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士:瞿秋白[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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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瞿秋白(1899-1935)江苏省常州市人。1916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记者身分赴苏俄采访,是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是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中央委员,四大中央局成员,五大、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大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八七"紧急会议,会

瞿秋白(1899-1935)江苏省常州市人。1916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记者身分赴苏俄采访,是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是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中央委员,四大中央局成员,五大、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大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八七"紧急会议,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民国名士:瞿秋白[转载]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出卖与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在不同的时代,他被冠以种种截然相反的称谓,从“革命先烈”到“叛党投敌”,从被“顶礼膜拜”到“掘墓鞭尸”,鲜花与粪土同在,谩骂和颂扬齐飞,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功绩与罪名,也许连从不看重“虚名”的瞿秋白生前也无法想象。直到今天,他才终于可以被人民称为“同志”了。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革命贡献之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平反昭雪道路之漫长,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

“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他书生似的性格和为人,难以适应政治场上复杂的云谲波诡,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基本成因。在福建长汀,他在夏日阳光下走向刑场的单薄身影,成为一个悲壮的象征:那是中国奋起后“士”人觉醒的坚定步履,响彻饱经心灵苦难后的苍凉回声。

瞿秋白第一次蒙冤被弃是从上海到“苏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苏联人米夫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生性耿直坦率的瞿秋白并不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两人嫌隙日增。瞿秋白的书生意气使他在忍无可忍时,干脆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陡然增加了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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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第二任妻子杨之华

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米夫还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以华制华”。这还不算,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米夫,一心想在精神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是挡在米夫前路上不易推开的一块大石。米夫们可以轻易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摧毁他。

为了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米夫对他进行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是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扶持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活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他们采取“去瞿留周”的策略,在会上宣布对周恩来“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而对瞿秋白则穷追猛打,欲彻底批倒批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四面楚歌中,李立三、张国焘、黄平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一时竟也无情翻脸,一起莫须有地指控瞿秋白搞“小团体”,用“两面派”手段在党内进行了“国民党式的反党斗争”。(这怎能不使瞿秋白哀叹“每一个人的脸都看厌了”!)

面对这样过火的处理,生性坦诚的瞿秋白依然忍辱负重,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立三路线危害之严重而感到内疚,他真诚地认为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表示赞同远东局的处理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似的退出,而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他郑重地表示: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但是这种过分的自我批评,只能给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表现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实行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瞿秋白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去话语权,只得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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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后,贫病交加,王明中央一个月仅发给16.7元生活费,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但既然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可能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荣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瞿秋白并未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不断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革命前途。于是,“党内同志”抓住文中个别用辞不够恰切扣大帽子,大做文章。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再次进行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严厉地指责“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他要“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 在小组批判会上,力主其事的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

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派遣他去江西“苏区”的决定。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拒绝前往,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他当时体弱多病,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相爱甚深的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以便互相照顾,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为他去做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再表示半点不满,那就更没法活了

1934年1月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瞿秋白告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

谁能想到,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瞿秋白的人生可谓光芒四射。他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重用,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他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共内除陈独秀、李大钊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共内“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很快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可而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只能被“发配”到苏区搞点教育工作。

瞿秋白这种革命者,好像就是传说中那只不知疲倦的荆棘鸟,它一生休息的时刻,只是它停止飞翔的那一刻,也是死亡的那一刻。换了别人,经受这么多打击挫折也许早已心灰意冷。可瞿秋白很快就重新燃起对革命真纯而炽切的热情。离沪后半个月,妻子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他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寥寥数语,瞿秋白对离沪赴赣的欣喜、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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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杨之华婚礼

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但担负起了中央执委会委员和教育部长,而且兼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务。他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做着党交给的工作,内心十分愉快,也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赞扬。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清闲而充实的时光。

然而革命永远没有安逸的“天堂”,只有斗争中残酷的现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关于瞿秋白是否被“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最后被捕牺牲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走”,要率领8万红军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前程难料,凶吉未卜;“留”,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而且中央还赋予留下来的同志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牵制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时刻准备迎接大部队相机反攻,杀回老家,其危险程度,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

