很多武器都不合格。石川伍一案中的主犯之一刘棻,又是张士珩的下属,难保李鸿章在处理石川伍一案时不会因为要保全张士珩而不深究案情。张仲炘建议把刘棻提交给刑部审理。

张仲炘的奏折戳到了李鸿章的痛处。眼看一味敷衍塞责反而会适得其反,李鸿章赶紧上书朝廷说,石川伍一已经供认自己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份供词。不过,在这份供词中,李鸿章把涉案人员的范围尽量缩小,控制在刘棻以下。

9月20日午时,刘棻依律绑赴市曹处决;石川伍一押赴教场,照公法用洋枪击毙。汪开甲永远监禁,曾给石川伍一和汪开甲牵线搭桥,并邀汪开甲刺探军情的戴士元被处决。于邦起等虽未串谋,但没有据实举报,判处监禁5年;石川伍一的跟班王大对于石川的间谍行为并不知情,取保释放。

拔起萝卜带出泥

甲午期间中国破获的第一起日谍大案看似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石川伍一等人伏法,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自案发之日起,坊间就流传着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高层官员,隐瞒真实案情的传闻。事实上,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80年代,著名清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偶然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礼部侍郎志锐的奏章。

志锐的奏折写于石川伍一等人被正法的当天。他称李鸿章所报的石川伍一供词是“伪供”,并称“津中人士无不切齿”。也就是说,李鸿章隐瞒真实案情的事,在天津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志锐通过他在天津的“线人”,得到了一份石川伍一的真实“供单”。

在这份供单中,石川伍一招认,他自光绪九年,就在京津等处往来,刺探军情。他与刘树棻(即刘棻)相识是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汪小波(即汪开甲)引荐的,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刘树棻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把这些情报交给了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带回日本国内。石川说:“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即于邦起)。”他还称,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中堂(李鸿章)亲随之人,并与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刘棻等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

石川伍一招认,潜伏在中国的不止他一人,还有原来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的钟崎三郎。钟崎已经改换中国衣冠,前往山海关一带。另外,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一个姓穆的汉奸原来在张家口,现在也到北京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是,石川伍一说,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从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报则是在日本领事府打的。

这份供单不但与李鸿章所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多有出入,而且还有许多猛料。前文已提到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竟然与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交好,甚至还纵容部下给神尾光臣提供北洋武器弹药的清单,如果这是事实,便可推断刘棻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与石川伍一打得火热,还收留他在家里居住,其实是有上峰撑腰的。

那么,这样一份牵扯李鸿章手下一大批人的供单,到底是真是假呢?戚其章先生认为,从供单提供的许多细节看,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供单中石川伍一提到,与他一同潜伏的钟崎三郎已经潜入山海关。石川伍一被正法后的一个月,钟崎三郎果然在大连金州落网。潜伏在北京的汉奸高顺、穆姓也确有其人。高顺系宛平县人,原在北京顺至门外车子营居住,后投靠日本间谍组织,长期配合宗方小太郎在威海一带窥伺北洋舰队的动静。穆姓,即穆十,也是宗方小太郎的部下。宗方的日记中曾屡次提到,派穆十到威海、旅顺刺探军情。高顺当年11月也被抓获了。钟崎三郎、高顺、穆十都是李鸿章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中没有提到过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在石川伍一死后被捕的。如果供单不是石川伍一亲口供述,志锐是无从得知的。

如果志锐所奏属实,李鸿章的确难脱干系。但纵观甲午前后波诡云谲的中国政坛,也许李鸿章的隐匿不报,也自有苦衷。

“倒李”风潮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主战的“帝党”和主和的“后党”在朝中针锋相对。“帝党”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志锐、张仲炘等在内的一干言官都是他的得力干将。“后党”则以李鸿章为核心。

当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时,“帝党”便攻击李鸿章依靠列强调停、避免战争的主张。战争尚未爆发,一场“倒李”运动已来势汹汹。御史张仲炘抨击李鸿章于战事准备迁延观望,一味依赖俄、英调停,实为“开门揖盗”,“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他们甚至主张将李鸿章调离北洋。而支持李鸿章主和的慈禧太后则在朝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威。

