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双甲子:中日新旧“中心”競逐一百二十年(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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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作者:林泉忠 120年前的今天,甲午戰爭爆發。迎來甲午双甲子,正是中日两国再度交恶乃至频临交战边缘之際,今日与一百二十年前的时空环境着实有几分相似之处。甲午战争导致传统的东亚区域秩序分崩离析,在框定了此后中日两国发展轨跡的同时,也使得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命运也為之一变,并影响迄今。本文带你重温东亚新旧「中心」竞逐一百二十年的漫长历程,告诫透过历史反思,避免重蹈甲午覆辙。 华夏先贤创天干地支以纪年,每六十年一轮迴,华人世界称之为「一甲子」,而受此历法影响的日本则惯用「还历」称之,且称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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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泉忠

120年前的今天,甲午戰爭爆發。迎來甲午双甲子,正是中日两国再度交恶乃至频临交战边缘之際,今日与一百二十年前的时空环境着实有几分相似之处。甲午战争导致传统的东亚区域秩序分崩离析,在框定了此后中日两国发展轨跡的同时,也使得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命运也為之一变,并影响迄今。本文带你重温东亚新旧「中心」竞逐一百二十年的漫长历程,告诫透过历史反思,避免重蹈甲午覆辙。

华夏先贤创天干地支以纪年,每六十年一轮迴,华人世界称之为「一甲子」,而受此历法影响的日本则惯用「还历」称之,且称一百二十年的「双甲子」為「大还历」。今年七月二十五日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週年纪念日,双甲子过去,无论是当时战争的幸存者还是為战争画下句点的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也都早不在人间。然而,时至今日,甲午战争的烙印却仍深深地刻在这两大东方民族的历史记忆中。

这场战争导致传统的东亚区域秩序分崩离析,也框定了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轨跡,同时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命运也為之一变,影响迄今。此外,它还在思想领域中,引发了中国人对东方社会在西化与现代化议题上的思辨、日本人对日本与亚洲之间关係与定位的讨论,并延续至今。

而另一方面,令人不安的是如今的中日两国再度交恶甚至频临战争边缘,与一百二十年前着实有几分相似之处。在迎来此敏感的「甲午双甲子」之际,重新检视甲午战争对东亚的影响,相信对东亚人民思考如何避免战争与民族悲剧具有积极的意义。

甲午之前的「中华世界体系」

在世人未知「世界一体」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曾默默地在东亚区域创造出耀眼的东方文明,且在此基础上,由「天下观」衍生出世界史上首个区域共同体----「中华世界体系」(华夷之序)。

十三世纪中叶来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对当时的中华文明嘆为观止,甚至他的《东方见闻录》问世后,仍有众多欧洲人不相信在遥远的东方彼岸存在比欧洲更先进与强盛的帝国。

《东方见闻录》成了欧洲人认识亚洲并改变世界观的契机。其后,欧人走向海洋,开启了大航海与拓展殖民地的时代。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仍延续至康乾盛世的年代,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爆发鸦片战争、约一个世纪后爆发甲午战争,中国的地位才急转直下,在世界和东亚区域都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地位。

新旧「中心」的直接踫撞

从世界体系的观点而言,如果说鸦片战争是东西方「中心」的世纪对决,确定了此后两百年西方领导世界的趋势;那么甲午战争则是东方世界新旧「中心」的直接踫撞,导致以中国為中心、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华世界体系」彻底瓦解,同时宣告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方的新霸主,开启了新「一哥」领航东亚长达一个世纪的「日本时代」,也揭开了中日延续两甲子竞逐关係的序幕。

诚然,构成今日在中国大地蔓延的「反日」情绪中的「历史」因素,其主要内容来自於对「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存亡记忆的强调。可是同样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及两次中日战争的中国人为何不那么的恨英国,却那么的恨日本?对於此问题的解释,除了可以从战争的规模、目的、所受损失的程度、当事人是否还健在等方面来探讨外,也不应忽略从儒家思想的道德观来理解。与不同文明圈的英国人相异的是,日本同属中华文明圈,在中国独步世界的年代,它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因而使中国儼然成为日本的「师长」。所以,许多中国人在心理上,对「小日本」当年「以下犯上」的逆行难以释怀。正因為如此,中国人所受到「小日本」的「欺凌」并非只有「九一八」后侵蚀东北与「七七」后的八年抗战。换言之,作为日本「大逆不道」序幕的甲午战争在中国民族屈辱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应小视。

