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中日甲午战争与日本的舆论导向

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为何丝毫不存有“侵略”与“掠夺”的罪恶感呢?这既与战前“皇国史观”的拥护者将这场战争定位为“开化之国——日本”与“因循陋习之国——清国”,即“文明”与“野蛮”两者之间的“义战”有关,也与战后日本学界和大众传媒对这段历史不彻底的反思和总结不无关系。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120年,7月25 日是甲午战争开战日。

相对而言,日本传媒的报道与评论并不多见。但仔细观察近年来日本大众传媒和政界围绕着“历史”、“靖国”、“领土”、“整军”和“修宪”等一系列话题开展的舆论诱导攻势,及对战后禁区的“突破”,敏锐的政论家都能从中看到“甲午”和“马关”(日本人称之为“下关”)挥之不去的影子。

“三国干涉”奇耻难忘

最明显的例子,是体现在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之后,日本执政党民主党一部分少壮派议员的激进言行。

针对当时日本官方以日本国内法扣押中国渔船、拘捕船长和渔民(渔民先获释放),后在中国强烈抗议和未获美国首肯的背景下,不得不连船长也释放的事件,一部分民主党议员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们形容这是“相当于日清战争后日本面对三国干涉的国难,日本国民对此痛恨至极”。

在一份由前外务政务官吉良州司和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牵头起草的“建白书”(即建议书)中,共有43名民主党议员联名呼吁时任内阁总理大臣菅直人“堂堂正正高举国益旗帜”,掌舵“战略性外交”。

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指的是在1895年日本打败满清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中,原本还有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条文,但在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干涉下,日本只好忍痛归还中国而代之以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金。俄、德、法三国之出面干预,当然不是出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为,而是不愿看到日本独享辽东半岛的甜头。但对于当年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包括在媒体的渲染和鼓动下具有“爆发性的国民意识”的“国民国家”之子民)来说,如此通过武力手段夺取的战胜品却得而复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以鼓吹甲午战争为己任的日本报章《国民新闻》主持人德富苏峰在回忆他获悉这一消息时表示,当时心情简直是达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与此同时,另一家报章《日本》也为此刊载了题为《尝胆卧薪》的评论文章,以示对此“奇耻大辱”的“三国干涉”的不满,“卧薪尝胆”遂成为当时鼓励日本人奋发图强、雪耻报国的流行语。

对于战前满脑袋“皇国史观”和弱肉强食哲学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存有如此这般狭隘“爱国主义”的情绪,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对于在战后“和平时代”(至少在表面上,坚持九条精神的“和平宪法”招牌一直都还挂着)成长起来的少壮派政治家,居然还停留于《马关条约》年代日本人主张“侵略、割地、赔款有理”的精神状态,却不能不令人感到难以理喻。

姑且不谈“释放船长”和“三国干涉事件”究竟有何可比性,单单看他们将后者视为“国难”的史观,就足以令人对日本今后走向的不定因素感到忧虑。

2010年民主党少壮派主张仿照当年“三国干涉事件”后日本举国“卧薪尝胆”,而提出的“建白书”,包括下列方案:

一、在加深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加强日本自主防卫体制。

二、加强与俄罗斯、亚细安和中亚的战略关系,从而削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对中国予以牵制。换言之,即推行现代版的“远交近攻”政策。

三、主张当局尽速买下现为民间人士所拥有的尖阁诸岛的私有地,将之转为国有地,建立灯塔等,从而实施有效的统治。

四、加强西南方面的防卫体制。具体内容包括重新检讨《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强化以冲绳半岛为中心的西南诸岛的防卫体制。此外,应尽早在尖阁诸岛的周边进行日美的共同军事演习。

这些方案可圈可点之处,其实就是“加强自主防卫体制”、“进一步对尖阁诸岛进行有效统治”(具体方案即将之“国有化”)和“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当然,这些方案与其说是某些民主党少壮派的“专利品”,不如说是日本保守人士“英雄所见略同”的共同方策。

