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军官和李鸿章评刘步蟾邓世昌:动手能力差 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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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用传统士子的模式规范学生, 惟恐他们在学习西方海军技术的同时思想也随之西化。按照这种“中体西用”的教育原则, 学堂培养出来的是掌握了一定“外国之技巧”的士子。

一千个李鸿章都死无完尸

北洋海军曾是晚清军事自强的最大成就,也是近代中国人做的第一个强国之梦。但曾几何时,这支经过数十年努力、耗费数千万两白银建成的亚洲一流舰队,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不堪一击,未战几个回合便全军覆灭了。这直接造成了清国在甲午战争的惨败,这种战局是连日本人自己都并未预想到的。这一战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激起了日本面对世界的强烈信心,这个刚刚在明治维新中体会到了改革力量的国家,感受到了在亚洲全面称雄的可能性。跻身世界强国的希望如黎明时分的“坂上之云”缓缓升起,与之相对应的是,东方老大帝国悲哀的日落西山,回天乏力。

一时间,国人义愤如潮,将丧师辱国之罪统统划归李鸿章名下,使他纵有百口,也莫辩一词,若非恭亲王竭力回护,只怕一千个李鸿章都死无完尸了。其时,适逢著名的昆剧丑角杨三去世,有人挖空心思,作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骂:“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在今天看来,这种指斥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于情理于逻辑都完全站不住脚。看似庞大而强大的北洋舰队背后,深藏着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乃至于文化上的隐疾,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历史局限性的东西,才是真正需要挖掘,需要面对并从中汲取教训的。以史为镜,前车之鉴是今天发展的契机,将所有责罪归于一人之身,是对历史的也是对现实的不负责任。

《龙旗飘扬的舰队》是一部研究北洋海军的专著。作者姜鸣指出,在中国海军现代化过程中,李鸿章无疑倾注了大量心血。至于最后没有能够完成援朝任务,在甲午海战中失败,最终导致了日军侵入本土、《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些,也应该承认,从日常管理、建设过程等整个历史事件中,李鸿章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但到了“马关条约”签约的地步,我们是否还要苛求李鸿章呢?

是的,作为战败国的一方,外交上绝对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一千个李鸿章也无法扭转的。

书生一样的海军军官们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史研究教授苏小东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他认为,北洋海军的失败还有一重大原因,就是作为前线将领的管带阶层军事素质普遍偏低。

苏小东教授说,对北洋海军的各级指挥将领,人们多以同情之心讳言其咎,尽力去开掘他们的经历中那些值得称道的事迹和言论,并将其升华为爱国主义精神。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没后竟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的事实。北洋海军的战舰管带几乎均为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前几届毕业生,福建船政学堂是晚清军事自强的最早成果之一, 也是国内第一所培养近代化造船人才和新型海军军官的学校。也许正是这一开先河的性质, 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亦十分明显。其本身不论是海军特色还是一般的军事特色都极为淡薄。学生不着统一制服, 谈不上军事化管理。学堂的主办者及管理人员几乎都不懂海军, 虽然聘用了一批外籍教师, 但中方人员对近代海军的无知, 又决定了所聘洋员的海军教育训练水平极为有限。

学堂用传统士子的模式规范学生, 唯恐他们在学习西方海军技术的同时思想也随之西化。按照这种“中体西用”的教育原则, 学堂培养出来的是掌握了一定“外国之技巧”的士子。而传统士子之“性情”, 经过长期的积淀, 早已形成共有的特质, 即重文轻武, 喜静不喜动, 善思考而恶劳作。这些特质对军人来说是致命的弱点。

1874 年秋,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Henry N. Shore)到福建船政学堂访问。学生们用毛笔缮写作业及其作业本之整洁, 都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寿尔在仔细观察之后,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 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 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 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

记者认为,这样的情形,至今也没有彻底“根治”。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寿尔评论,难免会被疑为偏见。但战争的规则只承认优胜劣败,任何国家或民族,评价军人优劣的客观标准必然有其相同的素质要求。船政后学堂的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书本知识学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介书生,与培养近代海军军官的要求相去甚远。后来优秀者被派往海军强国英国进行深造,从现存的史料看,他们在留学期间对海军军事理论却几乎没有涉猎。军人素质亦未能得到加强。

明知不达标,不得不重用

作为军人,身体强健永远都是先决条件,否则根本无法应付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紧张激烈的战争。而且,身体如果不堪重负,在此基础之上的军人应有的理想、信念、敬业、尚武、献身等精神素质,也必然要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船政学堂毕业生和海军留学生的素质,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既无军人的体魄和精神,又缺乏军官的军事思想素养,只不过是掌握了一定的近代海军专业技能的文弱书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受过正规培训的新型海军军官,他们尚未达到其所要担负的新的历史使命的要求。

李鸿章从为北洋购置第一批炮船开始,即陆续择优选调船政学堂前几届毕业生担任管带、大副等要职。但是,学生官们上任不久,其素质缺陷便逐渐暴露出来。1876至1877年,李鸿章从英国购买的4艘炮船先后到华,随即选调4名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前来担任管驾。但他很快发现:“四船管驾均非锐意向上之人,中国水师人才造诣实浅,又不肯虚心求教”。后来,随着更多的船政学堂毕业生以及海军留学生进入北洋服役, 李鸿章对他们的个性和弱点也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1881 年初,他在与船政大臣黎兆棠的往来信函中,多次讨论海军学生官的素质问题。李、黎二人对这些学生官总的评价是:“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

当年,英人寿尔对船政学堂学生的评价,如今又在中国部分官员的口中,以另一种表述而得到证实。李鸿章明知学生官们文强武弱,不足以胜任战船管带,但因在带船学问方面无人能够取代他们,也只好“因材器使”而寄希望于将来。

■外国人看李鸿章

从与中国有接触的所有欧洲人眼光看来,李鸿章在中国所占的地位甚至比葛兰斯登在英国的地位还高。因为困扰的清朝政府,每次当统治王室的王公把国家带到战争的边缘,李鸿章就是政府唯一的必须求助的人。外国使节认为中国可能作为理智谈判对象的一人也是李鸿章。

——A.B.Little (英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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