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美国不愿意改变,这很危险

核心提示:摩根斯坦利老将斯蒂芬·罗奇,是华尔街难得对中国经济比较乐观的一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时任摩根斯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的罗奇,多次来中国调研,最终预测认为中国能够抵御危机,事实证明,他说对了。7月22日,斯蒂芬·罗奇携带他的中文版新书《失衡——美国和中国相互依存》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大师讲堂做演讲。他认为,中国已经启动改革,企图打破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但美国还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样的结果会很危险。以下为斯蒂芬·罗奇演讲全文:


斯蒂芬·罗奇:美国不愿意改变,这很危险


美国和中国,人们经常会描述他们是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或者全球的强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但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这种口号中不能自拔,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要想出一些词来体现人们的情感,还要再深入挖掘这两个经济体背后的发展驱动因素是什么,而且什么促使他们走到一起,什么又会将他们推向对立的两边。


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我作为经济学家研究使命中的一个中心内容,我在摩根斯坦利的职业生涯是从30年前开始的,这三十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非常注重分析预测美国的经济,我在华盛顿美联储工作的时候培养起来的一些技能,能够帮助我做这些预测。


我职业生涯发展的第二部分是更加全球化,更加强调亚洲,尤其是中国(指担任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期间,****注)。对我来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的金融系统一夜之间就崩溃了。那个时候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团队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我打造了这样一个团队。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非常羞愧,因为我们团队的预测是最糟糕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亚洲发生了什么。这场危机让我们非常震惊,对我们摩根斯坦利的声誉也产生了影响。


亚洲金融系统几乎失控了,危机马上就要波及到中国。亚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泰国、印尼、韩国、台湾地区,还有新加坡、香港,一个接一个倒下了,大家都认为马上就轮到中国了。那时候我虽然到过中国几趟,但对中国的经济了解不多,我要挽救我们团队的声誉,就必须要搞清楚中国会发生什么?所以在1997年中期的时候,我一个月往中国跑两次。很快,我就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不一样,不会像韩国、泰国、印尼这些国家一样崩溃。

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基于我的分析,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亚洲金融危机最终会触底,这个底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感谢中国经济坚韧的基本面,亚洲经济的领导力会从日本的手里转移到中国。我很骄傲的说,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我坦诚地告诉你们,这个结论让我在日本很不待见。

所以199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我从此开始以非常有建设性的态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前景。


中美关系相互依赖,摩擦不断

在摩根斯坦利工作30年以后,我就决定换个事情做。我非常荣幸能够从华尔街全身而退,五年前我到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大学,我把自己职业生涯的两大块融合在一起,前半段我是关注美国的经济学家,后半段我更专注中国经济的研究。我确实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经历对我的研究大有帮助,对美国、中国都有深入的研究,这是我的长处。

在开始讲中美关系之前,我想再退一步跟大家讲一些背景信息。我要承认,我受到我夫人的影响,她是一位心理学家,她对关系的认识也影响了我对中美之间关系的分析,通过我夫人的知识和洞察力,我深入了解到关系理论。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相互依存,二者相互依赖对方生存下去,他们的个人身份都是通过从对方获得的反馈建立起来的,但是这样一种关系不稳定,越依赖于对方来帮助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就越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甚至有一些脆弱,最终会带来冲突,带来一些矛盾,这样一种相互依存是不健康的,不稳定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和中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明显地展现出相互依存的不利一面,看一看我们的现状:比如在互联网窃密、货币问题方面的互相指责,还有东海航线问题、南海问题,双方都说问题是对方造成的,这就是大家在经济当中相互依存带来的不利关系。