战败非「船坚炮利」不如人

然而,如此的观点也不过是中国人「甲午战争观」的一个视角而已。其实,儘管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历史性败北,战败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所立即掀起的并非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而是进入一个理性的民族反思:作为「老师」的中国为什么败给过去一直是「学生」的日本?为了寻求答案,其后数年一波又一波的中国青年带着求知与改革祖国的理想,奔赴东瀛,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波的留日热潮,并在一九〇八年达到高潮——多达八千餘中国年轻学子在日本求学,而前后十年加起来的总数则超过两万人。

甲午战争时期的大清北洋水师的作战能力并非全然弱於日本海军;相反,他们拥有远在日本军舰之上、购自德国的砲塔铁甲舰定远号与镇远号。因此,当时的年轻精英深知大清的败北已非鸦片战争时期「船坚炮利」不如人的问题。所以,儘管途径思维并非完全一致,但留日精英却也达至一个共识:中国社会现在需要的是制度上与思想上的变革。

甲午后的「以日為师」热潮

经过甲午战争的巨创,大清帝国摇摇欲坠,气数已尽。事实上,在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的众多领军人物中,不乏留日或在日活动的改革派中国精英。除了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黄兴、宋教仁外,负笈东洋的早期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人有陈天华、邹容、秋瑾、廖仲恺、胡汉民、章士釗、汪精卫、阎锡山、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白崇禧等;而草创期的共产党人则包括陈独秀、李大釗、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周恩来等。此外,在新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文化人如鲁迅、钱玄同、何香凝、李叔同、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等也是留学日本的文化精英。

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对日本抱怀憧憬的并非只有中国的精英,还包括也曾是中国的「学生」,如朝鲜与越南的年轻志士们。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十年后日本成功地在日俄战争中再度胜利,使欲摆脱法国殖民地的越南精英受到莫大的鼓舞,潘佩珠就是其中的代表者。在潘的推动下,越南维新会成立,也带动了向日本取经的「东游」民族运动的兴起。简言之,「以日為师」曾经是当时东亚社会精英力图自强的一股风潮。

从楷模到「亚洲之公敌」

然而,在成为东亚青年嚮往的国度后,日本很快就开始让留日的各国年轻精英失望。日本政府并没有积极与这些年轻邻国学生携手,继而协助推动东亚社会的改革,而是配合这些邻国的统治者,限制这些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一九〇七年,刘师培率先在《亚洲现势论》中,就将曾经视为亚洲楷模的日本以「亚洲之公敌」称之,指出「欲保亚洲之和平,以谋亚洲诸弱种之独立,则白种强权固当排斥,即日本之以强权侮我亚人者,亦当同时排斥」。同年六月日本与法国签订《日法协约》,两年后开始正式驱逐越南留学生,越南的「东游」运动也宣告终结。

其后的日本进一步露出亚洲新统治者的面目。继甲午战争的胜利而於一八九五年获取台湾澎湖后,日本於一九一〇年併吞韩国,继而於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正式染指东三省,并扶植「满洲国」。至此,日本由明治维新的成功所缔造出的亚洲第一个现代国家的形象已逐渐由「军国主义国家」所取代。

「大东亚共荣圈」之构筑

其后,日本的侵略本质在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呈现,并在一九四一年偷袭珍珠港前后,分别佔领了香港、法属印支半岛北部、南部,继而於翌年横扫东南亚包括佔据马来半岛、马尼拉、新加坡、仰光、巴丹半岛、以及兰属印尼。

