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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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点 换一换


(一)

一支军队所向披靡,不仅在于演兵场上掀起的尘沙硝烟,更在于内心深处升腾的烽火狼烟。

2014,又一个甲午之年。

2014,全面深化改革之年。

承载着历史之痛与使命之重,一场群众性的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在全军部队蓬勃开展。

从领率机关到基层一线、从作战部队到保障单位、从中军帐到演兵场,处处奔涌着一种激昂的强军脉动——学习教育越深入,准备打仗的思想发条拧得越紧;讨论辨析越激烈,革故鼎新的头脑风暴来得越急;实践转化越自觉,敢打必胜的亮剑底气蓄得越足。

这是军事领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和平积习的一次思想大扫除,是聚焦打仗的一次思想大发动。

大讨论像一副“清醒剂”,唤起大国军队的大忧患。

大讨论像一块“磨刀石”,砥砺大国军人的大担当。

大讨论像一通“催征鼓”,推动强军兴军的大进军。

(二)

“香格里拉”,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然而,6月2日闭幕的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某些大国奉行的则是冰冷的“丛林法则”。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用寓言诠释了这一法则:面对兔子、山羊等弱小动物“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的诉求,狮子大吼一声:“你们的利爪在哪里?”

何谓“利爪”?就是一些人“永远不需要征求别人许可”的“例外论”,就是一些人“我们的航母在哪里”的“大棒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告诉我们,只要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争就不会自动从人间消失。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当今世界,战争的本质没有变,战争的根源没有变,制止战争的途径没有变,把战争利器“送到古物陈列馆去,跟纺纱车和青铜斧一并陈列起来”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

今日中国,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未如此之近,民族复兴的阻力也从未如此凸显。这种阻力,突出表现为错综复杂的国际战略形势,表现为日益严峻的国家安全发展环境。我国周边热点增多,燃点降低,个别大国在亚太地区煽风点火,日本军国主义欲借尸还魂,少数亚洲国家拉大旗作虎皮,不断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上挑起事端,东海、南海波谲云诡,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

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反躬自问,我们拿什么来保证国家不被侵略不被颠覆不被分裂?拿什么来保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不被破坏?拿什么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不被打断? (三)

“军人在战场上用枪拿不回来的东西,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用嘴拿回来。”

对于一支军队来讲,只有真正具备打赢能力,才能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本钱,以不变应万变,不战而屈人之兵。反之,军事实力弱,战斗力不强,不仅会受人欺辱,而且战争最终还会被强加到自己头上。

习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并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鲜明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一重要战略思想。

强军目标的核心是能打仗、打胜仗,强军目标之“强”,说到底是打赢能力强,是战斗力强。战斗力始终是军队兴衰成败的最终决定力量,战斗力标准始终是衡量部队建设的硬性标准。战斗力标准的高度和硬度,决定强军之路的宽度和厚度。战斗力标准起点高、落点实、要求严,强军之路就能开拓得更宽、更广、更长。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军事力量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和发展对军队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发生战争,军队必须能决战决胜。如果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赢,那是要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

然而,“两个不相适应”“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的问题,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能打仗、打胜仗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是最致命的短板,最要命的弱项。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这“三个能不能”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是当代革命军人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更是军队建设发展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四)

法定而事遂,本立而功成。

商周时期,周武王提出:“王者举兵,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科品众寡,岂有法乎?”对这个关于“法(标准)”的提问,姜太公作出了“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的回答,说明治军打仗不仅有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直接关系到部队的威力发挥。古今中外,战争形态有不同,军队性质有区别,但一部世界军事史说明,坚持“按标准办事”,军队才有战斗力,才能打胜仗。

习主席把握天下大势,纵观时代风云,着眼战略全局,要求全军“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强调“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这些重要论述,把战斗力标准的权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把战斗力标准的实践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军对军事实践活动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唯一的”“根本的”这个双重定语,就像一条经线和纬线,标定出战斗力建设在强军兴军征程中的历史方位;就像一条横轴和纵轴,确立起战斗力标准这个衡量部队一切工作的时代坐标。

