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以来为什么总在领土上吃亏,迁都吧!北京位置限制了思维!不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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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自宋朝以来,中国领土谈判一直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强也割地”,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   关于旧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我们的教科书总是这样告诉人们:一是战败,二是国家贫弱。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不少时候中国并未战败,而是战胜一方。与对方相比,国力也并不见得弱。甚至强大不少。但外交谈判结果仍是中国大亏。下面列举数例:   1075年越南李朝出兵大举进攻宋朝钦州、廉州、邕州,疯狂掠夺烧杀。宋军反击,收复原属中国的广源、苏茂、门、桄榔等州县。10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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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宋朝以来,中国领土谈判一直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强也割地”,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

关于旧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我们的教科书总是这样告诉人们:一是战败,二是国家贫弱。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不少时候中国并未战败,而是战胜一方。与对方相比,国力也并不见得弱。甚至强大不少。但外交谈判结果仍是中国大亏。下面列举数例:

1075年越南李朝出兵大举进攻宋朝钦州、廉州、邕州,疯狂掠夺烧杀。宋军反击,收复原属中国的广源、苏茂、门、桄榔等州县。1079年宋朝在李朝战败议和时,将上述收复州县重新给了李朝。名曰“行仁义之举”;

1083年,李朝再出兵进犯宋朝的广南西路所属的勿阳、勿恶等地遭挫败,国王李乾德上表宋朝谢罪,宋“赐以宿桑八峒不毛之地”;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在两次雅克萨战役取胜之后,签署丢掉了尼布楚的;

1885年2月中法战争,以中方取胜、法军惨败并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结束。但1885年6月签订的《中法会议越南条约十款》(《中法新约》)却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货进入中越边境减轻税率,法国可在保胜以上和谅山以北设领事馆,法国战败却在《中法会议越南条约十款》得到诸多利益;

1944年中国远征军收复缅北地区,却在英方的要求下撤离,甚至在江心洲和小江地区也未留一兵一卒,由此在后来的中缅边界谈判中形成争议。而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方进而放弃了缅北地区应该争取的权益。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尤其是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向苏联索还历史上被沙皇强行夺走、并经苏联政府在《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承诺归还中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任何一块土地。相反,还失去被苏联操纵下以“公投”名义成为苏联卫星国的蒙古!

列举上述诸多事例,意在更深层次的反思:如果说近代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中俄《东界交界道路记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科布多界约》等,是由于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之中,统治者虽有寸土必争之心,苦无寸土必争之力,只能以“土地换和平”的话,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的处境已大为不同。然而,在与周边国家进行边界问题谈判时,相比较处于强国的中国仍总是吃亏的——“文革”前中国的第一轮比较集中的边界谈判中,相对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蒙古、朝鲜等国来说,中国可算是强国。文革后中国的第二轮比较集中的边界谈判中,除了俄罗斯之外,相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来说,中国诚然要强得多,但中国还是吃了很大亏,丢了大片土地。

在领土问题上,中国为何总是吃亏?——说是“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结果却总是中国单方让,没有一个国家让中国!是中国一直单方“礼让”。有网友嘲讽中国领土问题谈判是“让字当头,逢谈必让,一让再让,一让到底,一让了事!”,并非信口开河之论!

话到此,便带出这样一个沉重话题:自宋朝以来每逢领土问题谈判,中国总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胜也割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说这主要是当政者天朝上国虚荣心作怪,有人说是当政者昏庸无能;也有人认定这是民族秉性之过……前述几点诚然不无道理,但皆未点到问题的要害上!

那么,问题的要害在哪里?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这就是:问题出在传统政治文化上。自秦始皇以来一直浸淫在专制文化和小农经济文化之中的华夏大地,两千多年间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特征,就是权力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最高统治者历来把皇权、政权当成是私家财产和不容动摇、不可觊觎的神器。所以每当遇到领土问题的谈判,最高统治者和当政集团首先考虑的并非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而是朝廷小集团的根本利益!换言之,与朝廷的安危、江山的稳固、小集团的利益相比,领土的得失永远是次要的。这一点上,至今仍被无数国人奉为“国父”及“伟大的爱国者”的孙中山及他们的同志们也不例外。下面试举两例:

为取得日本政府支持推翻北洋政府,孙中山先是与日本签订了一个与中日“二十一条”内容相近的《中日盟约》。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等等;之后,为取得苏俄援助,又在1923年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声明。其中一条是“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孙中山上述之举当时就受到不少本党同志批评,在国人中更受严厉批评乃至谴责。然而时至今日,不但大陆,纵然在台湾,仍有一些文人替孙中山当年行为辩护,声称孙中山当初“为了革命的短期利益”,因而不得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利益”。如此惊人的逻辑,难免让人吃惊!

而与孙中山相比,稍后一个革命党的党人有较长一段时间就走得更远些。《人民网(行情,问诊)》2010年一篇题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文章透露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24年春,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在北京进行历史遗留问题外交谈判,支持苏俄的革命党人与一些国民党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前者坚持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认为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更有甚者,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人手中的中东铁路。此行动受到举国舆论支持,而支持苏俄的革命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军队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

引用《人民网》文章透露的信息,是为免予被人斥为“谣言”,其实随着越来越多历史资料的解密或曝光,很多比《人民网》更令人惊讶的史实资料已为国人所知。

而提出上述历史事实,并非要追究或谴责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反思、反省,并最终走出久远的、“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强也割地”的外交谈判怪圈。

三、中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不能再无原则退让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主政后,国内舆论纷纷赞扬中国渐渐显露出难得的外交新风格、新气象、新变化。而在诸多赞扬中,笔者更认可这两点:首先,在钓鱼台问题上,在南海诸岛问题上,尤其在最近与越南在西沙群岛冲突中,中国一改过去总是停留在口头声明或抗议上的做法,而是用强硬的实际行动表明捍卫领土和主权的立场和决心。这一点对中国国家利益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国在与邻国在领土争端或历史遗留问题的外交谈判上,几乎总是吃亏的一方。

然而,最近一件事却令太多国人感到蹊跷:本月10日,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亚太领土主权争议的412号决议案,要求中国将“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和护航船只撤离南海海域,恢复南海原状,敦促中国节制执行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宣示。5天之后的7月15日,一条“中国981钻井平台将转场海南”的消息在新华社等官方媒体中传出,立即引来太多国人的猜想、困惑。虽然外交部发言人对国人的猜想、困惑作了回应,表示此举“与外部因素无关”,但寥寥数语的解释实在难于说服国人。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目前,中国与周边邻国仍然存在不少领土纠纷问题。如中印、中俄、中朝、中越、中蒙、中塔之间,都仍有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而在领海方面,与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都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士、领海纠纷问题。在下来的谈判中,不能再像前人一样作无原则的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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