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刊文:甲午之败虽败于日本 实质上根在制度


原标题:铭记历史 走向复兴

——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

军事科学院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农历甲午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它折射出民族屈辱、觉醒和复兴的历史内蕴,标示着国家奋进、崛起和强盛的历史进程。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2014年甲午之年,120年的双甲子走过,中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凤凰涅槃,展示出波澜壮阔的复兴画卷。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又逢甲午,正值新纪,我们应重温所经历的事,审视所走过的路,铭记历史,走向复兴。

1894年,是大清光绪二十年,也是农历甲午年。这一年发生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留下一段痛彻心扉的记忆。

这年开端,大清上下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始于30多年前的“洋务新政”,使得曾经内外交困的清王朝统治获得喘息,国力有所恢复。1891年,李鸿章呈奏:海军“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沿途新筑炮台营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一切都依士兵之力。旅顺、威海等地添设军事学堂,学生造诣多有成就。各机械制造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以及各种大小子弹,实为从前中国未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字里行间透露出大功告成的自得。紫禁城中的慈禧太后更是在细细品味“同光中兴”的荣耀。1894年11月7日,十月初十,是她“花甲初周”之日。慈禧太后连颁懿旨,上至王公大臣下及民间耆老皆获赏赐,光绪皇帝“忝派刑部尚书孙毓汶恭办万寿庆典事务”,筹办老佛爷“六旬初度”庆典成为甲午年清廷的头等大事。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惊破了慈禧和朝臣们的庆典梦。1894年7月25日,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清军船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两国陆军一战于朝鲜,二战于辽东,三战于威海,海军在黄海也展开决战。清军“水陆交绥,战无一胜”, 清廷被迫向日本屈膝求和。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割地赔款,落得一个丧权辱国的结局。“同光中兴”光环黯然失色,代之而来的是空前的民族危机,人心震颤。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是日本以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恶果,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甲午惨败令人心碎,但战争所暴露出的清王朝制度腐朽没落、社会民心涣散、军队战力低下、统治四分五裂,也发人深省。

甲午之败,表明延宕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已彻底腐朽。晚清中国已走到封建社会的末世,国家体制病入膏肓。甲午战争爆发后,前方军情十万火急,有人提议缩减庆典开销以裕军费,慈禧太后冷面作答:“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专制独裁体制的覆亡势所必然,甲午之败只不过是无情地折断了它的最后支柱,加速了这一落后、腐朽制度的灭亡进程。

甲午之败,表明清王朝的社会基础已经彻底坍塌。封建统治者也明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在根本上视国家为私有财产,推行愚民政策。战争期间,普通百姓对战事异常冷漠,民间罕见支援战争的举动,偌大的中国浑如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形成举全民之力打赢国家战争的局面。“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清廷与民众完全疏离,已经失去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甲午之败,表明清朝军队根本承担不起卫国护民的使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开始进行军队近代化改革,创建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近代海军,组建装备新式武器的陆军部队,然而军队的作战理念仍然十分陈旧,管理、训练和战备也存在严重问题。军中虽不乏勇猛死战之士,整体上则战斗精神不够,甚至出现“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的乱象。清军在甲午战场的表现证明,这支军队只有近代化之形,却无近代化之魂,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甲午之败,表明清朝统治体系已经分崩离析。晚清时期,中央权力逐渐削弱,地方势力日趋坐大,政界军队派系林立。甲午战火燃起后,“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各地督抚对朝廷的调兵谕旨先是推诿拖延,继而派兵却遥控。军费筹措同样如此。甲午战前,清廷财政平均每年盈余约400万两,可大量财富控制在地方督抚手中,国库空虚。清廷合计战费开支5000万—6000万两,政府实际只筹到1200万—1300万两,余额不得不借外债支撑。清廷正在失去对地方的控驭权,貌似庞大统一,实则松散离心。

从一定意义上说,甲午之败,虽败于日本,实质上根在制度,根在清廷,根在清军自身。“国势蹙也,财源匮也,民心涣也,威柄失也,而四者皆国之命脉所系,失之何以自立?”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西方列强战后在中国恣意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沦为虚弱的大国、待宰的肥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沉沦甲午,亡国感、危机感、毁灭感深深刺痛着中国人,如近代思想家严复所言:“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

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永志难忘的一段血泪史、羞辱史。它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谷底,但同时也是转折的节点。“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冷眼观察天下大势,重新审视国家现状,理性思考民族前途,中国人从此真正开始了民族觉醒。在此后60年的甲子时空中,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成为历史的主旋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轮番登场,以各自的方式拯救民族危亡。

清廷力图以维新方式革故鼎新。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变法图强为口号,提倡向西方学习,变革制度。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诏定国是”。维新派所主导的“戊戌变法”犹如脱缰野马驰骋,维新思潮汹涌澎湃。但变法触动的是庞大的封建专制集团利益,依靠的仅是皇帝和少数激进官吏的力量,缺乏社会基础,很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仅维持103天,就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告终。

