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的兴衰:海权对1500-2000年世界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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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海国的兴衰:海权对1500-2000年世界历史的影响 当亨利?史汀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时,他以一句著名的俏皮话概括马汉“海权论”在本国海军中的流行程度:“海军部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它似乎经常脱离逻辑王国,退回到朦胧的宗教世界里。在那个世界,海神犹如上帝,马汉扮演先知,美国海军则是唯一的正统教会。” 这样的揶揄可以说犹嫌不足,因为建立供奉海神教会的绝不止美国海军一家。曾几何时,德皇威廉二世亲口承认他正在“狼吞虎咽地啃着马汉上校的书……(德国)海军的每艘舰艇上都有这么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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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的兴衰:海权对1500-2000年世界历史的影响

当亨利?史汀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时,他以一句著名的俏皮话概括马汉“海权论”在本国海军中的流行程度:“海军部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它似乎经常脱离逻辑王国,退回到朦胧的宗教世界里。在那个世界,海神犹如上帝,马汉扮演先知,美国海军则是唯一的正统教会。”

这样的揶揄可以说犹嫌不足,因为建立供奉海神教会的绝不止美国海军一家。曾几何时,德皇威廉二世亲口承认他正在“狼吞虎咽地啃着马汉上校的书……(德国)海军的每艘舰艇上都有这么一本书”;日本海军大佐肝付兼行则宣称,“马鸿(即马汉)氏之海权论,大得吾人之心”,认定它揭示了海洋国家“益国威于世界”的机理。当马汉在1893-94年指挥“芝加哥”号巡洋舰访问英国时,从维多利亚女王到罗特希尔德男爵在内的名流都设宴款待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同一个星期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位不久前还默默无闻的海军上校在美国国内也成了追捧的对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视马汉为值得信赖的顾问,美国历史学会选举他为主席,纽波特市考斯特岛上由他参与创建的海军战争学院每天都在讲解厚达2000多页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著作,状如基督徒诵读福音书。

然而,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及其学说的命运也像他的中年成名那样富于戏剧性: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声名鹊起的第一天起,职业历史学家就谴责它们搬弄史迹,“将复杂化为简单,将多样性化为单一性”;和平主义者和大海军反对者批评马汉是新帝国主义者,他写作的“主要冲动仅仅在于为扩充海军提出论据”。由于在建造单一口径主炮战列舰的问题上与海军高层对立,马汉在“一战”前夕已很难对美国海军的发展施加影响。在据说是忠实依据马汉学说建立的德国“公海舰队”于1919年折戟沉沙之后,出版仅四年的《马汉论海战》被“请”出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官校的教科书名单;“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虽然仍旧具有重要性,但绝不比朱利安?科贝特、拉乌尔?卡斯特等20世纪思想家的地位更显赫。再往后,太平洋战争显然不是按马汉的思路进行的,大西洋之战甚至明显折射出经典海权理论在“巡航战”问题上的狭隘——马汉已成为神像,只在祭祀时才被摆出。1992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甚至召开了一次著名的学术会议,主题就叫“马汉是不够的”!

没有哪个军事学名词像“海权”aPoe一样兼具神秘感与含混性,也没有哪种战略学概念像海权及其传道者马汉一样,被历史赋予过那么多内涵之外的臧否。在16-19世纪的近四百年里,“谁控制了海洋,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为该国的利益纳贡”(《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5章)。来自葡萄牙、加利西亚、布列塔尼和西南英格兰的探险家扬帆起航,驶过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和非洲西海岸,朝美洲、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的“新世界”挺进,直至以欧洲为中心、以海上力量为载具的世界秩序初步得到确立。在此过程中,英国那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凭借对海运和殖民利益的攫取,不仅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具有海上统治力的强大舰队,更资助和扶植其大陆盟国,完成了对相继崛起的欧陆霸权争夺者的绞杀。这正是前述“海军至上主义”(Navalism)的缘起。

然而到了19世纪末,技术和生产开始取代贸易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铁路的出现则提升了大陆强国的动员速度;与英国那个庞大但疏松的非正式帝国相比,拥有人口和资源之规模优势的“洲级大国”美国与俄罗斯显然具备更大的潜力成为世界领导者。不列颠借助明智的战略收缩和同盟体系,仍得在一场历时四年半的大战中击败德国这个最新的欧陆争霸者,但那是一场“没有特拉法尔加的胜利”——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再是海战,而是在西线堑壕中投入人力、物力的总量以及持久性。在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国开始接受不列颠对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禅让,此后历经20余年的海战理论-科技革命以及权势结构重组,美俄这两个洲级大国联手击败了德意日边缘地带强国联盟。在一个“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与外围海洋强国构成两极的世界格局中,海权不再是唯一的神袛,甚至遭到质疑和否定。