果然,就在“撞船事件”后的4月17日(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纪念日),一向高调主张修宪的老牌右翼政客,也是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抛出了东京都有意购买尖阁诸岛的“购岛论”。

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宣布中央政府“购岛”(即“国有化”)的决定。9月11日,野田政府和“私人岛主”签署购岛合约。石原选择在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纪念日)抛出“购岛论”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或者仅是“偶然”,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述三个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日子宣布购岛和接着紧凑的进程表来看,人们不能不为“中央政府”的首相野田与“地方政府”的首领石原共同串演的这幕“双簧”叹为观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大众传媒并未大肆渲染这个“建白书”,但从后来的动向来看,日本的外交和军事走向是与“志士”们之构想与献策(包括将“尖阁诸岛国有化”)相一致的。正如前面所述,这些方案并非民主党少壮派激进人士的“专利品”,它们之被付诸实现,也不意味着“志士”们具有掌控日本内外政策的能力,但却反映了具有近似史观的日本保守派对当下的日本出路有着共同的应对处方。

“义战论”幽魂不散

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为何丝毫不存有“侵略”与“掠夺”的罪恶感呢?这既与战前“皇国史观”的拥护者将这场战争定位为“开化之国——日本”与“因循陋习之国——清国”,即“文明”与“野蛮”两者之间的“义战”有关,也与战后日本学界和大众传媒对这段历史不彻底的反思和总结不无关系。

支撑日人“义战论”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以“近代化”与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之行为是否正当,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值得尊重,乃至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准。翻开明治维新史,不难发现不少高举“富国强兵”旗号的明治开国“先贤”与“功臣”,满脑袋装的都是弱肉强食与民族优劣论的大道理。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莫过于著名报人,也是教育家的福泽渝吉。他在《脱亚论》的一文中,将中国和朝鲜等近邻国家明确定位为应该谢绝的“恶友”,主张不与他们为伍,强调要力图与西洋的文明国共进退。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政客和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介更竭尽其能为这场“义战”摇旗呐喊、欢呼和鼓舞。

一名日本学者在综述日本媒体与甲午战争的紧密互动关系时,这样写道:“日清战争(指甲午战争)同时也是与媒体变革并进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通过报章、杂志和照片等新媒体传达的。此外,在日清战争期间,演剧(的普及)也达到了转折点。不仅如此,在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对近代日本人的精神产生极大影响的军歌也被推广和流行。”

该作者表示,这里所说的媒体并不只是大众传媒,而是指各式各样传达信息的媒介之总称,其中包括各种与战争相关的商品之推出,“祝捷会”、“慰灵祭”和“战争纪念碑”等。至于以“愚弄和嘲笑支那人”为趣旨和题材的通俗歌谣、图画、报纸杂志和戏剧等,更充斥日本列岛。当时媒体为博取受众“热狂”与“喝彩”的花样,可以说是各显神通。不少日本专家承认,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日本打败满清之后,日本人蔑视中国的感情和观念已被牢牢根植,中国已被定性为“没有能力达成近代化的国家”

“近代化论”面纱下的战争观

由此可见,所谓“日清战争”促使日本完成的所谓“国民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在鼓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出兵海外、举国卷入战争的异常兴奋状态下形成和开展的。因此,战后日本人在反思战前的行为及总结战争带来的痛苦经验时,就不能不认真追溯与检讨曾令日人陶醉与兴奋的甲午战争。

实际上,针对官方于1968年隆重庆祝明治维新百年的庆典,日本国内曾展开大论争。歌颂明治维新者都高举“近代化”大旗,予以高度评价;反对者则着重指出,以“富国强兵”为国是的明治政府是引导日本步向战争的起点。这场论争显示,如何看待与解读日本明治维新及其近代化乃至“近代化成功的神话”,直接影响着日本人对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反思与评价。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死抱“皇国史观”的政客要为当年得而复失的辽东半岛痛心疾首,正好反映了“近代化论”面纱下以“义战”(后来发展为“大东亚圣战”)为旗号的“大义名分”理论在战后的日本仍有一定的市场。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