朝廷权贵试图以立宪新政延续王朝统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1年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政权风雨飘摇,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权贵不得不竭力自救。晚清的最后10年,中国社会艰难而缓慢地开始转型。但朝廷权贵所推行的“新政”和“立宪”是为了“皇权永固”,这就注定了这些自救之策虽有推动社会进步之效,却无法从根本上逆转国运。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方式推动历史,克隆西式民主政制改造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终止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实现五族共和,建立西式政体,“民主”、“自由”、“共和”的口号激荡全国,三权分立、总统内阁制、党派议会政治成为现实。但西方政体在中国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很难落地生根,西式民主实验昙花一现。

国民党随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了南北统一,也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但由于蒋介石集团背叛工农大众,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大官僚资本利益的代表,不可能得到全民的拥护,因而始终无法建立稳固的统治,难以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无法领导中国彻底摆脱落后的地位,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被历史抛弃。

一次次探索,都无法扭转中国的沉沦坠势。中国到底该走什么路,到底该走向何方?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中国革命道路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发展方向是实行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因此发生了根本逆转,开始由不断丧失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向下沉沦转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向上奋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中国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一条体现人民意志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一支服务人民的强大军队,设计了一套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制度。紧紧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彻底结束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历史。

也许是历史巧合,在甲子轮转交替之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甲午战争惨败开端,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收官,中国在一个甲子里完成了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选择,实现了告别屈辱、赢得尊严的站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选择。

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五个年份,也是新的农历甲午年。在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动荡后,中华民族终于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发展。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和强劲发展,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让人民意气风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豪与自信。进入新一个甲子的中国迎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端。

经过10余年建设,中国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家整体实力全面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展现。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无法忽略的现实,连始终敌视排斥新中国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964年3月,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发表讲演:“最重要的是,实际上没有两个中国,而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中国。它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并且很可能将无限期地统治下去”。1971年中国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登上前往中国的专机。

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更要经过艰难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们也曾遭遇挫折,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导引中国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从1978年到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增加到56.9万亿元。2013年,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超5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7.76%。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都达到近代以来最强盛的境界。

又一个甲子轮转,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繁荣富强之路。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份自豪,这份自信,与120年前甲午之年严复的愤懑、锥心之语,形成巨大的反差。中国终于富起来了,而且逐渐强起来了,成为在世界上掌握重要话语权、地位举足轻重的大国。今天的中国,已绝不是1894年甲午之年的中国。

2014年,再逢农历甲午年,一个新纪元正在开启。

走过120年双甲子的轮回,回眸所走过的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所收获的不仅是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崛起,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之路,悟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真谛。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最庄重的纪念来自对近代历史的总结,来自对民族复兴的沉思,来自对国家强盛的领悟。

——必须有正确的道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是承载自身文明、穿越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国的人口规模、疆域国土、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决定了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地拓展这条道路,就能够推动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前进。

——必须有坚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之所以逐步成为现实,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拥有一个能够真正承担起引领复兴大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则融入了历史和人民。在中国,没有其他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愿、实现人民梦想。

——必须有安定的秩序。在中国,没有和平安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强盛就是一句空话。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方能长治久安、持久兴盛,发展和稳定缺一不可。安定的秩序,是保证国家社会有效稳定运转,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

——必须凝聚民众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因此赢得了人民,赢得了天下,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变成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把中国梦化为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把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就能汇成无坚不摧、无险不逾的力量。

——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富裕不等于富强,财力不等于实力,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等于能够拥有大国的尊严和地位。这是近代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地位要靠实力来支撑,尊严要靠实力来赢得,富国和强军不仅是国家崛起的不二选择,也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只有富国强军,民族复兴的伟业才会拥有坚固的基石,国家崛起的进程才会有坚实的保障,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必须与世界融合。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是闭关锁国,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独行其道,寻求共存互利之道,避免冲突战争,在世界和平合作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定位国家发展的方位和民族复兴的方向,中国崛起的进程就会稳步推进,不可阻挡。

所有这些,都是120年历史沉淀出的真理,是用鲜血和泪水浇灌、用坎坷和挫折砥砺而成,体现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抱负和智慧,凝聚着无数先贤先烈的探索和奋斗。它们曾闪烁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来时路,也将照亮中华民族复兴的前行道。因此,当新的甲午年来临,当新的甲子轮回启动,中国既展现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底气,更表现出沉思历史、反省历史、总结历史的理性。甲午战争的耻辱刻骨铭心,双甲子轮转的历史荡气回肠,中国正在面对和将要面对的同样是关山险阻、惊涛骇浪。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幅画卷已渐显渐美,但还远未到驻足欣赏、品味成就的时日,我们绝不能陶然自得,还必须不懈奋斗。

2014年,甲午之年,在中国闪耀的是改革呼唤、改革精神、改革举措,它将以改革之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留下又一个醒目的红色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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