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战略决定

汉唐盛世,中国的地缘战略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线,这其中,东线更多承担的是战略大后方的角色,西线则是战略进取的方向。隋唐时代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东晋之后随着中国北方陷于混乱,盘踞于现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政权借机做大。

不断做大的高句丽政权最终威胁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稳定。唐太宗时代,太宗皇帝李世民曾亲自领兵征伐高句丽。至高宗时代,唐改变了对高句丽的战术,变大规模攻坚为对外围不断进行零打碎敲。高句丽在这种持续打击下很快被削弱。然而,这却给另两个小国———新罗和百济腾出了战略空间。而在最初,高宗李治对于这两个小国并未加以足够重视。

居于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人借机一面壮大自己,一面在外交上向北方的高句丽以及东南的日本靠拢。在取得这两家支持后,百济自恃有了资本,便开始不断进犯更为弱小的新罗,同时断绝了新罗对大唐的通贡(本质上就是切断了贸易通道)。这种情况下,新罗自然只能向大唐靠拢,不但频频遣使朝贡,还将王子送到长安。

公元660年,唐高宗最终下定决心,准备通盘解决高句丽问题。唐的战略布局是先灭百济,然后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合围之势,最终彻底解决掉东北方向这个麻烦。高宗皇帝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军13万讨伐百济。苏定方引军自山东成山(今山东荣成市)渡海,以跨海两栖登陆的方式直攻百济,新罗王也从陆路出兵助唐。在新罗人协助下(他们对当地的地理、民俗都更为了解),唐军很快攻破百济王城,百济由此宣告被灭国。

日本想要浑水摸鱼

被灭国后,百济贵族一部分归降大唐,另一部分却仍不死心。百济被平定后,唐军主力随即回撤,南线只留下不多的唐军驻守百济王城。百济旧将扶余福信看准这个时机,降而复叛。

扶余福信自知仅以自己百济旧将的身份争取不了太多民心,为强化自己的“正统”,扶余福信遣使赴日本,要求将当时正在日本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接回国继承王位,同时请求日本出兵干预。

由于海岛物产贫瘠且自然灾害多发,日本对于大陆始终没有断过念想,而离它最近的朝鲜半岛显然就是最好目标———直到现代,日本这套思路也基本没变过,总是想方设法染指朝鲜半岛,一旦成功便可做向东觊觎。

回到当时,如果强大的唐彻底攻占百济,那就意味着日本在朝鲜半岛将再无半点机会。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乘唐军立足未稳“赌”上一把,主动出击把唐军赶出半岛,那一切便又有了机会———一千多年后,日本人在偷袭珍珠港时也是这么想的。于是,日本人答应了扶余福信的请求,决定出兵朝鲜半岛,王子扶余丰则随日军一起过来——日本人和扶余福信都明白,扶余丰是最好的“招牌”,自然都要捏在手里。

公元661年正月,倭王齐明帝亲自率领数万军队出征,结果刚走到九州,就突然发病去世,太子不久之后在京都即位。折腾几个月后,日本的朝局逐渐稳定下来,新即位的天智帝依然没有放弃老爹的“理想”,派军开赴百济。站稳脚跟后,当年9月,倭王又派人率军5000,唐军按兵不动

公元663年,登上朝鲜半岛的倭军开始先捡“软柿子”捏,进攻新罗的军队。由于有扶余丰这块“招牌”,倭军得到不少百济人策应,新罗人不敌,很快便被日本人攻占了沙鼻岐、奴江二城。这样一来,唐军在朝鲜半岛一下子就处于南北两线作战的局面。

南线由于日军的突然介入,战场局势变得不明朗起来。面对这种情况,高宗在长安诏令南线唐军北调,同时与新罗协调,暂时放弃半岛南部,先集中兵力尽快解决北线与高句丽的战事,然后再挥师南下,攻打百济与日本的联军。

然而,南线唐军主将刘仁轨却并没有执行后方命令,而是选择了让唐军暂时按兵不动。

刘仁轨呈报长安的理由是:首先,南线唐军人数不多,即便北调,对战局也影响有限,而且如唐军脱离城池掩护向北调动,还可能面临扶余福信从后面的进攻,这样反倒会增加危险。

再则,叛军主将扶余福信在原百济军中很有威望,如今已经变得愈发飞扬跋扈,百济王扶余丰对他来说,不过就是一个树立正统的“招牌”,显然这是扶余丰无法容忍的。因此只要假以时日,百济叛军内部必然要生变。

事实很快证明刘仁轨的判断是正确的。唐军按兵不动使百济叛军暂时失去了外部压力,扶余福信和扶余丰之间的矛盾很快开始激化,没过多久,百济内部便发生内讧,扶余丰在日本人的协助下首先动手,作为叛军真正核心人物的扶余福信在内乱中被杀,他手下的亲信也悉数遭到清洗。

经过清洗,百济判军中已经找不到几个真正会打仗的将领了。唐军未动一兵一卒,百济叛军就自己把自己打残了,唐军因此士气大振。至此,唐军与倭军决战的时刻便到来了。唐军与新罗方面约定,在七、八月间进行最后的大会战。

战前分析:仗该怎么打?