但即使是在核时代,作为国家力量投射工具之一的海权仍有其必要价值。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惟有仰仗海上力量方可收实效,核武器的高风险性和政治化则进一步凸显了常规远洋海军的意义。后冷战时代,海上优势更成为全球化乃至美国对世界行使领导权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汉关于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更有优势的论断仍未过时。海上力量将在一种结合了陆地、海洋乃至太空的国家大战略中继续发挥作用,并达到新的平衡。

一、海权的崛起与统治,1492-1815

大部分国际关系史家把1494年法国出兵意大利视为欧洲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偶然事件与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航海大发现以及欧洲国家的第一波海外拓殖浪潮相呼应,暗示了此后约四百年间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两项主题。在欧洲内部,以教会为统一观念权威、以地方性封建政权乃至规模较小的次级封闭国际体系(如毁于法国入侵的地中海城邦体系)为基干的中世纪国际秩序迅速瓦解,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完全遵循国家利益准绳的现代国际体系就在这废墟之中诞生。而在更大范围内,欧洲国家利用新近开发出的远洋舰船的机动性,由内而外、由西而东地驶向世界其他地区,对其进行政治征服和经济掠夺,直至它们成为欧洲的从属物。这便是地理政治学先驱麦金德所称的“哥伦布时代”。

“哥伦布时代”第一个五十年,海权的意义体现在建立欧洲中心与新发现地区之间的交通纽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主要的贵金属流通、远洋货物贸易航路和殖民地版块上,它对欧陆政治尚不贡献直接安全价值。作为此际在地理上最适宜建设海权的主要国家,英国在百年战争后暂时脱离了大陆,把争霸的舞台留给了哈布斯堡西班牙和法国:后两者皆为陆权大国。从1494年到1559年,围绕意大利事务主导权乃至中西欧霸权,法西两国进行了断断续续近66年的战争,其他欧洲国家及政治共同体相继牵扯进去,形成一种大动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意大利战争”中,主要参战国尤其是西班牙已经把来自中南美殖民地的贵金属视为重要军费来源,并建立强大的舰队加以护持。这暗示了尽管狭义海权——通过优势力量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尚未呈现其重要性,广义海权——与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各种海洋要素——与欧洲政治的关联却从一开始就存在,并将日益成为后者的影响者和塑造者。

与法西两国在大陆争霸同一时期,英国这个西欧滨外岛(Off-shore Island)正在形成基于远洋贸易的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日后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中由马汉归纳出的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的性质和政策这六项影响海权发展的要素,在英国大致以积极面貌出现:因为无须在陆上自保或扩张,伦敦可以更从容地集中精力发展海洋能力;邻接大西洋航线的地理位置以及足够长的海岸线、一定数量的良港使其在全球贸易中占有先机;狭小的本土空间、匮乏的资源刺激了国民投身海外,逐步形成了一定基数的富于冒险精神、乐于投资海洋事业来获取收益的商人阶层;在厘清了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关系后,王室对培养本国在海军和商业方面的潜力持积极态度。以上因素综合在一起,使英国积累起了左右欧陆争霸大势的足够权势基值。

进入16世纪后半叶,海洋国家开始直接参与欧洲大陆的权势斗争。这一趋势始于1571年联省共和国(尼德兰)脱离西班牙独立,伴随1585年英国加入反西战争而达到顶峰。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代表着从地理上统一西南欧和中欧、在财富方面强化对中南美殖民地控制、宗教上恢复天主教会正统性的“大一统”努力,也是现代欧洲第一波霸权觊觎者中的佼佼者。尼德兰及英国的权势结构与之截然不同,它们没有数量太大的陆军,对西班牙的陆上攻势只能靠资助另一个参战国家法国来完成;但英国政府扶持的私掠船和海盗有能力袭扰从殖民地返航的西班牙商船队,使腓力的财源大受影响。后者一旦察觉伦敦正在缔造遍布整个大陆的反西联盟,马上决定釜底抽薪,对英国本土发动直接远征。1588年5月,西班牙“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但他们在较小的英国舰队的迎击下损失可观,随后因风暴大部沉没。到1598年腓力病逝时,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已经被逆转,且财政濒临破产,不复为一压倒性强权。英西战争也奠定了“哥伦布时代”海洋国家参与欧陆权势变动的基本模式——陆权强国以大一统为目标,试图在疆域上完成最大限度的集中;反之海洋国家扮演制衡者(Balancer)角色,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反对此种集中。