走和留都是革命需要,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

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在迄今可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行动,证明博古中央是带着“有色眼镜”决定走留人员的。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陈毅当时刚刚做过手术,剧痛难忍,但是被留下来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他当即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德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朱德无奈地表示个人同意他走,但也只有向上反映他的意见。而这一来便没有了下文。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单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毛泽东也曾被列入留下来的干部名单。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博古也担心毛留下来重打锣鼓另开张,毛才得以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当时他被留下来,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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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第二任妻子杨之华在上海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否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殉道呢?笔者认为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他。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能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下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对此,王彬彬曾撰文《瞿秋白的不复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要说患病,毛泽东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以至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贺子珍当时已有几个月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再说当时把瞿秋白留下来也不是为了治病,而主要是做艰巨的留守工作。治病的提议是直到“1935年2月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研究改变斗争方式和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就医。1935年1月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转移到上海就医……”

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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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杨之华

从另一方面可以反证这一理由不成立的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是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了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坚持到达了陕北。而就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也生病坐上担架,两人一路同行还在担架上统一了思想,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王稼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性命,如果留在苏区,一旦沦陷时断无生路。可见,连王稼祥拖着那么严重的病躯,坐担架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东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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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书法

黎辛先生认为,对于博古这样的人,“不能说一个人只要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错的,甚至都是别有用心,就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的一切行为的动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这一点我也同意。也许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责任并非完全在于博古一人,毕竟这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但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这一次他仍然是在处于弱势无援、壮士赴死的情况下,才被俘就义的。不管有多少人事后诸葛亮般的解释,何以能洗清瞿秋白被留下“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革命需要”是假,“借刀杀人”是真?曾跟毛泽东作过长谈的冯雪峰就回忆说:“毛泽东曾气愤地说'将来要跟他们算账,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去!’”1936年9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这样尖锐地批评道:“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共中央出发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要求《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由于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但瞿秋白不顾咳血疲惫,一身几用、夜以继日地工作,仍然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三个剧团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并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当他拖着病弱之躯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尽量不要别人照顾,反过来却常常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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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鲁迅夫妇合影

由此可见,瞿秋白愿意走,并不代表他不愿意留。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他履行组织赋予的使命时毫不动摇,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如同一头负重羸弱的老牛,拉着深深勒进皮肉的革命之车奋力前行。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清楚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可见他的机敏。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特务们软硬兼施,却不能令瞿秋白心动半点。其间蒋介石急电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淡淡地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宋希濂见劝说无效,只得电告南京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蒋闻听后,沉默半晌,终于下令枪决。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想对瞿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遂邀瞿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再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至此宋希濂束手无策,知事已不可挽回。

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还心有不甘,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游说瞿秋白效法顾顺章,声称不一定让他做公开的反共工作,也不再勉强他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他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担任大学教授就行了。他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1935年6月17日夜,蒋介石枪毙其命令已下,第二天就要行刑。于瞿秋白而言,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他居然睡得特别香甜。早晨醒来后他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遂披衣取笔,用唐诗凑成一阕: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 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可敌人连这点时间也不给他了。正当他奋笔疾书时,敌人进来催促起程。他只好迅速草书一行:“方要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1935年6月18日9时,瞿秋白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到达罗汉岭刑场之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他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屈膝跪着死,从正面开枪,二是不要打自己的头。

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顺理成章地名垂青史——但他却偏偏不,而是“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他要以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

民国名士:瞿秋白[转载]

就义前的瞿秋白

关于瞿秋白争论的焦点,就是他就义之前写下的那篇惊世骇俗的《多余的话》。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临终之前,他无意投入那幕壮士断腕英雄赴死的表演,而是选择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进行自我解剖。

正是这篇文章,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恶名。《多余的话》即使放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史上看,也是一篇非常特殊的奇文。

请看瞿秋白的这些原话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而对于自己思想上的消极颓唐,他也直言不讳地这样坦白:

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这样坦率的文字,后来果然成为被人曲解的话柄,让他的共产党战友们也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巨大怀疑。面对这样一份最私密的共产主义者灵魂的记录,瞿秋白自己也明白以中国的文化,人们不会理解和接受他这样的真实。他果然猜对了。即便在“文革”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苟且偷生:

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

瞿秋白真的怕过死吗?

