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留学苏联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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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革命失败后的1930年10月,受中共指派在长沙板仓一带坚持斗争的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她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同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壮烈牺牲。杨开慧牺牲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辗转来到上海避难。在上海的日子,毛氏三兄弟可谓命运多舛。后来,毛岸龙不慎走失。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被牧师董健吾收养,兄弟俩这才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为更好地培养和保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烈士杨开慧的后代,董健吾和张学良共同筹划,计划将兄弟俩送到苏联去留学。后来,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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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的1930年10月,受中共指派在长沙板仓一带坚持斗争的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她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同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壮烈牺牲。杨开慧牺牲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辗转来到上海避难。在上海的日子,毛氏三兄弟可谓命运多舛。后来,毛岸龙不慎走失。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被牧师董健吾收养,兄弟俩这才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为更好地培养和保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烈士杨开慧的后代,董健吾和张学良共同筹划,计划将兄弟俩送到苏联去留学。后来,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毛氏兄弟前往苏联学习。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开始了在莫斯科西郊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的学习和生活。

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留学苏联始末


毛岸英兄弟赴苏联留学的过程颇为曲折,经过多人的努力才达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牧师董健吾。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毕业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1月,受宋庆龄的委托,董健吾怀揣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前往陕北。大雪封山道路阻塞,董健吾请求张学良帮助。张学良全力以赴,还亲自驾车送董健吾到机场,并指派美国飞行员驾驶自己的座机将他送到延安。此事后,董、张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再次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完成护送任务后的董健吾回到西安,拜会张学良,畅叙友情。董健吾欲返回上海,张学良却挽留他在西安盘桓数日。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见张学良面有难色,问其原因。原来,张学良十分喜爱的一对明代花瓶被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一个,很心疼。了解此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建议买几件瓷器送给张学良。征得刘鼎同意,董健吾买了一套宋代彩瓷送给张学良。张学良夫妇爱不释手,非付重金不可,董健吾坚持不受。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留学苏联始末


在西安停留几日的董健吾要回上海了,张学良特设家宴相送。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后又问:“有没有私人的要求?”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恳善意,说:“我有三个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郑重地承诺:“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的一天早上,接到李杜的电话,称张学良已到沪,约明日上午在某咖啡馆面见,履行在西安许下护送3个孩子赴苏联学习的诺言,恰谈相关事宜。喜出望外的董健吾按约定作好面见张学良的准备。

在南京参加完军事会议的张学良,来到上海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时住上海宝鸡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兄弟姐妹。他多次派人前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李杜,一是设法帮助李杜尽快赴苏联收拾旧部,二是请李杜把3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与张学良商谈赴苏事宜后,欣然接受了带孩子入苏的托付。

接到李杜电话的董健吾认为送护毛泽东的儿子出国是件大事,不能擅自决定,他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上海党组织研究后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同意,派刘仲华同董健吾一起前往面见张学良,商讨护送孩子事宜。

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留学苏联始末


按照事前约定,这天一早,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一家法国咖啡馆。服务员引他俩进入幽静的单间,送上两杯咖啡。不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轻步进来。张学良向董健吾和刘仲华介绍说:“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张学良和李杜介绍了刘仲华,4人坐定。张学良望着董健吾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光临寒舍。”说着,他将目光转向李杜:“最近,李杜将军要去苏联一趟。说去考察,实际是去把撤退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领回国。”张学良将目光转向董健吾,继续说:“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董先生和刘先生,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李杜坦诚地说:“张先生托付之事,我一定尽责尽力!你们二位对旅途中可能遇到的麻烦,要尽量为我想到、提出,我们亦先作些预测和应付策划。”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都感到满意。他们还为三个孩子出国旅途中的风险及处置预案进行了研究,张学良最后诚恳地说:“三个孩子出国的费用,由我负责。”随即他将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为孩子们做好出国的准备。护送孩子出国的事谈妥后,张学良站起来说:“此地不便久留。”四个人马上撤离咖啡馆。为保证董健吾的安全,张学良用自己的汽车把董健吾和刘仲华送到法国公园门口,目送他俩平安无事地进入公园,方驾车缓缓离去。

董健吾回到家中,迅速为3个孩子每人添置了1只小皮箱,买了许多生活必需品,以及四季更换的衣服等。不久,董健吾租来汽车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寿祺送到了李杜家里。李杜在自住的丹麦式小洋楼里为3个孩子准备了1间卧室,安排副官教孩子们如何吃西餐,教给他们途经和目的地国家的礼节……

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留学苏联始末


与此同时,上海党组织为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安全,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随李杜出国,加强中共方面与张学良和李杜间的联系,承担管理孩子生活起居等方面琐事,以利不过多干扰李杜。

1936年7月初,化名“王元华”的李杜通过各种关系办妥出国手续,带着3个“儿子”登上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赴苏联考察。他们一行9人:李杜和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师长赵毅,杨承芳和3个孩子。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8月初抵法国马赛。旅途虽艰辛,但孩子们很高兴。他们抵达马赛即换乘火车去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竟然遭到拒绝。李杜派秘书多方了解才知道: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当时国际形势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为李杜等签证。签不了证,李杜等人只好滞留巴黎。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发行《救国时报》的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已经到巴黎几个月了,请苏联政府早日发出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和毛岸青入境,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苏。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无心逗留国外,也没有必要去苏联境内收罗旧部。李杜、杨承芳等人将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驻法领事馆,与前来迎接毛氏兄弟的康生办理交涉后即返回上海,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1937年初,康生护送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莫斯科。当年14岁的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12岁的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兄弟俩被送入国际儿童院。从此开始了苏联留学生活。[党史纵横 2012年第7期]

1930年10月,杨开慧烈士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3兄弟来到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身为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党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让他们进学校读书。1936年,组织考虑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准备寻找机会,送他们兄弟俩出国读书……

暗托少帅送毛氏兄弟出国

1935年1月,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最后,董健吾乘坐张学良的座机到达延安。从此,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张设家宴为之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董健吾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说:“我有3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出资10万兑现承诺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张学良的老部下李杜的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张学良此次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3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

董健吾接到李杜的电话后,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4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3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3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3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他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还给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和衬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3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还让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党经过研究后,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3个孩子。

几经辗转终到苏联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3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3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他们到达马赛后,在一家公寓住下,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却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签证。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3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救国时报》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岸英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只好返回了上海。

1937年初,毛岸英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历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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