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

《三字经》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


小时候,《三字经》、《神童诗》之类是被批判的对象。其实,如果不批判,小孩子当时也接触不到,被批判了,反而有了接触的机会。当然,也因为批判才没有认真读它,比方说《三字经》,背诵了一半就没了兴趣,《神童诗》也就记得开头几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那时的思想指导下,反正是个坏东西,花那么多精力干嘛?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在“供批判参考”的背景下,成为知识和观念来源的一部分。如今不一样了。

钱文忠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过不少内容,《三字经》是其中之一。近日,钱文忠讲《三字经》的文字内容经较多补正后,以《钱说三字经》的书名重新出版,出版商希望我对此书谈点看法。其实,我对该书本身没什么看法,也说不出什么。逐字逐句地解释《三字经》,此类事情我以前就说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蒙学,也就是小孩子该学的内容。到了现在,变为成年人的学习对象,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然而,《三字经》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为何延续使用了那么多年?后来又为何被批判?现在又为何受到重视?我们现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三字经》等古代蒙学读物?这一系列问题倒是值得一说。

《三字经》出现于南宋时期,《神童诗》早一点,出现于北宋时期。就蒙学读物来说,还有更早的,例如《千字文》。我认为,《千字文》虽然最初的动议是梁武帝想给皇子们读书用的,但事实上,它并不符合蒙学读物的要求,它偏重于识字。内容方面对于儿童显得深奥,不容易记,也不容易理解,儿童读《千字文》大概没多少兴趣,只有死记硬背的痛苦。当然,如果把它当成学书法的材料则另说。《神童诗》及《三字经》先后在北宋和南宋出现,有它必然的历史背景。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从理念上说,可以看成是普及教育的先驱,但普及教育成为政府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则始于宋朝。从北宋起,乡间私塾、书院,政府县学、府学、太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统,普及教育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绝对领先于世界。这是造成蒙学读物开始出现和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不管是《神童诗》还是《三字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视教育,告诉每个孩子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人至今重视教育的优良习惯和传统依然根深蒂固的原因。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重视的教育的,中国也是最早实行普及教育的。这也是导致《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历时几百年被人接受和使用的原因。相比而言,《千字文》更适合欧洲那样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的传统,而《神童诗》和《三字经》则贯彻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传统。

重视教育是一回事,以什么内容来教育是另一回事。对于后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造成了后人对《三字经》的不同看法及反复,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普及教育从宋朝开始,也是有原因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建立,形象一点说,科举就是选拔,就是收获。但是,如果没有播种,收获就不会多。唐朝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唐朝的问题之一是,科举的来源不够广泛,知识和教育被世家大族把持的现象较为严重。武则天想破除这一现象,但因没有具体播种的措施,结果也不够成功。因此,到了宋朝,为了广泛地选拔优秀的社会管理人才,教育普及就变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所以《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才会在宋朝以后大行其道。如果没有广泛的普及教育,也就不会有大众化的蒙学读物。

要说《三字经》的内容,先讲《三字经》中的一个故事。“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为《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描述而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孟子那时候真的是“不学”吗?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孟子始终在不断地学习,不管是学丧葬、学叫卖,还是学屠宰,其实少年孟轲都是在学,而且非常好学。如果每个母亲都像仉氏那样不让孩子学习那些内容,那些职业该由谁来做呢?因此,《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涉及到这一蒙学读物的本质:读书的目的。如果我们理解了广泛的科举制度导致普及教育的需要,那么,《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明显地指向了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读书做官。《三字经》在孟母三迁故事后面紧接着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究其历史我们看到,窦燕山五个孩子“名俱扬”,都是指考上了科举,所谓“五子登科”,其中没有一个是现代工程师、实业家、发明家之类。事实上,《神童诗》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这个意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鲜明地表达了读书做官的理念。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大问题。

