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超过1400万壮丁死在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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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何成濬、白崇禧、丁治磐等一致估计,抗战壮丁逃亡率高达半数 抗战爆发后,国军损失严重,常年需补充大量兵员。国民政府自1936年起,实行征兵制与募兵制结合的兵役制度,以“平均、平等、平允”为原则。但由于户籍管理混乱、保甲长徇私舞弊,征兵被办成了一件大恶政。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说,“抗战以来,成绩最不良者为役政。” 依国民政府官方数据,从1937年—1945年,全国实征壮丁1392万,其中1201万被补充到国军,仅有191万在途中逃跑或死亡。①但真实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 征兵本应采用抽签办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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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濬、白崇禧、丁治磐等一致估计,抗战壮丁逃亡率高达半数

抗战爆发后,国军损失严重,常年需补充大量兵员。国民政府自1936年起,实行征兵制与募兵制结合的兵役制度,以“平均、平等、平允”为原则。但由于户籍管理混乱、保甲长徇私舞弊,征兵被办成了一件大恶政。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说,“抗战以来,成绩最不良者为役政。”

依国民政府官方数据,从1937年—1945年,全国实征壮丁1392万,其中1201万被补充到国军,仅有191万在途中逃跑或死亡。①但真实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

征兵本应采用抽签办法,实际上却是如“四川各县征集壮丁,保甲仍多不遵守法令,暗地强拉农工商学独子,甚至有钱者出钱买放,无钱者独子亦抽。”②各地所凑兵额,“多系乡镇保长贿买顶替”,甚至有“拦路强虏掳过路行人及单独士兵,滥充配额而来。”③

这些被抓的壮丁,常伺机逃亡。如江西上饶县1941年逃回的壮丁,占出征壮丁总人数的一半。广西柳江县1941年—1942年5月,仅自首的逃兵就有3600多人。

对于壮丁的逃亡情况,当时的军政大员有基本一致的估计。何成濬在1942年说:“接莆永师管区司令汪世鎏函云:闽省征兵极为困难,已征入营之壮丁,逃亡者几达总额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缉拿不易云。”④同年,白崇禧估计,“目前各师逃兵数,每月至少三百,多则五百,以此类推,一师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战斗兵。”⑤

抗战期间任任第26军军长的丁治磐,也在1943年的日记中说,“民国三十一年,全国计征壮丁100万人,逃者60%,病30%,伤□□10%”;又说:“自征兵以来,已征700万人,连年逃亡达半数。”⑥国民政府的征兵广告

蒋梦麟的调查认为,未入军队而死之壮丁,高达1400万人以上

在被“抓壮丁”后,相当多的人死于途中。蒋梦麟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时,曾在各地考察征兵情况。他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听来自广东的壮丁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他们告诉蒋梦麟,由于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蒋梦麟还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合格入伍的壮丁,“只四分之一”,甚至“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梦麟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这相当于国民政府公布的实征壮丁总数。当蒋梦麟把这个数字告诉国军高级将领时,“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⑦

西南联大教授陈达的观察,为蒋梦麟的说法提供了佐证,“由广西柳州运兵入云南……一路饿死或病死的兵颇多……士兵夜间许多人共宿一房,无床和被。少数人能坐,多数人站立。次晨开门,有人依墙而死……估计自广西柳州至交兵地点,死亡的士兵,约占一半。”⑧

很多壮丁活着到了训练营,没有上战场,就被军官或疾病折磨致死。军令部的一个电文说,“据国军某团长云:‘我们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固是营养不良,而胖子……不是真胖,而是浮肿。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⑨营中,“壮丁一经患病非特医药治疗,长官漠不关心,而犹责亦照常上操课。偶因病而无力操作者,动辄以木棍或扁担,加以痛击,每一责罚,必致壮丁血肉横飞,非死即废。甚至有因细故而遭枪杀者, 亦有于行进间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废或抛入江河岩谷者,极尽人间惨毒。”⑩

以上壮丁逃亡与病死的大致情况,符合史迪威在1943年做的一个判断:“所有壮丁到达其指定接收新兵地位者,仅有百分之五十六”“几乎每一百万新兵中的四分之三在在路上病死或开小差”。正在吃饭的国军士兵

注释:

①郑发展:《试论抗战时期户口统计中的壮丁调查与征兵》,《齐鲁学刊》2010年第1期;②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9页。转引自彭垚垚《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下的“拉壮丁”——以四川为中心的考察》;③四川省档案馆 民54 案卷号45 10334/1—3 《四川省政府成立后方征调壮丁机构训令及壮丁情况,壮丁补充办法、经费、壮丁沿途骚扰, 川康两省分区清乡纲要问题来往函电》。转引同上;④《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00页。转引自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一一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⑤白崇禧:《当前的粮政与役政》,1942年中央训练团出版。转引自龚喜林:《抗战时期大后方“拉壮丁”现象研究》;⑥《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3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374页、第499页。转引自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一一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⑦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294-300页;⑧陈达:《浪迹十年》,《湖北文史资料》(总第79辑),1987年,第209页;⑨高宗钊《国民党接兵部队的丑闻和对壮丁的虐杀》,《邛崃文史资料》(第2辑),1988年,第188页;⑩四川省档案馆民41 案卷号6254/10—13 《四川省政府关于征兵征工及募壮丁不得绳绑, 改善壮丁待遇的训令》。转引自彭垚垚《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下的“拉壮丁”——以四川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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