作为根本标准的唯一性,意味着军事领域的一切活动,包括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各方面建设,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方面工作,具体标准可以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即战斗力。作为唯一标准的根本性,就是说在军事领域各项活动中,战斗力这个贯通和总揽全局的唯一标准带有基础性和支配性,是管根本、管方向的。如果把“唯一”当“之一”、视“根本”为“基本”,各种土标准、潜标准、伪标准就会滋生蔓延,战斗力建设的大厦就会摇摇欲坠。

战斗力标准既是军事标准,更是政治标准。听党指挥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要通过能打胜仗具体体现;践行宗旨也不是一个空泛的政治表态,而是要通过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充分彰显。

战斗力标准既是工作标准,更是战斗标准。尽管我军的历史方位发生变化,但战斗队职能始终没有变;尽管我军的使命任务不断拓展,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始终是最重要的责任。“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战斗力标准既是作风标准,更是能力标准。能力之痛是根本之痛,能力差距是致命差距。一旦有事,军队不仅要豁得出去,还要顶得上去;不仅要敢于亮剑,还要决战决胜;不仅要让人民爱,还要让敌人怕。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那种认为打仗就是打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工作等与战斗力标准关系不大的观点,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狭隘了。那种认为战斗力标准可重可轻、可硬可软,甚至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标准取代战斗力标准的观念,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泛化了。那种对“米秒环”恋恋不舍、对“跑跳投”念念不忘、对“铁流滚滚”津津乐道的心态,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滞后了。澄清这些模糊认识,纠正这些错误理解,战斗力标准才能成为引领部队发展的“风向标”、统一行动号令的“指挥棒”、检验工作成效的“试金石”。 (五)

沙化的土壤,保持不住必要的水分;板结的土地,涵养不了发达的根系。不打仗思想、本位主义、守旧观念等不破除,官兵的头脑就会“沙化”和“板结”,战斗力标准就难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战斗力标准大讨论中,一位领导深刻反思了几年前亲身经历的本单位的一件事:某新型火箭弹下发部队后,恰逢单位军事主官在外集训。按照训练计划,部队应该马上组织打实弹。但思来想去,反复斟酌,怕出事的想法占了上风,单位最终取消了计划。

这种事情也许只是个例,但背后的不打仗思想值得警惕。

只想在部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悠悠哉哉地混日子,只想混个一官半职、谋取待遇,只想把部队管住不出事就行,只想绿化美化不想实战化,只想“当兵两三年、平安把家还”,这些不打仗的思想,害莫大焉。

部队建设像个大棋盘,而部门、单位和个人是小棋子。大棋盘容不得“小算盘”。建设中“你有,我也要有”的攀比,部门间“你重要,我也重要”的纷争,演训中“你主导,我也要主导”的掣肘,提拔时“你上,我也要上”的角逐,名利前“你争,我也要争”的计较,都是本位主义“小算盘”惹的祸。

一旦陷入本位主义的泥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打转转,只想本位利益的“口袋”鼓鼓的,战斗力标准就会成为立不起来的“空口袋”。

海湾战争结束后,得胜而归的美军前线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没有要求加官晋爵,而是坚决要求退役,理由是自己的观念“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争”。

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说:“唯一比向一个军人灌输新观念更难的,是去掉他的旧观念。”照一照信息化战争这面“镜子”,那些守旧观念、守常思维、守成思想,是多么刺眼和不合时宜!