西班牙帝国衰落后,有六十年左右欧洲大陆没有出现新的霸权觊觎者,围绕德意志主导权发生的战争虽极尽惨烈,在体系层面却乏善可陈。英国在此期间经历了两个意义深远的事件:一是清教革命,重新确定政体、决策模式和国家发展重心;二是与尼德兰开战,力图剥夺低地国家在全球贸易和海外殖民地方面的份额。两项工作到1660年代为止尚未竟全功,但基本趋势已经明朗:清教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的海洋帝国主义趋势,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及其后由政府推动的海上贸易强化确认和巩固了以商业-贸易为重心的经济结构;至于两次对荷战争,虽然因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荷兰名将德鲁伊特的帅才迭遭战术失败,但皇家海军在装备方面损失不大,官兵在恶战中积累了经验,还保持了一支由适于远洋航行的风帆战列舰(Ship-of-the-line)组成、吨位居欧洲之冠的主战舰队。

17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对英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变化:法王路易十四于1661年亲政后,开始有条不紊地追逐欧陆霸权。他任命能干的重商主义者科尔贝为财政、航海、殖民地及贸易事务大臣,厉行改革,在大陆上执着于确立“自然疆界”,在全球层面则积极抢夺此前由荷兰和英国占据的远洋贸易份额。1665-70年,法国新建了65艘新战列舰,海军战列舰的吨位从1665年的3.6万吨激增到1670年的11.4万吨,比英国多1/3。1672-78年路易对荷兰开战,使对手遭受惨重的经济和人口损失,荷兰-西班牙联合舰队也在1676年的巴勒莫海战中被歼灭。

法国在欧洲大陆崛起之际,统治英国的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基于宗教原因,与其保持亲近;1685年即位的詹姆斯二世甚至设想依靠法国支持,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复辟天主教。是故1678-88年,英国罕见地对欧陆均势的崩塌无动于衷,使相对羸弱的荷兰成为反对法国霸权的领导者。1686年,在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三世策划下,奥地利、西班牙、皮埃蒙特-萨伏伊和德意志诸邦在奥格斯堡缔结盟约,以法国为假想敌,路易十四遂于次年入侵德意志。当列强注意力集中于中欧时,反对天主教和亲法政策的英国贵族发动了“光荣革命”,驱逐詹姆斯二世,拥立其女婿奥兰治的威廉为新王,称英王威廉三世,与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联合执政,时为1688年11月。威廉按5:3的比例将英荷海军编组为联合舰队,共同对抗一时豪强的法国。1689年5月英国议会对法宣战,决定向欧陆反法国家提供津贴,并派陆军到欧洲参战;同时英格兰、苏格兰与荷兰正式加入奥格斯堡同盟。大同盟战争(九年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初期,路易十四效仿西班牙故伎,企图跨海入侵英国。但1692年5月底,驶入英吉利海峡争夺制海权的44艘法国战列舰遭优势英国舰队重创,损失过半,被迫放弃原计划。此后双方转为开展经济战:大同盟一方在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北美封锁法国港口,拦截其商船;法国则派遣大批私掠船,对英国海外交通线和基地实施“巡航战”(Guerre de course)。不过到1695年,法国的军事经济和财政还是首先濒临崩溃,双方于1697年秋缔结和约。

大同盟战争期间,英国干预和塑造欧陆均势的经典模式已经成型,这就是后来利德尔?哈特(Sir. B. H. Liddell Hart)总结的“英国式战争方式”(The British Way of War)——主导性海上强国利用自海洋经济中获取的财政资源贴补和资助陆上盟国,使其充当陆上战事的先锋;海上强国本身则以封锁、登陆侧击等行动介入战争。该模式的实质是使“使欧洲以外土地上日益增长的资源可以被用于反对欧洲内部超级强国的斗争”(路德维希?德约:《德国与20世纪世界政治》),暗示了全球大洋体系与欧陆均势的不可分割。就像路易十四的国务大臣舒瓦瑟尔公爵指出的那样:“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只能算是二等国家,因为他们若得不到贸易国家的辅助,就根本无力从事战争。”

同样在这次战争中定型的还有皇家海军的用兵思路和对海权建设至关重要的财政体制。针对法国的“巡航战”,英国把海军兵力分成两部分,较大、较集中者为战斗舰队,负责歼灭或封锁法军主力,控制本土与西欧海岸间的“窄海”;较小、较分散者为控制舰队,负责保卫己方贸易航线。若战斗舰队能以海战或封锁“榨干”敌方用于海上行动的兵力,“巡航战”甚至可能戛然而止:这也是日后马汉主张以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的历史依据。财政方面,1693年伦敦开始发行国债,随后又建立英格兰银行,通过精细预算体制和拓展信贷保证海军建设的持续性。得益于此,1700年英国战列舰总吨位回升到17.4万吨,与之结盟的荷兰海军9.7万吨;法国海军则为17.6万吨,后劲已经不足。