我新书的题目就叫做《失衡——美国和中国相互依存》,就是对心理学当中这样一种关系理论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视角,一方面令人很困惑,因为有很多冲突,但是这本书最后还是让大家充满希望的。最后,有一段诊断性的文章提出解决方案,怎么样应对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带来的冲突,我会提到解决办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中关系中一些关键的概念,两个经济体当中消费所占的比重,美国的消费更多,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消费占的比例是非常之高。中国的消费比较少,可以说在现代经济体当中,中国是消费比例最低的一个国家。美国是一个终极消费者,中国是终极生产者,消费者依赖于生产者,生产者也依赖于消费者,所以这里的主题叫做经济互依性,美国消费者急需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这样他们才能够收支相抵,中国的收入变化比较少,消费在增加,现在美国没有额外的盈余,怎么支撑消费?中国来买我们的国债,所以最终生产者的出口推动了它的增长,需要强有力的全球需求来推动中国的出口,最大出口的市场就是美国。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故事就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带来了一些不平衡,一些摩擦,使得两个国家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变革。在我的故事当中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两国之间关系的故事都是从1978年开始的。


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异常的小心,非常需要发展经济,这样才能生存下去。1978年12月份,邓小平先生宣布改革开放,给出的答案就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很大一部分出口到美国,帮助美国消费者挨过那段滞涨引起的紧巴日子。1978年美国消费不振,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就到中国来寻找解决美国两难困境的方法。所以1978年标志着美中关系新故事的开始。

斯蒂芬·罗奇演讲: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


中国发展:三条腿都要稳


2007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说,我们经济发展的背后,中美经济关系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北京。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关键数据,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非常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是任何现代大型经济体没有经历过的。

温家宝总理的评论引发了一场辩论,那就是到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过了30年的快速增长以后,接下来什么样的模式才是适合中国的?这场辩论延续了四年,最后推动了“十二五”计划,中国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


“十二五”计划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把终极生产者转型成一个更加平衡、更加靠内需来推动的经济体。大家可以看到,转型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提高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2012年这个比例低于43%,大概是美国的一半。所以在“十二五”规划当中强调三大基石:要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尤其是突出发展服务业;通过城镇化推动居民工资的增长;打消大家的顾虑,要打造社保体系,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就是经过四年争论之后得出的新结论。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期间实施了三年,城镇化和服务业方面进展不错,但是社保做得不太好。就像我坐了一个三角凳,如果一条腿被抽掉,就可能要摔倒,这就是风险。

首先来看前面两个,一个是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占比其实是比较小的,“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从45%上升到47%,好消息是,计划正在见效,第三产业不断在上升,现在成为中国经济体当中非常大的产业,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过去,制造业和建筑业每年的增长速度都比服务业快3%,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应该说是世界的制造中心,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以服务业为导向,但这个故事只不过才刚讲了一个开头而已。

从服务业能够看到中国增长的潜力,也能够解释增长速度的放缓。我想给大家强调的是就业人数,经过数据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三产业的单位产出就业人数,比第二产业高出3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而且我非常高兴的说,昨天当我和北京发改委的高级官员沟通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理解这一点。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作为决策者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吸纳劳动力,也就是说看就业岗位的增长水平,那么每年经济增长7%也没有关系。与制造业和建筑业为导向的经济不一样,这种形式的经济需要10%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较高水平的就业岗位增长。现在服务业发展起来了,7%的增长率就可以吸收很多的劳动力,这意味着经济增长7%,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顺便说一下当经济放缓至7%,可以解决很多失衡问题,环境的恶化、资源消耗、不平等现象等,还能改变粗放式的增长,可见,服务业的增长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途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了,但是却能更持续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第二就是城镇化,数字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去年是54%,


2020年城市人口再增加1亿能占到总人口的65%。城镇化对于我们所说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城市工作人员的消耗率是农村人口的3倍。但我们不能说仅仅是农村人到城市里面去,而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不行的,否则就会有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会有贫困现象出现。


李克强总理一直在强调服务业和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他认识到,服务业的发展其实是城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哪个经济体都是如此,他们能够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我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服务业其实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非常需要服务业,服务业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城镇化还能够推动高投资。

有很多人非常担心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实在是太高了,难以持续,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当我看中国投资的时候,我对于新的产能投资倒不是非常的担心,我担心的是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它能够推动生产率的提升。尽管说中国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7%,但是人均资本的存量,我这里指针对城市的劳工,其实在世界排名是非常靠后的,中国还需要持续不断加大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支持生产率不断提升。因而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还需要有很多年。