如果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实际准备的是昨天的战争,就会成为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固步自封的戈尔洛夫;如果嘴上说的是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实际上对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却一知半解,就只能是看西洋镜,不得要领;如果嘴上说的是不改革不行,但改到自己头上时这个也不能动、那个也有困难,就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

任何一支变革图强的军队,都涌动着奔腾不息的“观念洪流”;任何一种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都经历过凤凰涅槃的“思想阵痛”。只有打破守旧观念的禁锢,突破守常思维的羁绊,冲破守成思想的藩篱,在变革中找出路、在创新中谋发展、在进取中求跨越,才能抢占先机、制胜未来。

(六)

一位学者曾对近百年中国旧军队的衰败规律做过统计分析,结论是“从组建到丧失战斗力大抵30年左右”。衰败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作风腐化。

虽非燃眉之急,恰是危亡之渐。不良作风对战斗力标准的腐蚀是渐进的、隐蔽的,却是致命的。犹如温水之于青蛙,使一支军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绝境;犹如蚁蛀之于长堤,在日侵月蚀中溃于一旦;犹如流感之于人群,在相互传染中失去抵抗;犹如膏肓之于肌体,在无可救药中徒唤奈何。

中外历史上,多少军队曾摧枯拉朽、不可战胜,威风八面、称雄一时,但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倒在了作风上。无论是古罗马大军,还是拜占庭帝国军队;无论是蒙古铁骑,还是满清八旗兵;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还是洪秀全的太平军,其衰亡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引为镜鉴。

不管曾经创造过多少辉煌,赢得过多少胜利,一支部队只要作风坏了,战斗力的瓦解就不可逆转,战斗力标准的锈蚀就难以遏制。

北洋水师校阅,“徒求其演放整齐”,为让“看官”尽兴,竟请来杂耍助阵,故一临战事,便分崩离析,全军覆灭。“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甲午一役后痛陈:“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虽职事所司,未谙窾窍,临敌贻误自多。”

军事训练不是演戏,角色、道具、布景、走场都事先设计好了,大幕一开,锣鼓一响,上去就照设定的套路一板一眼地演,演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实效。训练场上唱“折子戏”,战场上必然没戏可唱。 习主席强调,军队抓作风建设,最重要的是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贯彻和体现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抓战斗力不抓作风不行,抓作风必能提高战斗力。

我军的赫赫威名和良好形象,是浴血奋战打出来的,也是优良作风树起来的。从井冈山的挑粮小道,到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从西柏坡最简陋的指挥部,到朝鲜长津湖那不屈的“冰雕”,正是这种优良作风,催生了我军强大的战斗力。

承平日久,其弊必生。为什么个别单位“硝烟味”日淡,“生活味”渐浓?为什么有些部队养兵环境越来越好,练兵条件却不见改善?为什么有的人想生活享受多,想打仗事情少?为什么“旧五多”还没有完全遏制,“新五多”又粉墨登场?为什么急难险重任务结束了,快捷高效的工作作风就不见了?诸如此类的“为什么”,都与不良作风对战斗力标准的侵蚀密切相关。

兵不在众,以治为胜。抓作风与抓战斗力同向用力,立新风与立战斗力标准一同推进,作风建设与战斗力建设就会同频共振、同生共长。

(七)

这次战斗力标准大讨论,上至领率机关,下到基层班排;上至军委领导,下至普通一兵,层层深入发动,人人全程参与。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影响之深,在我军的集中教育活动中是少有的。

随着大讨论的深入,一方面“抓手”越来越往下沉,向一兵一卒延伸;另一方面“层级”越来越往上移,向领率机关聚焦。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讨论的广度,后者就标志着讨论的深度。因为“层级”上移源于这样的共识:影响战斗力标准树立的深层矛盾和思想根子主要在领率机关,打破瓶颈的主要责任和推动力量也在领率机关。

领率机关肩负着把方向、议大事、树导向的重要职责,作出的每一项决策、拿出的每一个主意,都可能对战斗力标准的树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领率机关与基层部队是中枢与末梢、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上面偏一寸,下面就会偏一尺。如果讨论来讨论去、抓过来抓过去都在基层,就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就抓偏了、抓虚了、抓空了。

在一次跨区机动战役演习中,广州军区某师的一辆战车在狂风大浪中意外沉海。演习是停下还是继续?各级心里都在打鼓。军区首长掷地有声:“打仗会死人,训练也可能死人,演习照常进行,有什么责任我来担!”试想,要是高级指挥员不敢担当,部队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对抗?演训怎么能贴近实战去组织?