■兵力

会战前,由国内出发的7000援军在孙仁师率领下渡海而来,加之原先在南线的唐军,刘仁轨手中此时的兵力大概是2万多人。新罗此时已经开始举国动员,前前后后征召了4万兵力。由于战斗力有限,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来分散驻守各个要塞。

而倭军经过前后4次增兵,此时在朝鲜半岛的兵力已经达到6万,加上剩余的百济叛军,共计超过8万。从数量上看,唐军处于绝对劣势,但事实上对大唐来说,这些兵力已经够用———他们所面临的对手在国家体制与武器装备上要落后自己几个世纪。

■装备

在武器装备方面,当时的唐军除了大量配置弓弩手外,所有士兵都经过射箭训练,并且悉数配置弓箭(在农业时代,弓箭手的训练是一笔极大的开销,秦军在鼎盛时期,也只是在军中大量配置弓弩手,而做不到全员都可以射箭)。对其他周边国家来说,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使得唐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比他们的对手高出几个数量级。

此外,唐朝海军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舰只按照吨位大小以及用途可分为楼船、斗舰、走舸、游艇、海鹘。与现代海战一个原理,这些不同级别的舰船在阵列中会相互协同,按照不同用途配置在不同位置。

除传统冷兵器,舰上还配置了绞车弩、拍竿、投石车。唐军还开始装备火箭、火杏、燕尾炬等纵火兵器。倭军手里的舰船与之相比,只能算是舢板级别,且除了士兵手里的刀剑外,再没有其他武器装备。

护送扶余丰回国“即位”。

■态势

战场态势方面,唐军面前此时有两座城池,首先面对的是加林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林川),这里是一座水陆要塞,城池坚固,一旦夺取,就可以掌握整个战场主动权。另一座则是前面提到的周留城,包括扶余丰在内的百济贵族都躲在那里。

唐朝战前部署是,刘仁愿等将领都主张先全力打下加林城以获得战场主动,刘仁轨却否定了这个想法———此时大唐在百济故地最大的问题并非来自军事而在于政治。百济之所以降而复叛,主要原因还在于包括扶余丰在内这些旧贵族。正是他们所谓的“正统”影响到了当地百姓的民心,先打掉周留城,就可以对百济人在心理上实现收服,那么接下来其他各个地方自然会不战自溃。

经过激烈争论,刘仁轨与诸将做出最后决定:唐与新罗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仁愿等率军自陆路进发,绕过加林城直取周留,同时留出一部分机动兵力用以监视、威慑加林城,刘仁轨则亲率水军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溯江而上,与刘仁愿、孙仁师带领的陆军水陆夹击周留城,新罗骑兵沿江负责警戒。

决战白江口

公元663年8月26日,水陆两军同时开拔,最终,唐军舰船先于日本水师主力进入白江口,阻绝了日本水师对周留城的增援。第二天,中日水师在白江口遭遇。

由于唐军占据绝对优势,日军很快败下阵来,但刘仁轨并没有下令追击,而是要求唐军在江上摆下阵势,继续严阵以待———唐军的优势在质量,倭军则拥有数量优势(各种文献记载中,日方舰只数量应该在800甚至上千艘,人员大约4万人,唐军,战船170艘,人员7000人),如果到了宽阔海面,倭军舰只呼啦啦地一下展开,那唐军还是没有办法的。相反在这个狭窄的入海口,解决日本人倒是更方便些。

鲜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日方将领却认为,只要凭借舰船数量多,一拥而上,全力进攻,就一定能打败唐军。于是,日本水军毫无阵型,一窝蜂地冲向阵型齐整的大唐水军。面对乱糟糟压过来的倭军,唐军舰船顺势呈U字型摆开阵列,任由日舰冲入本方腹部,之后马上左右合拢,将日舰围困其中,凭借舰船高大,居高临下,采用火攻,展开攻击。日本水军被困于狭窄区域,“舻舳相撞不得回旋”。

之后的两天,中日水军交战4个回合,日军每战皆败。白江口之战,唐军一共焚毁日本舰船400余艘,杀敌不计其数。《旧唐书》记载:“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

日本水军惨败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贵族们在绝望中只得向唐军投降,百济自此彻底灭亡,百济故地人心归服大唐。日军败北后,残军败将载着从半岛逃出来的部分日本侨民以及一些百济的遗老遗少,因害怕唐军追击,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才敢回日本。,在失去“内部策应”后,日本陆军也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回本国。至此直至明朝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前,日本再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

来源: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作者:王伟责任编辑:姜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