1701年,为阻止“太阳王”之孙安茹公爵继承西班牙王位、使法国的大陆优势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帝国结成一体,英国联合荷奥普等国再度对法、西开战,史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次战争期间,英荷联合舰队拿下了战略要地直布罗陀,建立起皇家海军对地中海的长期控制。1707年夏,英荷舰队更配合奥地利名将欧根亲王攻占法国地中海舰队基地土伦,迫使港内的46艘战列舰全部凿沉。到1713年签署《乌德勒支和约》时,法国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殖民地以及在葡属、西属美洲的贸易特权全部落入英国手中,战列舰总吨位更暴跌至英国的1/3以下。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际,英国的海上优势呈现一种奇怪的状态:一方面,它在舰艇数量、质量乃至战斗力方面已位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拥有更完备的全球基地体系、更庞大的殖民帝国和更广泛的贸易特权的却是衰落中的西班牙,这是伦敦亟须改变的。1739年,英西两国围绕加勒比海贸易权爆发“詹金斯耳朵战争”,这场海外冲突与法国对中欧领土的觊觎结合在一起,引发了1741-55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年普鲁士也加入战团,成为英国的大陆盟友,使1756-63年的战事成为规模更大的“七年战争”。根据由第一海务大臣安森制订、经下议院议长老皮特批准的作战方案,皇家海军对法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岸线实施严密封锁,使从殖民地运回金银的敌方运输船不能入港,同时在海外实施频繁的两栖进攻战。到1762年,英国已经占领了路易斯堡、魁北克、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多米尼加、本地治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当主要参战国在1763年缔结《巴黎和约》时,英国获得了几乎整个法属加拿大、除几个沿海据点外的全部法属印度以及大半个法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帝国空前庞大。除去1778-83年在北美遭遇的挫败外,英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统治者,一线战列舰吨位已接近法国与西班牙之和。

这种业已确立的海上霸权,还须经受法国的最后一波挑战。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英国迅速窥见了法兰西共和国向西欧和中欧扩张、再度破坏均势的阴影,遂于1793年组织反法同盟,再度对法开战。同年8月,胡德子爵的舰队占领土伦,使法国地中海舰队暂时丧失了战斗力;次年6月,豪伯爵又在“光荣的六月一日”之战中给予法国大西洋舰队以重创。但因为欧洲第三大海军强国西班牙在1796年底与法国结盟,英国的重要盟友荷兰则为法军占领,伦敦已很难同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保持优势。有鉴于此,皇家海军决定暂时放弃地中海,集中力量打垮大西洋方面的法西舰队。新崛起的法国军事统帅拿破仑察觉到这一趋势,决意反其道而行、经地中海出兵埃及,从陆路威胁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然而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纳尔逊注意到他的动向,从直布罗陀尾随追击,于1798年8月1日在阿布基尔湾袭击了保障远征军补给线的法国舰队主力,取得大捷。埃及远征最终遭遇惨败,拿破仑仅以身免。

第一次与英国正面交锋失败后,拿破仑在1800年联络俄国沙皇保罗一世,请其与斯堪迪纳维亚诸国组建“武装中立”同盟,牵制英国的注意力。但纳尔逊在1801年初孤军杀入波罗的海,摧毁了与俄国结盟的丹麦海军主力,加上不久后保罗一世遇刺,拿破仑的计划再度流产。1803年战端重开后,他只能选择腓力二世和路易十四的老办法,准备跨海对英国本土实施远征。为获得数量优势并转移英方注意力,法西两国的地中海舰队将首先驶向西印度群岛,在那里等待法国大西洋舰队赶来会合,随后一齐向英吉利海峡前进。但因为英军在法国西海岸部署了监视部队,大西洋舰队根本没能出航,只有地中海舰队的33艘战列舰赶到了西印度群岛。拿破仑命令这支部队重新驶入地中海,在西班牙整补后开往布雷斯特,协助大西洋舰队驱散英方的监视。1805年10月21日,当法舰航行至塔拉法尔加角附近时,纳尔逊指挥的27艘战列舰追赶上来,爆发了1793-1815年战争乃至整个风帆时代最具重要性的海战。法西联军的33艘战列舰有1艘被焚毁、21艘被俘,死伤及被俘近1.4万人;英军仅伤亡1600余人,纳尔逊本人殉职。此役过后,英国本土再无安全忧患,法国作为英国海上霸权挑战者的地位则被永久性终结了。