此时正是大日本帝国的全盛时期,其势力范围的扩大也达到顶峰,几乎覆盖了所有东北亚与东南亚地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大东亚会议」於东京召开,「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泰国代总理瓦拉旺亲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领鲍斯、菲律宾第二共和国总统劳威尔、缅甸国总理巴莫等出席,演绎了一场「大东亚共荣圈」最為精彩的戯码。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筑,对已军国化的日本而言,其意义在於真正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新秩序」的「共主」。虽然「大东亚会议」还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声称从欧美殖民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东亚各国将齐心合力,建设「共存共荣秩序、相互尊重自主独立」,然而除了泰国以外,大多是在日本透过武力征服后而扶植的附日政权,且随着世界的新「中心」美国的参战及其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节节败退,「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只维持了不足两年就宣告瓦解。

直至二战结束,日本之前所佔有的日本本土以外的土地大多是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之间的「十五年战争」中所获取的。故此,对於那段历史,战后这些地区的人民较多留下的是战争与被佔领的记忆。相形之下,邻近日本本土的琉球、台湾、韩半岛则接受了日本较长的直接统治,也使「日本」在这些地区留下的阴影迄今仍挥之不去。

甲午战争与琉台韩的命运

随着东亚的「中心」在甲午战争后由中国变为日本,曾经深受中国影响、在「中华世界体系」中处於中国「周边」的琉、台、韩在「中心」更替的岁月里被纳入到了日本的体系。儘管它们都受到了日本的直接统治,但在二战结束后却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命运。

其实,日本的扩张野心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显露。明治维新甫一掀开序幕,日本就已经跃跃欲试。比如,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台湾,史称「牡丹社事件」,目的是要為併吞琉球铺路。五年后,日本如愿以偿;作为「中华世界体系」中中国最忠诚的属国,琉球在经历了与中国长达五百年的封贡关係后,成为日本的「冲绳县」。然而,当时的琉球人内心并不服日本,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琉球主流社会仍期待中国战胜日本,甚至传説听到悬挂黄旗(大清国旗)军舰驶来的消息,许多琉球人欣喜若狂。不过,甲午一役,大清战败,期待清朝前来相救的梦想破灭后,琉球的精英确定了「做日本人」的新方向。换言之,甲午战争的结果改变了琉球人在近代以来追寻自我国家认同的轨跡。

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也曾出现过社会精英提倡「做日本人」的风潮,只是不同於琉球,这些台湾社会的「新日本人」只做到一九四五年就随着「光復」而中止。不过,在战后重新摸索自我认同的漫长岁月里,曾经「做日本人」的经验与社会记忆,在历经陈仪部队的接收、「二二八」事件、国民政府迁台、白色恐怖的冲击后,不仅在认同道路上,也在型塑民主政体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甲午反思 避免重蹈覆辙

位於东北亚北端的韩半岛也受过日本三十六年的殖民统治,但战后的命运却与琉球及台湾大相径庭。经历甲午一役,朝鲜王国正式脱离中国,且被分阶段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在一九一〇年透过不平等的《日韩合併条约》正式成为大日本帝国版图内的另一块殖民地。战后韩国的主流史观强调,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对朝鲜的侵略及其后实施的殖民统治是造成战后南北分裂的罪魁祸首。而日本统治时期发生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与「三一独立运动」等事件则成为近代大韩民族意识萌芽的重要契机。此外,甲午战后韩国与日本包括「慰安妇」在内纠结不清的「历史问题」仍是当下韩日两国政治关係紧张的主要因素。

诚然,「历史问题」与对日外交的错综复杂关係除了韩国还有中国。只是历经了「甲午双甲子」,东亚格局如今再度进入「中心」更替的敏感时期,也使得该区域处於随时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不安定状态。对中国而言,目前中日关係的两大障碍,一是领土问题,二是「历史问题」,而两者都与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息息相关:「日本是乘甲午战争胜利在望之际,窃据钓鱼岛的」;中日「历史问题」也以甲午海战为起源。

简言之,欲理解今日中、日、台、韩等多边关係与构成东亚整体区域秩序的复杂因素,重温中日新旧「中心」竞逐一百二十年的历程至关重要,笔者也深信透过历史的反思,东方的智者们会有足够的能力,避免重蹈甲午覆辙。

〈作者:林泉忠。此文为境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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