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汪精卫谈抗日:即使抗日胜利中国也会变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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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汪精卫“恐共”之病,为时甚早。早在20年代初期,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廖则赞成“联俄容共”,胡则有条件的赞成之。孙中山告诉大家不必怕,他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如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是不怕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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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恐共”之病,为时甚早。早在20年代初期,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廖则赞成“联俄容共”,胡则有条件的赞成之。孙中山告诉大家不必怕,他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如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是不怕的。”

1936—1937年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即将形成之际,汪又“恐怖”起来了。在其《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讲词中说:

当时兄弟(汪自称)对于西安事变,虽然不知道其中底细,但是看见一国军事领袖(指蒋介石)忽然被共产党联合张学良、杨虎城诸人将他虏住了;忽然又由共产党卖个人情将他放出了;放出之后,蒋先生对张学良、杨虎城狠狠的过不去,而对共产党却一声不哼。兄弟就知道这里头有不可明言的恐怖了。回国以后,看见防共空气顿然消沉,知道大势不好。

汪氏为何有“恐共”之病?研究起来,恐怕话长。简言之,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在乎我们自己”。从反面说,就是蒋介石指称汪的“唯有自己不健全,才有怕他(共)的心理”。蒋且指称受共利用者,始有“恐共”之心。意指1926—1927年间,汪被利用“迎汪复职”而“迎汪倒蒋”,终至与共决裂,斥为“狼心狗肺”。

汪因“恐共”而将对日政策连结起来,较早的文献鉴于1932年1月24日汪在南京对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Wilden)所言,谓中国一旦对日本以武力抵抗,必会立即遭致中共军的乘机行动。这年上海“一二八”战役后,政府自江西调蒋鼎文之第九师增援上海受阻,汪即归咎中共军之“跟踪追击”。

1935年5月塘沽协定前,汪以行政院长旋兼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尚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此之后,即不谈“抵抗”,而只言“交涉”了。盖汪自长城战役失败签订塘沽协定后、对于“抵抗”,已完全失去信心。他在这年11月间致函胡适讨论对日战争问题时,充分显露“恐共”之病。信中说:

如今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进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指在第一次大战被德占领,德败而复兴)。因为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即使乙、丙、丁(指俄、英、美)幸而战胜,我国已在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汪氏之言,证以战后中国之变化,似有“先见之明”。

据汪《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所述塘沽协定后,即与蒋介石发一通电,主张“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表明是将枪口对准中共军;对中日问题,不愿用和平以外的手段解决之。于是酝酿出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即为日本外相广田“三原

则”的提出,“共同防共”便是其中之一。及至1935年秋,日德意“防共协定”开始酝酿,汪以“机不可失”,乃与三国联络进行,以谋中日德意四国建立一条联合“防共”阵线。不意这年11月1日汪在南京被刺受伤,继以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次年2月,赴德养病,仍欲借此进行“共同防共”的使命,据云亦得蒋的同意。不意甫经法国,蒋忽电汪中止进行。事后得知蒋氏变计,派陈立夫赴欧与苏俄方面“勾搭”。汪极愤慨而失望。

汪氏当年“妥日”政策,颇为国人所不满;国民党内部亦颇有反对之声。但与汪氏同调者,在“党国要人”中,实亦不乏其人。据陈立夫在其《成败之鉴》所述,彼与戴季陶曾有“大方针”之商量,以转移日本之侵略政策。其策即谋与日德意联合,使日本采北进战略(对俄),毋使西进(对华),并予日本以便利,使两虎相争,以解除中日战争之危机,戴且有意赴日进行。然汪以此策不易做到。

1937年11—12月间,中国抗日战争南北战场均告失利,当首都南京失陷前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其元首希特勒之命,调停中日战争,两度转来日本之议和条件。第一次在11月末,南京尚未失陷;第二次在12月底,南京已陷,条件亦苛。政府要员集于汉口,以为既不能战,即须求和,汪尤极力主和。惟日方条件“非我所能堪”,亦有主战者。山西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亦应命来汉商决和战大计。抗战之初,彼属主战且与中共军合作者,今亦变计而主“联合防共”了。据当时之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27日)记阎到武汉后之意见:

晤阎先生,渠对外交,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询德使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待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原注:日对列国总以为中国不防共为口实)。午,渠等会议,已决定以此方式答询德使矣。

这正是汪所致力的中日德意四国“联合防共”的阵线;此亦戴季陶、陈立夫的“大方针”。据陈《成败之鉴》记述,此项“大方针”亦在此时向陶德曼提出建议云:“轴心国家应该联合起来,要日本往北进,德国向东进,这才是轴心国家的目标”;“让日本、德国、中国联合起来,先把苏俄打跨”;“苏俄被打垮以后,共产主义就被消灭”。此等“大方针”,似曾经过讨论,然以意见纷歧,致无结果。徐永昌《日记》(1938年1月5日)云:“由近来每个人之主张及日前李德邻(李宗仁)之态度,觉对内之不易言和较对外尤难。”

1938年1月6日,蒋、汪等要员集会,正式讨论和战大计,显然由于蒋的影响,主和声势减弱。首先由汪报告,仍倾向主和,转述德使意见,谓“中俄过于接近,甚失英、美之同情,德国所以盼中日早和者,恐日本消失国力太甚耳”。意即中俄不宜接近,早日与日言和,俾日有力对俄。张群对此略有补充。惟程潜、孔祥熙主张持久抗战(徐永昌评为取悦于蒋)。阎锡山态度亦变,表示“一切应听中枢主张”。白崇禧未发一言,仅对阎云:“今日中国舍俄援无路也。”(见徐永昌《日记》)

德使陶德曼调停未成,汪颇责怪蒋为斯大林所左右。汪认为中国只能被动作战而不能自动言和,中受了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口号所害。迨至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国民党内主和之声再起。是月24日王世杰《日记》有云:“闻我军事当局已决定放弃武汉,一切

均在实施中。今日在汪精卫先生处参加谈话会,汪、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又26日记:“外间盛传和议,汪、孔虽倾向于结束战争,然日人表示坚持以蒋先生下野为先决条件,亦不敢公然作议和之主张。”实际上,汪已暗中与日方进行议和。条件谈妥,乃于12月18日自重庆潜达河内,走上“投日”之路了。

汪之出走“投日”,依照蒋介石之说,实犯了“恐日”、“恐共”之病。且犯此病者,非仅汪等少数人,国民党内与汪同调者大不乏人,不过未随汪氏出走而已。其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曾有《肃清在位之汉奸》之提案,意在反对同情于汪和议主张之人,尤注意张群与陈立夫。为蒋所阻止。然此病不除,中国抗战前途,蒋之领导地位,可能受到影响。故在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上,蒋做了一次长篇的讲话,题为《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对于党内“恐日”、“恐共”之病,作了批判,意在稳定内部动摇心理;对于中俄及国共关系,以及德意日防共协定,作了分析;对于汪氏和他之间的不同意见,做了颇为具体的解释;特别说明“抗战到底”问题,指出“有人(似指汪)以为抗战到底的口号,是共产党害了我们,心理不免恐慌”。蒋则认为依此方针来做,没有什么可怕的。国民党这次全会曾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显为纾解内部“恐共”心理,出于“自救”的需求。或有认为国民党从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免有所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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