到这时为止,拿破仑已无法指望在海上击败英国,他以一种典型的陆权战略作为替代:向被他击败的普奥等国颁布敕令,并与俄国媾和,构建一个大陆封锁体系。该体系的实质是使欧洲大陆这个最具分量的单一市场对英国关闭,令后者赖以生存的远洋贸易因缺乏市场而萎缩;大陆封锁同时还将切断英国最经济地获得某些战略性资源的通道,长此以往,英国的国民经济将会崩溃。但拿破仑忽略了一项关键要素:在关闭对英进出口通道的同时,法国本身并无能力为各国提供替代性产品,基本上只是一架军事动员机器的法兰西帝国也无法组织和运作如此庞大的封闭市场;各国为自利起见,势必对封锁令阴奉阳违。偏居一隅的俄国尤其令巴黎无法约束,到1812年,拿破仑最终决定入侵俄国,把俄国这个侧翼大陆强国拉到了舞台中央。英俄这两个武力和资源规模远超过欧陆“中等强国”的大国,与深受德意志民族主义影响的中欧各国联合起来,埋葬了拿破仑帝国,也结束了17世纪后半叶以来法国的霸权觊觎者地位。

到1815年维也纳和平建立之时,英国以海洋为基础的全球霸权地位已经牢固不可动摇,整个19世纪因此被冠以“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之名。这也是海权在历史中的鼎盛时代,马汉正是以1660-1812年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历程为佐证,提出了经典海权理论。按德约(Ludwig Dehio)名著《不稳靠的平衡》的概括,英国霸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基于海洋经济(也就是马汉所说的生产、航运和殖民地)的全球性大洋体系,二是经典欧陆均势(Balance of Power),连结这两个体系、维持其开放性,并能使全球资源源源不断投入到恢复均势斗争中的则是不列颠的海上统治权。与法西等国设想的“海洋均势”不同,英国从一开始就力图获得垄断性海上优势,“使那些实力较弱的国家在至少获得该国许可之前,很难进行海上作战或贸易”(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统治权的兴衰》),他们的确做到了。

二、陆上强国的反击,1815-1918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持续到1860年,英国在贸易、金融、工业生产乃至世界领导力方面的优势已经达到了空前水平:它生产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和褐煤、将近一半的原煤;它的人口仅占世界的2%、欧洲的10%,却具有相当于世界潜力40%-45%、欧洲潜力55%-60%的现代工业能力。它单独占有世界商业的1/5和制成品贸易额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着英国旗。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暂时丧失了对中西欧权势变动的影响,欧陆均势正处于稳固状态,英国自可保守其“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避免“介入尚未实际发生或并非即将发生之事”。

进入1870年代,太平梦始被两记重锤打破。中欧分裂的结束催生出德意志第二帝国这一新兴强权,它在人口、工业能力、军事实力、教育水准等指标上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中等强国,在事实上颠覆了构成18世纪均势基础的英法俄奥普五强格局。尽管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在1890年之前尚节制对外投射权势,但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势必导致英国操控均势时的运作空间缩水,需要投入的资源量也更大。但不列颠的工商业优势恰恰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全球的扩散遭到侵蚀——“由于英国制造业者无意永远保持对竞争者的赶超、甚至也无意与竞争者平起平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满和低效开始降低英国工业尤其是煤炭、纺织和钢铁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英国商品在本土和海外市场所占的份额稳步下降。1840-70年,英国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1875-94年更进一步下降为1.5%;1880年联合王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尚占有22.9%的比例,这一数字到1913年已减少为13.6%,落后于德国和美国;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1880年的23.2%下降到1911-13年间的14.1%。

1904年,麦金德(Sir. Halford J.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了这种变化的深刻意义:伴随铁路的机动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得到开发,在“哥伦布时代”为海权国家所压制的陆上强国已经重新获得了资源动员以及财富积聚方面的优势。当一个控制着欧亚大陆“枢纽地带”的陆权国家将其势力范围内的资源充分开发出来,甚至依托大陆财富建立起舰队之后,海权的黄金时代将被彻底终结。而这种因技术变迁引发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海陆间权势对比变化,意味着马汉海权论在事实上濒于破产——在马汉回顾的时代,“合理的使用和控制海洋是财富赖以积聚的交换链条上……核心的一环”,“绝大多数控制海洋的国家都因此致富了”。但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已经取代贸易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比起单纯依托‘海运’这种运输方式创造的不稳定财富,‘海权’可能另有一个更加可靠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活力……统治性的海上权力并不总与自身拥有最大商船队的国家相伴,而是为那些可以凭均衡的经济增长支撑其海上事业繁荣的国家所掌握”(J?J?克拉克:“商船与海军:马汉假设的一点注释”)。在资源和人口上占据优势的大陆强国(比如德国)显然具有更强劲的经济活力,这恰是不列颠的危机。