领率机关是战斗力标准这把尺子的制定者。尺子合不合用、能不能管长远,取决于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前瞻性。

早在2000年,美军参联会就制定了20年后的联合构想,成为指导美军联合部队建设和未来联合作战的纲领性文件。这种顶层设计的理念,值得借鉴。把战斗力标准落到底,既要重视从工作指导上研究解决问题,又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来规范和引领,确保长期坚持、有序推进,避免乱铺摊子、乱建项目,“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直面问题不回避,深挖根源不遮掩。讨论中,有些问题基层部队认识到了,但自身无力解决。比如,作战训练条例更新难,实战化训练环境构设难,军兵种互联互通难,装备革新经费保障难,新型装备人才补充难,等等。这每一“难”,都像一根绳索,捆着战斗力建设的手脚。而解决每一“难”,都需要领率机关主动作为。

有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移一子而活全盘。比如,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等。这些弊端不克服,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领率机关应该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自我革命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攻难关,敢于打破条条块块、现有格局,为促进战斗力跃升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八)

战斗力标准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思想上立起来不易,实践中落下去更难。

一个单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重视什么轻视什么,既反映对待战斗力标准的态度,更体现落实战斗力标准的力度。导向立在哪里,官兵心思就会往哪里聚焦,各项工作就会向哪里用劲。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工作导向、评价导向、资源导向等,就等于绘出了何去何从的路线,提供了孰对孰错的答案。

--选人用人的“刻度”,什么时候都应定在打仗上。如果平时重用热衷“点菜的”、冷落善于“点兵的”,偏爱会来事的、疏远会干事的,战事兴起,谁来指挥?鼙鼓催征,良将安在?

--有时候做“减法”比做“加法”、知道“不干什么”比知道“该干什么”更重要。那些只为利想、不为战谋的忙,那些只愿栽速生杨、不愿种公孙树的忙,那些周旋于迎来送往、沉湎于文山会海的忙,忙得越多对战斗力建设的危害越大。 --刻度越清、精度越高,评价就越准。作为一把评价的标尺,战斗力标准需要量化、细化。如果刻度不清,黑哨裁判、暗箱操作、人情干扰就很难避免;如果精度不高,模糊判定、概略标定、主观认定就很难杜绝。

--战备需求、战场需要就是资源投向。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每一滴油都用在紧要处,才能确保有限的军费、宝贵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不当处若靡费千万,该用时必捉襟见肘”,决不能让国家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落实“铁标尺”,需要“硬规矩”。战斗力标准的硬度,取决于平时奖惩的力度。赏一人而三军乐者,赏之;罚一人而三军震者,罚之。如果对违背战斗力标准的人和事,睁只眼闭只眼,在处罚上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就会使追责问责的“快刀”钝化。

对那些轻视、漠视、无视战斗力标准的行为,就是要板子打在具体人身上,让他们确实吃到苦头、受到惩罚。对那些真想、真用、真抓战斗力标准的官兵,就应该让他们尝到甜头、得到奖励。只有让规矩“硬”起来,战斗力标准才能贯穿到军事斗争准备的全过程,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各领域。

(九)

“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

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从头到脚的距离。因为从思想到行动,必然会遇到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矛盾,面临许多无法选择又必须选择的困境:

都说不以事故定乾坤,但事故之责谁来负?都说功成不必在我任,但潜绩如何来考核?都说唯实不唯上,但领导不满意怎么办?都说演习不能像演戏,但演砸了咋收场?都说按打仗标准来选人,但打仗标准谁来定?都说莫为亮点遮望眼,但没有抓手工作咋推动?

诸如此类的“基层之问”,答案也许在大讨论之中,也许在大讨论之外。

当全军上下敢于提出这类确实难解的问题,勇于求解这类看似无解的问题,就意味着从认识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打通。

时间是最好的“显影剂”。

那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此,今天的战斗力标准大讨论亦如此。

战争是最严酷的“审计师”。

一声令下,是最终的检验;战则必胜,是最好的答卷。

为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全军将士时刻等待出征这道令!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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