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借鉴“盛世”王朝反腐刀光更令谁心惊胆战?


[人民日报:有人在给反腐败泼冷水]随着“打虎”深入,有人提出“反腐影响官员士气论”“反腐影响经济论”,甚至个别学者把清嘉庆年间的历史教训翻出来,认为声势浩大的反腐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当代中国反腐成功的机遇期还在,若任由这些谬论流行,只能断送这一机遇期。(7月19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自古以来,“太平盛世”只是相对而言,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世人的美好憧憬。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透过“盛世”王朝反腐的鼓角争鸣,还可以依稀看到那时反腐也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才使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


西汉盛世:汉武帝设“反腐办”,保吏民越级上书


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


汉武帝是怎样强化监察制度的?在中央,设立司隶校尉,监督和检举京师百官以及皇族的不法行为。在地方,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称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派刺史一人,负责监督地方官员,并抑制和打击地方豪富。刺史虽然官品很低,却可以监察郡国长官,如果发现官吏有欺满中央等行为,可直接奏报皇帝,加以制裁。


据史书记载:为严明法纪,抑制权贵,汉武帝破格提拔刚直不阿的低级官吏。北海县令董宣刚正执法,处死杀活人祭宅的豪强公孙丹父子,被青州太守错判死刑。汉武帝获悉,急派特使驰青州,在刑场上救下董宣。不久,汉武帝提拔董宣为江夏太守,董宣肃清了江夏匪患,恢复了地方秩序。汉武帝又调董宣为洛阳令,维持京师治安。董宣死于任上,皇帝遣使到他家里吊唁慰问,只见粗布被褥覆盖遗体,家里只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汉武帝伤心地说:“董宣清正廉洁,直到他死了我才知道!”因此追授予官衔艾绶,按大夫的礼节安葬他。


大唐盛世:唐太宗派遣按察,“代天巡狩”震四方


唐代的贞观之治是史上公认的廉政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可骄傲的王朝,它不仅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贞观年间,唐朝政治最为清明廉政时期。“代天巡狩”,“衔命出使”,可以直接弹劾中央及地方官员,威慑力很大。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一次曾派遣按察、巡抚22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以贤能升擢者二十七人,处死罪七人,处流罪以下及免黜者达数百人。一时之际,惩治贪官令朝野官吏震惊,更不敢贪赃枉法,稍加懈怠。


清代盛世:清雍正反腐狠招,“罢官”“索赔”且“抄家”


据清史资料显示:清朝雍正的前任圣祖康熙皇帝,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雍正从吏治下手。雍正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雍正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充实钱袋子,为挽救统治危机,在康熙皇帝去世一个月,不顾乃父“尸骨未寒”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大张旗鼓进行反腐。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警钟先敲告诫。雍正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皇帝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腐败立惩。


雍正对贪腐分子严惩不贷,采取罢官、索赔、抄家的惩处方式。先罢官:一个被罢免的官员无法再鱼肉百姓,只能自己掏腰包补上亏空。雍正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再索赔: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绝不宽贷。在追索亏空时,雍正的十二弟允祹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就连死了的腐败分子也不放过,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想人死帐烂。可雍正不吃这一套,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要其家人承担赔偿。后抄家:官员亏空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惩处第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雍正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他用创新的制度去根治腐败,社会风气改变了。反腐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社会风气改变了。后人这样说道:“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是对雍正治国反腐的历史评价。


纵观历史,相比历朝而言,“盛世”王朝时惩治贪官污吏的力度应该比任何时更严厉、更穷追、更猛打,其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特别是汉武帝、唐太宗、清雍正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命穴”上,让贪官污吏无处藏身。在古代那个贪墨成风的年代,如果统治者不下这样一个决心,大动干戈、大刀阔斧,就刹不住腐败之风,更开创不了那个时代的“盛世”景象。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毫无疑问,古今中外都是把反腐摆在首要问题,将来,只要有政,只要由人执政,而人性贪婪的弱点不改,就仍需为政之廉洁作不懈的努力,仍需限制和制约权力运行,更不能幻想权力靠自我约束。若放弃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无疑就是放纵“老虎”作恶、“苍蝇”乱飞。时下当借鉴历史上“盛世”反腐刀光,扫除别有用心的人在给反腐败泼冷水的荒唐谬论,严惩贪官,重典治腐,以促进官吏为政清廉。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文/宋丞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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