不仅如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变化还导致了19世纪最后二十余年以建立和扩展独占性海外殖民地为内容的新帝国主义扩张浪潮。英国因为最早完成全球利益布局,伸展势力的可能方向最多,收获自然颇丰。从1870年到1899年,“日不落帝国”的海外领土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但这种进账并未导向权势增长,因为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千里之外的海外领土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大过它能带来的收益;而英国的势力范围分布又极分散,与其他所有强国都存在摩擦:它在西半球与鼓吹“门罗主义”的美国对立,在印度、近东和波斯湾受到俄国扩张的压力,在印度支那和缅甸面临法国的挑战,在中国则为一切后来者所忌恨。帝国陷入了过度扩张的困境。

进入20世纪第一个五年,构成不列颠海洋霸权基础的两大体系都已处在危机之中:德国正在形成足够同时战胜两个强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俄奥对土耳其中南欧领土的瓜分则到了最后关头,任何一种趋势的发展都将彻底摧毁欧陆均势的可能性。在欧洲以外,英俄中亚“大角逐”形势不断恶化,法国在非洲虎视眈眈,历时近三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更是带来了45000名官兵的伤亡和惊人的财政赤字。在财力吃紧、目标又如此宽泛的情况下,继续“光荣孤立”已无希望,伦敦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明确核心利益,减少不必要的义务,尽可能地利用现有资源维持相对优势。

1904年见证了一场“外交革命”的开端:当年4月英法缔结协约,在协调海外利益的同时,暗示了对彼此的安保承诺;两年前和英国结盟的日本则在远东对俄开战,给予俄国这个扩张态势最激进的陆上强国以重创。在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的决断下,澳大利亚、中国和东印度舰队合并为东方舰队,南太平洋、北美和西非舰队合并为开普舰队,裁撤太平洋舰队;作为交换,皇家海军从北美撤出之后,美方同意代为守护英国利益。加上英法协约达成达成后地中海舰队一部回防本土,英国在北海的南北两个方向已经有了25艘战列舰,超过第二强的德国(19艘)。

决定性的一步在1907年迈出。这年元旦,英国外交部西方司高级书记官克劳(Sir. Eyre Crowe)提交了一份关于英法及英德关系现状的24页备忘录,指出了柏林作为英国主要敌人的必然性——德国“有意推行一种本质上反对英国核心利益的政策……有意建立德国霸权,首先是在欧洲,最终是在全世界”。它曾经依靠武力和领土扩张建立了一个“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大国”,现在又尝试以惊人的野心、偏执和粗暴“在世界政治舞台中扮演更重大的支配性角色”。最重要的是,德国正在“尽己之力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力量”,试图剥夺不列颠海上霸权在全球大洋体系和欧陆均势之间的唯一中介者地位,这触到了英国的底线:“冯?提尔皮茨敲进他那些军舰的每一颗铆钉,都在促使不列颠帝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域那成千上万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统一起来”(丘吉尔:《世界危机》)。

《克劳备忘录》问世后8个月,英俄两国签署关于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划分势力范围的协约,化解了引发“大角逐”的冲突因子。与此同时,德国正高调投入由英方主动掀起的无畏舰建造浪潮,但因为同时还须维持欧陆第一强陆军,柏林在海军竞赛中毫无胜利的希望——1906-14年德国海军军费激增了105%(同期英国为28%),至开战前共建成17艘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同期英国建成24艘无畏舰、10艘战列巡洋舰,另有12艘无畏舰已经开工。奉马汉学说为圭臬的德国海军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按照经典制海权理论(强调主力舰数量优势)赢得海战的希望。