成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前面说到了,“十二五”计划当中的一个缺陷,应该说是社会保障,尤其是对于医疗的投资,还有对于退休的投资。中国社会正在快速的老龄化,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大家看到抚养比率在不断攀升。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社保基金,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来支持不断老龄化的人口,大家来看全国社保基金,以及当地政府社会保障基金和私人养老基金,人均只有区区569美元,只有这么点钱去支持他们一辈子退休生活。当然人民币在中国可能比在国外经花一点,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说了“十二五”计划的战略是对的,问题是在于实施,两条腿已经有了,但是第三条腿还是欠缺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要讲的第四个时间点,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前面讲了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978年,一个是1997年,这第三个是2007年,请大家记住这四个时间点。

中国改革:从世界终极生产商变成平衡经济体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多项建议,怎么样去解决三条腿当中缺失的一条腿?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存款利率自由化等等,都是推动消费者收入和解决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办法,到2020年的时候,国企上缴利润的30%用来支持社会保障的基金,能够减少因为人们的担心而引起的预防性储蓄。


“十二五”计划,加上三中全会,这两个组合让我对于中国的中长期有非常建设性的看法,我觉得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要进行转型,从世界终极的生产商变成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结论。


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计划的实施,过去十五年我在在中国呆了很多时间,我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演讲,听到领导做的各种各样的承诺,承诺他们将会做什么。“将”这个词,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我们要把将会做什么用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来取代,那这就会把重心关注到实施和落实上面。要去解决中国政策落实的问题,几乎是治理能力方面的一场革命。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是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形式的改革,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西方没有一个人在评估中国挑战的时候,关注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这个新领导小组是由习近平主席来领导的,他不仅仅关注经济、金融,而且也关注政治、环境、文化、生态、政党结构、社会结构,在中国要落实政策就要靠这个组织。我觉得,一些政府部委手中的权力会逐步被削弱,当然我这个观点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们就觉得老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当2012年11月份习近平被任命为国家主席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头号风险就是特殊利益团体的阻力。

中国要能够成功转型,要能够继续繁荣发展,就必须要破除这些特殊利益群体,要惩处腐败集团,这是整个转型过程当中非常必需也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当然这可能是过渡阶段中最困难最痛苦的一部分,但这是中国早就应该实施的平衡措施。


其实人们对于中国还是有很多疑虑,西方观察家经常担心中国,他们会讲中国债务水平的上升、影子银行,会讲房地产的泡沫等等,很多人深深地相信,中国处于一个重大危机的边缘,我就是为了说服他们,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一些什么。

中国要多消费,美国要多储蓄

我还有最后的一些关键要点要讲,前面我讲到两个相互依赖的经济体,我的结论是,中国是非常依赖美国的,但现在正在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正在重新实现平衡,中国感觉到必须要靠自己,更少地依赖别人,从而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大国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有一点牵强,这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中国梦,更多是依赖于自我,自力更生。


那么美国在做什么?在关系理论当中,如果两个个体彼此是相互依赖的,然后他们发现有问题了,其中一方说,我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要更多的独立,更多的自力更生。另外一个人说我不变,那么就会出问题。另外一方会觉得自己的情感受到了伤害,这样就会成为一股非常不稳定的力量,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风险,因为美国并没有变化。


美国现在老观点还在作祟——过度的消费,实际上就是过度消费给我们造成金融危机。我再回到1978年,美国那个时候陷入滞胀。第二个日期是2007年,美国进入金融危机,这是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危机,美国现在仍然处在危机造成的衰退当中,美国要修复这种扭曲的不可持续不稳定的资产负债表。

好消息是美国经济的修复取得了进展,收入债务的比重现在下降了,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现在这个比例还是太高,比20世纪最后30年长期平均值还高40%,个人储蓄几乎是零。美国人认为,房地产是他们长期的储蓄,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他们就没有储蓄了。美国现在再重新恢复储蓄,但进展非常慢。结果就是美国进入这样一个时期:70%的经济推动力来自消费,但消费6年没有任何起色。美国通胀调整以后,25个季度平均消费增长率只有1.2%,那是金融危机之前12年平均值的三分之一。