不过,慈禧之主和与李鸿章之主和,原因截然不同。1894年正值慈禧六十大寿。1874年慈禧四十岁时,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骚扰台湾(详见8月14日本报刊载《琉球失国》);1884年慈禧五十岁时,中法战争激战正酣。两个整生日都没过好,这回她从年初就铆足了劲,要风风光光地大办一场。可日本人掐准了这个节骨眼,慈禧越是不想打,他们越是挑衅。慈禧太后把希望寄托于列强调停,好歹踏踏实实把生日过了再说。

而李鸿章之主和,则是认清了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对比后做出的选择。1885年前后,当定远、镇远两艘排水量7000吨的铁甲舰加入北洋舰队时,北洋舰队甚至被评为亚洲海军第一劲旅,但自从翁同龢掌管户部后,海军军费就被一味压缩。作为一个对洋务一窍不通的传统士人,翁同龢以为军舰买来,摆在那里镇着就行了。他不明白国际上武器装备更新,几年便是一代。几年的发展停滞,使得北洋舰队徒有吨位上的优势,在火炮和军舰速度上早已逊于日本了。这一点,翁同龢不懂,可李鸿章心知肚明。跟日本人打,并非一定就输,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肯定无法全身而退。权衡再三,李鸿章还是主和。

虽然有慈禧的支持,但朝中“主战”的呼声炽烈。为了换掉李鸿章,言官们甚至造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谣言。给事中洪良奏,李鸿章“志存和局”是因为“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志锐奏称:“近闻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每日须洋人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侵满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且“语言时有外误”,举止更多荒唐,以此人主持战事,“大局尚可问哉”?这些传言荒诞不经,同时也暴露出言者的愚昧。对于日本,“帝党”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日本“国小民贫”,不堪一击,他们甚至还提出组织沿海船民配合水师直捣日本列岛的建议。

面对朝中汹涌的“倒李”风潮,李鸿章会袒护与石川伍一案有关的涉案人员,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能是考虑到此事干系太大,军机处大臣看到志锐的奏折竟然没有呈给光绪皇帝。这个爆炸性新闻也就一直在军机处档案里沉睡了上百年。

那么高升号在丰岛海面被日舰击沉,到底是不是因为日军得到了石川伍一的情报呢?多年以来,史学界对这桩公案始终莫衷一是。清人姚锡光所撰《东方兵事纪略》中写道:“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遂为所截,我兵轮即逃回威海。于是倭人既掳**江运船,而逼我在高升船之两营兵降,我将士抵死拒,倭遂以炮击高升船……”

史学家戚其章认为,这种说法疑点甚多。“贿买电报生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电报局只收发电码,并不负责将电文译成电码。”当时,天津电报局《寄报章程》中明确规定“凡来去电报,照万国通例本局不能翻查,以防泄漏”。所以,电报生是根本不可能得知高升船起航日期的。

还有史家认为,与高升号同航的操江号载运的是饷银和军械,必然从天津军械局装运,所以作为军械局书办的刘棻完全可能搞到高升、操江等舰的起航时间。但事实上,操江号既未从天津起碇,也未与高升“同航”。因此,刘棻有能力搞到高升号起航时间和路线的推测,也就站不住脚了。

戚其章先生认为,日本人要获得高升号的情报也不完全依靠石川伍一这一条线。德国信义洋行经理满德就曾经致函李鸿章称:“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此小行洋人俾尔福所见。及满德坐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满德并不敢与之交谈,则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由此可见当时在华日本间谍活动之猖獗。因此,戚其章先生认为,石川伍一多半与高升号被击沉无关。

作为甲午谍战第一案,石川伍一案震动朝野。从此,清政府开始着手实行严格的反间谍行动。不久,川畑丈之助、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等间谍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被抓获。但是,清政府的后知后觉,还是为时晚矣,侵略者的间谍网已经无孔不入,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老大帝国被动挨打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