然而,1914年8月爆发的大战与英国战略规划者尤其是海陆军领导层预想和熟悉的战争模式截然不同。大舰队在战争初期即建立对北海的远程封锁,使德国所费不赀的公海舰队基本丧失了战略影响;英国陆军也按计划配合法军遏制了德方的第一波攻势。但中欧强国并未就此崩溃,他们利用内线位置、(德国的)工业优势和防御性武器稳住了阵脚,双方开始陷入旷日持久的堑壕战。这种主要取决于资源投入量的消耗战完全不同于伦敦熟悉的有限战争,德国向他们证明:一个拥有足够人口、丰富工矿资源(包括燃料)、高效动员体制和交通条件的陆上强国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现自给自足,保持战争能力;一百年前困扰拿破仑的问题已经被化解。倘若英国按照过去的经验、把陆战完全委托给盟国,德军完全有能力对法俄两国各个击破;1915-16年失败的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则证明,协约国在实施海陆协同方面困难甚大,这类行动对全局也缺乏足够影响,这无疑是对“英国式战争方式”的重大否定。

最终,伦敦不得不依据一种反传统的战略对其海陆军进行调度:陆上作战的重心被确定在西线,目标为集中兵力击败德国,为此投入了史无前例的人力和装备;海军则要继续维持对北海的封锁,节制战意、避免风险过大的决战(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除外),同时逐步完善对德国的全球性封锁。中欧集团在1917年1月发动的无限制潜艇战一度给英国商船造成重大损失,但在同年5月建立集中护航制度之后,损失得到了控制,德国则开始感受到经济封锁的压力。不过英国到最后也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战略击败德国,决定大势的是1917年美国的参战——这个“区域外”大国第一次将其惊人的资源量投入到对欧亚大陆的干预,就决定了中欧集团的命运,并使英国转危为安。

就这样,到拿破仑帝国倾颓约一百年的时候,几项新变化对海权在历史中的作用造成了颠覆性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变迁使陆权恢复了活力,占据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嗣后由麦金德进一步概括为“心脏地带”)、由铁路组织起来、具备可观人口和资源规模的陆上强国现在已经有能力抗衡仅仅以欧陆均势为基础的海上强权;以夺取窄海制海权和实施小范围直接干预为特征的“英国式战争方式”风光不再,海军必须像科贝特(Sir. Julian Corbett)在《海洋战略若干原则》中指出的那样,与陆军“合二为一、形成统一的战争工具”。战略规划者必须“将海军战略与国家的整体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在制定计划时“根据(海陆军)各自的功能和角色, 为其合理分配任务……并使海军和陆军都能更好地认识到自身的优点和缺点, 进而认识到一方必须为对方更高层次或更为紧迫的需要而做出让步的时机和方式”。这样一种兼顾海陆的大战略下,依靠特拉法尔加式的海上决胜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出现则把海陆斗争的规模提升到了空前水准,与西欧隔“窄海”相望的英国现在必须和背后的北美大陆乃至整个大洋结成一体,“在不断进步的现代世界,英国本身已经显得太过狭小了”(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

三、海权与陆权的再平衡,1918年至今

排除海军技术在1918-39年的具体变化(比如潜艇和航空兵的广泛运用使得“制海权”由水面控制延伸到了水下和空中)不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显著的宏观特征在于,它体现但又超出了麦金德关于外围海权国家和“心脏地带”陆权国家间长期斗争的学说,最终呈现的实际上是一个超级陆权(苏俄)与两个超级海权(英美)携手对抗兼领海陆的德意日三国集团的情形,后者即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笔下的“边缘地带”。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冲突,主战场从欧洲大陆和大西洋延伸至亚洲-太平洋,使亚洲最终成为整体性的欧亚大陆均势的有机组成。

经历过1914-18年的冲击,英国对欧陆均势的修复能力大大弱化了。当德国审时度势、利用绥靖政策和“一战”后欧洲安全体制的漏洞迅速完成扩张布局后,英国被迫撤出大陆,局势遂又演化成1806年时的僵持:无足够传统海权的德国难以彻底征服英国,陆上盟友折损殆尽的英国亦无可能独立击败德国。所幸边缘地带强国向海洋的扩张有一种反弹效应,当其无功而返时,往往朝大陆腹地伸展以为补偿,于是希特勒竟也效拿破仑故伎,远征俄国这个侧翼大国。事实证明,洲级大国的战略纵深远超出第三帝国这种“超级中等国家”(本质上是西欧中等强国的最高版本)的控制力上限,但俄国因为经济基础和工业力量的缺陷,只有待美国援助物资到位、才得将海量人口及战争潜力完全开发出来。美国本身则要维护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门户开放”,打破日本建立封闭性“共荣圈”的企图;它也是当时唯一一个能同时在欧亚两个方向投射军事力量的国家,并在战争过程中完成了对英国海上统治权的“接棒”。