曾与瞿秋白一起共事的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后来回忆,“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我相信这话。”(《怀旧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郑超麟又说:

所以我看到《民国周报》发表他的《多余的话》并不觉得出我意外。我对于他的死的看法始终未变。他是软弱的,不是慷慨就义的革命家,他希望能从福建解去南京长期监禁,即希望不死。但他不是叛徒,我不相信他会出卖什么秘密,到了不能避免一死时,他还是能够挺身一死的。

民国名士:瞿秋白[转载]

瞿秋白狱中诗词手迹

豆腐虽软,到底还是洁白的。瞿秋白终于没有像豆腐一样被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而完整的外形。当时担任主审工作的宋希濂非常佩服自己的这位老师,后来即使在“文革”黑云压城的政治高压下,面对红卫兵的再三追问,宋也坚定地证明瞿秋白没有投降,没有出卖任何组织和同志。连站在他对立的国民党人,都看出了“像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他至死没有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更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评《多余的话》时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

由此可见,瞿秋白不是李秀成,《多余的话》决不是“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那么,一个用俄语哼唱着《国际歌》缓步走过长汀县城,微笑着走向敌人枪口的人,为何会在最后的告白里自称“叛徒”呢?

如果不了解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就无法洞悉瞿秋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而造成他这种内心痛苦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那些在党内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中“早已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使他感到自己已被逐出了队伍,不敢再叫自己的同志为同志的人。

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使年轻的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共产国际对他的无端抛弃,更是令他成为政治弃儿的关键一环。

而他在狱中写《多余的话》,不能够指名骂王明,不能指名骂莫斯科、骂斯大林,而造成他悲剧根源的正是这些人,是共产国际。而这些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东西,他唯一能做的,只能谴责自己,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到自己肩上。

学者吴小龙在《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一文中,对瞿秋白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 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瞿秋白需要的是人们理解他,理解他深沉的内心苦痛——从而也理解历史,理解真诚的灵魂经历的真实的、充满悲剧意味的历史。

早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就亲眼目睹了那种“清党”的无情残酷:明明是有理的,但却不能辩驳,所有罪名都要全盘接受。所以,作为书生的他后来连想都不想,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他才说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这实际上是一种悲愤无声的控诉,一种凄凉彻骨的抗争——信仰和真诚从此失落,那种扭曲的人格,造成他“生命的停止”的党内斗争,现在终于使这个书生革命家由衷地感到了“可怕啊”!瞿秋白虽然用着曲笔,不让敌人获得可以攻击党的把柄,但对那种玷污了圣洁的革命理想、破坏了崇高革命事业的“党内斗争”的悲愤和抗议,已经表现得明明白白。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去做人”,他把生命看得很淡,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的大半生都在被革命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中煎熬。这一次,哪怕死后被人误解,他也下定决心从彷徨中揭示自己的痛苦,从光明背后揪出黑暗。

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负累,他生前似乎都预感到了,因此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留下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的诗句。但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言,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证明,他最终以这篇《多余的话》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

不平则鸣,爱憎分明,这是瞿秋白一以贯之的为人风格,想改也难。

民国名士:瞿秋白[转载]

鲁迅书赠瞿秋白

瞿秋白25岁那年,爱上了充满朝气而又聪慧善良的杨之华。可这个女子却不断回避他。原来,她已是有夫之妇,丈夫即沈剑龙。但当时杨之华和沈剑龙的感情已经破裂,只是尚未离婚。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来到了沈剑龙家,坦荡地表白了自己和杨之华的心意。不曾想,沈剑龙早知瞿秋白的大名,对他的人品与才华十分仰慕,竟然一见如故。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在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的《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三则启事:一、自1924年11月18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二、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恋爱关系;三、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朋友关系。

这是敢爱的瞿秋白。

瞿秋白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分发的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或许是中共党史上唯一一次,党的领导人公开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一年,在反对陈独秀的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斗争中,他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毫不留情,敢于犯言直谏。

这是敢恨的瞿秋白。

人们习惯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坦率却让人吃惊: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这是敢言的瞿秋白。

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是心仪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冒险给予他真诚、无私的帮助,使瞿秋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瞿秋白就义后,鲁迅的心情是愤激而冷静的。他告诉曹靖华:“中国事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又悠悠然。”

鲁迅从愤激中奋起,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民国名士:瞿秋白[转载]

瞿秋白和鲁迅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便与茅盾、郑振铎等相商,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也已是体弱多病、形销骨立了。但他硬是抱病忍痛,殚精竭虑,负责编辑、校对、成书的全过程。《海上述林》上册出版时,鲁迅对这本书十分满意,他说:“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他还急于想看到《海上述林》下册。因此,他拜托茅盾与出版商联系,“于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鲁迅为《海上述林》所写的广告说:

“ 作者系大作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海上述林》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纸墨更寿于金石”,《海上述林》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真挚友谊的见证,永载于中国的文化史册,因为,它是“对于先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作家梁衡对瞿秋白的几句总结非常精辟:

“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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