孟母三迁所表达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观念是读书做官的典型体现。之所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大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推行教育的内容。我在我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讨论过“李约瑟难题”,即,李约瑟提出,中国在16世纪以前,科技一直领先西方,为何在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了。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三字经》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的故事中找到端倪。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比欧洲人更重视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欧洲高,因此,那时候,科技比欧洲发达也就很正常。科举制度成熟后,中国的普及教育也世界领先,但是,为了科举这一收获,普及教育的内容偏重于道德教育,这是事实。这也是《三字经》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等故事的本质,即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和知识教育。《三字经》等蒙学读物为了科举的目的,过于强调读书做官这唯一的出路,在当时来说,它是有益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便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尤其当欧洲也开始重视普及教育后,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欧洲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技能和知识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力量在推动道德教育,欧洲的政府力量却在大力推动知识教育,两者的结果很快出现了巨大差异。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结论也就在此。

《三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蒙学读物中最出类拔萃的,乃至被冠以“经”的名号,也有它特定的原因。一方面,《三字经》比《千字文》之类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三字经》也包含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内容,例如日月星辰、四季五谷等,这是其他蒙学读物缺乏的;再说,识字本身也是知识内容之一,让孩子有兴趣就很重要。即便抛开读书做官这一学习的终极目的,《三字经》中“温席”、“让梨”等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于长大以后不做官的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也是需要的。《三字经》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明确地放在“孝”的起点上,既是顺理成章的合理,也是用儒家思想作为主导的体现。事实上,读书做官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此外,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所了解,这也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因此,《三字经》在言简意赅地描述中国历史进程时,基本上采用比较客观的白描,除了少数地方用了春秋笔法的褒贬外,例如“王莽篡”,绝大多数关于历史的描述都只是基本事实。顺便说一下,《三字经》虽然始于南宋,但后世对它有过加工,《三字经》所描述的中国历史一直到明朝结束而没有清朝的内容,可以看出,现在流行的《三字经》应该是清朝定稿的。

换一个角度说,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知识,因此,《三字经》能够在古代蒙学读物中独占鳌头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确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知识教育内容,因而使得它的适用范围超出了纯粹读书做官的道德教育,具有了更大的广泛性。然而,历史本来就是读书做官的一门必修课,《三字经》极其鲜明的读书价值观,使得它最终还是把道德教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在近代史上惨败给西方,人们发现技能教育、知识教育的缺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三字经》所大力提倡的道德教育,某些时候又对知识教育产生了妨碍。因此,面对中国失败的局面,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教育的中国传统似乎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三字经》被现代抛弃也就成为必然。我小时候之所以在批判氛围中学习了《三字经》,除了它不重视技能教育、只在乎读书做官之外,还因为那个年代试图用另一种道德来彻底取代中国传统道德。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三字经》呢?我认为,现代中国的教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过于偏重道德教育变成只重视技能教育,而严重轻视道德教育。这种极端没有影响中国人一贯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在教育内容上形成了残酷的教育竞争,教育似乎只剩下找一个好工作的实用价值,甚至做官本身也成为一个好职业,文凭完全替代了做人的基本修养。此外,崇洋媚外使得当今无数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严重缺乏了解,甚至把传统当成垃圾而没有了解的兴趣,因此,《三字经》所蕴含的道德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常识便显得很重要,从而导致了《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古代蒙学读物成为成年人的另一种“启蒙”而受到欢迎,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也应该避免矫枉过正,如果再回到只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教育的老路上,我们又将把《三字经》推到错误的祭坛上。因此,《三字经》中规划的“四书五经”的读书路线图,对于现代人来说,我觉得不需要严格遵守执行。对于现代整体教育思路来说,应该认识到,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同样重要,应受同等重视。虽然现代教育中政治思想课就想达到这个目的,但因种种原因,效果不理想。此种情况下,重读《三字经》,向无数只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缺乏中国文化常识的现代人、现代教育产物,用《三字经》做基本道德和基本传统知识的“新启蒙”,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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