消费者都知道,要消费必须要有收入,他们正在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的政策制定者,通过量化宽松想要重新推动消费者的消费,通过老百姓财富增加来刺激消费,那我们不希望重新再平衡。中国希望再平衡,美国人不希望。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往哪里走,还有美国的故事如何继续。就像我一开始就提到了,中国要少储蓄多消费,美国要多储蓄少消费,美国人根本就不储蓄。我们为什么要储蓄呢?那中国人把储蓄都交给我们了,我们要求中国人努力辛勤的工作来支持我们,中国就答应了,那我要感谢在座所有的人,把你们的储蓄都交给了美国。


如果我刚才的分析是正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储蓄下降,更多是消费,内需对于美国人的支持就会下降,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一定要储蓄。大美国总体的储蓄率,包括个人、企业、政府部门,经过通胀调整以后,2008年的储蓄是负的,现在也是20世纪最后30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只有通过储蓄美国才能够打造竞争力,才能推动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投资,然后让我们的经济重新平衡,不再是过度消费,而是美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这是美国所需要的,但是现在美国没有这样做。

演讲之前,斯蒂芬·罗奇接受****在内的几家媒体采访

中国已经改变,美国还无动于衷

最后要把我的结论告诉大家,一个好的,一个坏的,这是非常糟糕的情景,这就是不对称的再平衡,中国的再平衡是有可能实现的,储蓄过剩转变为银行吸收存款,这样经常账户盈余会下降,外汇储备等等增加也会放缓,中国不太愿意买美国的国债了,美国必须找其他的资金提供方来补这个缺口。但是其他的一些国家跟中国不一样,他们如果把资本提供给美国,他们会要求条件,比如说利息更高,美元走软,这样会带来美国的通胀。所以这样的一种情景对于中国是好消息,对美国是坏消息,这个不平衡对于整个世界都是坏消息。

另外一个好的情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就是对称平衡,中国不断推动服务导向型的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发展,增长速度更慢一些,但是不再靠大宗货品来推动GDP的增长,而是绿色经济,成为世界和谐增长的一个领导者,非常强调消灭贫困和提高居民收入,然后也给美国带来非常大的机会。在我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就提到服务业所带领的多种转型。在中国接下来到2025年,中国的服务业要增长12万亿美元,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贸易,美国是最大的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美国是有非常大的机会来撬动中国巨大的财富,实现4-6万亿的服务业的增长。

那么出现两种情形的概率有多大呢?我认为更大的几率会出现不对称的再平衡,所以我们要非常努力地避免出现坏的结局。


上个礼拜,中美之间进行战略经济对话,有大量的媒体报道。但是我认为,中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手段来改变这样的结局,这太糟糕了。

最后再回到我的关系理论,这样一种心理分析,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心理分析,我要请大家思考的是,这样一种旧的相互拖累的关系,一方指望另外一方满足自己的需求,越来越依赖于对方,越来越依赖于伙伴来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的关系持续下去,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空虚的空壳,这样会带来双方的摩擦和冲突,拒绝承认这个问题是自己造成的,一旦有问题就指责对方,这个关系是不可持续的。最后这种关系往往会以破裂而告终,在整个关系的过程当中,就是相互的指责。

相互拖累会带来危险的信号,如果不转型就会出现最糟糕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贸易冲突,贸易冲突、贸易摩擦就会演变成贸易战争。这是一个恶梦。

但我期待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结果,就像我在书的结尾所说,我们要应对这些风险。对于两个国家以及国民来说,最重要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再平衡。中国看到了再平衡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还没有看到。


这里提供另外一个模型,会更加有建设性,就像个人层面,包括经济层面,包括美国跟中国的两国关系,从相互拖累转变为相互依赖,对于两个国家都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更加健康,他们互为伙伴,负责任地满足自己的需求:首先自给自足,有非常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然后再来搞合作伙伴关系,这样双方的互动更加有建设性,与你最重要的伙伴进行非常健康的合作,双方的成长路径会更加提高对方,关系更加稳定。大家会充分挖掘这样一种健康关系所带来的机会。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贸易、货币、网络窃密、东海、南海等问题上,互相指责,这是传统的相互拖累的依存关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必须要做到。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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