但轴心国集团并非毫无胜算。就像斯皮克曼1944年在《和平地理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德日两国在1942年春天实现了会师,从地理上把中俄和外围的英美分割开来,那么美国面对的将是一个彻底破坏欧亚大陆均势、同时对战略性原材料实施独占性控制的劲敌,战而胜之的代价也会极其高昂。然而德日领导人缺乏如此宏大的视野,他们的思维不过是升级版拿破仑,认定较小的民族国家依然有机会借助拓展直接控制区来建立自给自足的帝国,这一奢望最终被美苏联手埋葬。后两者的人口、资源及领土规模优势远非中等强国可比,因而早在100余年前就被托克维尔视为世界的唯二控制者,而在战争最后阶段,美苏两国各自在欧洲和东亚建立了长期存在,海陆对抗的局面又一次出现了。

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更接近麦金德设想的版本: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陆权强国控制着东欧“心脏地带”,依靠铁路、现代工业体系和充足的能源供应把资源潜力不断转化为现实权势,并向西欧、南亚和东北亚施加压力。外围海洋强国和相当一部分边缘地带国家则归属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贸易-金融体系旗下,由美国承担维护体系的主要成本,籍由“马歇尔计划”得到复兴的中西欧则为遏制苏联的最前沿。鉴于俄国拥有极其强大的陆上武装,美国从一开始就在西欧、中东和亚洲-太平洋地区保持军事存在,最终形成了以“周线防御”为特征的军事遏制战略。

“周线防御”意味着要在苏联推进的每一个方向给予即时遏制,这往往导向对陆军和陆基航空兵的倚重(在西欧尤其明显),加之核武器及其远程载具的发展,在1950年代一度出现了对传统海上力量完全加以否定的学说。美苏两国海军也都曾为激进思想左右,设想裁撤大部分传统舰只,仅保留作为核武器发射平台的水面和水下舰艇。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展现了一种令双方都感到意外的情况:核武器的杀伤力和政治风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不容易被使用;而由于核战争没有在第一时间爆发,缺乏传统水面控制能力的苏联不得不选择退让。海权作为国家力量投射工具的重要性得到了恢复,对美国而言,它意味着“穿越本国版图之内或本国与盟国之间的大海大洋,将己方的军队和商业力量投送出去”,以北美新大陆的资源持续操控欧亚旧大陆格局更大的均势;“在战时,这种投送可以直抵它需要介入的敌方领土……并阻止其对手掌握类似的能力”(赫伯特?里奇蒙德:《国务家与海权》),对莫斯科的任何扩张给予有力回应。至于苏联方面,麦金德设想的以大陆资源扶植的有力舰队无疑是最现实的选择,这便是戈尔什科夫元帅(Sergey Gorshkov)鼓吹的“均衡舰队”理论,它主张在以大量弹道导弹核潜艇形成“恐怖平衡”的前提下,依靠水面舰艇的保护扩大潜艇活动范围,最终模仿美国建成以航母和巡洋舰为核心的远洋舰队,突入公海。

从“冷战”的实际发展看,双方最初设定的路线都不无偏颇。美国的问题在于,他们在1969年之前以一种更近似大陆国家的战略模式去实施对苏遏制,忽视海权最突出的机动性特征,却捆绑了大量陆上义务和前沿存在;最终不得不主动收缩,实现战略缓和与成本转移。苏联的困境则在于,他们在建设“恐怖平衡”的阶段即消耗了过多资源,后劲不足;偏偏斯大林体制虽能在一定时期维持资源供给,效率和持久性(因其缺乏降低或转嫁成本的手段)却令人诟病。到1980年代末莫斯科转入急剧收缩时,它仅仅建成了一支能使邻接大洋的边缘海进入争夺状态的“准远洋”舰队,核潜艇占据的比例依旧过大,既不均衡、亦不持久,与华盛顿的优势不可同日而语。

后冷战时代,以进一步扩大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为基础的“美国优势”奠定了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华盛顿作为马克?布罗利(Mark Brawley)定义的“自由领导者”,把海洋经济、资本优势和对海上统治权的独占结合起来,开启了广泛的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美国依旧在西欧、中东和亚太保持政治、军事存在,并以海上优势巩固其即时干预能力。但在21世纪初因为迷恋单边主义、在中东背上战略包袱之后,美国目前正处在全球减负和“再平衡”(Rebalancing)的关键阶段,按照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它最合适的国际角色是做“地区平衡者”,“帮助亚洲国家通过斡旋冲突来避免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抵消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这意味着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但多边框架至少在启动阶段仍然需要外部安全保障,需要美国充当后盾。故而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独占性海上统治甚至会进一步强化。尽管海权早已不像马汉所言一般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比陆权拥有永恒的优势,但海上统治权依然和全球影响力直接相连,并将继续影响和塑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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