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神薛岳将军的--三次长沙会战之(一)

抗日战神薛岳将军的--三次长沙会战之(一)


薛岳[1](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汉族,字伯陵,广东韶关市乐昌县九峰镇小坪石村客家人。抗日名将,时有抗日“战神”之称,陆军一级上将。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8年10月25日凌晨,蒋介石夫妇作为中国军政界最后一批撤离武汉者,飞往长沙。上午,日军第6师团佐野支队开进汉口。27日,日军完成对武汉的占领。28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称武汉保卫战历时五个月,已实现迟滞并消耗日军、撤退东南及中部军火、工业、人员之任务,完成后方准备。敌军占领武汉乃是一座空城。蒋氏号召:“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以戳力于全面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对华声明,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拒绝。”作为回答,25日,蒋氏在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了此前抗战中之教训,制定了今后抗战的战略方针,确立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整个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了18次大型会战,841次重要战斗,38831次中小战斗,占整个中日交战总次数的85%以上。基本上是在这次军事会议指导下进行的。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日本军部的主要进攻目标也确定于重庆。次年4月25日,日军发动鄂西攻势,随枣会战开始,经过三十余天激战,日军损失十万之众,无功而返。而汪精卫公开叛国,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伪内蒙自治政府一道,成为日本的爪牙。但自薛岳主持湖南及第九战区以来,政绩斐然,抗日声浪日益高涨。日军称:“第九战区方面集中了以中央直系主力部队为核心的约50个师,宣称开展夏季攻势,其活动日趋活跃。”鉴此,随枣会战一结束,日军本部便决定在夏秋之交歼灭第九战区,一则解除对武汉、南昌之威胁,二则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决心,使之归顺“大东亚共荣圈”。

8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日军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制定《江南作战指导大纲》,计划于9月下旬发动对第九战区的攻势。宗旨是,以奇袭为主,力争速战速决。而后开始秘密对第九战区集结兵力:第6师团秘密集结在岳阳以南;第13师团奈良支队由鄂中、钟祥向西塘地区集结;第3、第33师团向通城集结;第101、106师团由南昌、永修、武宁向奉新、靖安附近地区集结。日军长江舰队以炮艇20艘、快艇100余艘、水上飞机数十架秘密进泊岳阳以西洞庭湖地区,配合作战。总计兵力10万人,分三路进攻长沙,拟一举占领,并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横扫欧洲开始之日,冈村宁次制定作战方针:“军为了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12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总司令西尾寿造批准冈村宁次作战计划。次日,日军秘密部署完成,冈村在鄂南咸宁设立战斗司令部,亲临指挥作战。

直至9月初,薛岳才得报日军频繁调动,判断其有南下企图。蒋介石作指导大纲,命薛岳“诱敌深入至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薛岳原设防于新墙河一线,有此判断可谓仓促迎战,紧急构筑防御工事数道,并在长沙城设防御阵地;另外动员民众以及游击部队,破坏交通,挖断湖南往北、往东之各条公路;拆毁岳阳往南、株州往东之铁路;乡村公路一律挖窄,使汽车无法通过;在赣江上游、湘江下游敷设水雷,布置封锁火力;动员民众组织各种支援队伍,以保障己方作战。

主力军队迎战亦按照三路部署: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四个师加卢汉第一集团军四个师协同防卫赣北;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四个师守备修水方向;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四个师挺进咸宁、蒲圻一带游击应战;霍揆章第二十集团军守备洞庭湖地区;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八个师守备新墙河、浏阳一线。其他部队则分布于各处,另留15个师作为第九战区总预备队。第四军三个师守备长沙;新六军两个师守湘潭、株州;第七十军两个师集结于长沙附近;第七十四军三个师集结上高、万载地区;第五军集结广西兴安、全县地区;第九九军两个师分驻岳麓山、澧县。总计参战者达32个师、24万人。

这个部署是薛岳于武汉大会战时得意一时的“天炉战法”,以超过对方一倍多的兵力,层层消耗敌军,然后围攻之。看上去完全属于被动挨打的态势。

9月14日,集结于湘北的第6师团、上村支队、奈良支队共5000余人,以日军长江舰队和上百架飞机沿粤汉铁路方向向新墙河进攻,企图迅速突破直取长沙。第十五集团军第52军部队在新墙河一带与日军激战四天,双方均伤亡惨重,国军胡春华营、史思华营均全部殉国也没有退出阵地。我军将士,以血肉之躯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至22日,第52军退出新墙河北岸阵地,守卫南岸阵地。日军则不断增加兵力,继续向南猛攻。

23日,敌军以八十余门火炮轰击第2师第12团阵地,并施放毒气。我军官兵以湿水毛巾为防毒面具,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克出动飞机轰炸,第12团全部壮烈牺牲,阵地告失。上村支队也于22日乘快艇迂回汨罗江进攻营田等阵地,遭第95师顽强抵抗,后为避免被包围全歼,该师撤出营田,退守鱼口坝、东塘一线。24日晚向白水集结。

为更有效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薛岳命令主力部队转移至汨罗江南岸第二线阵地。第五十一军、第七十军各一部分布在汨罗江南岸各处设立防线。日军乘第五十二军转移江南之机,以其一部伪装成难民,偷渡过江,占领平江、永安等地,直抵捞刀河;其主力部队则企图在江面架设三座浮桥,因我军顽强抵抗而失败。攻打第七十军阵地的日军亦毫无进展。至26日,敌军以飞机大炮为掩护,倾全部主力猛攻汨罗江南岸阵地,我军顽强抵抗使敌不能得逞,保住了主阵地。

从18日到26日在汨罗江至新墙河之间的激战,日军遭受惨重伤亡,后援不继,无力再发起大规模进攻。薛岳在此消耗敌军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最高统帅部鉴于战况吃紧,致电薛岳,给了两个方案:其一,“保持幕阜山根据地,袭击敌侧后。如敌真面目进攻长沙时,在铁路线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予以打击,尔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州、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四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其二,为一个避免损失过大,放弃正面作战,以侧击为主的办法,因未采纳,故不赘述。蒋命令第五军由桂入湘,前伸至衡山一带,准备增援湘北作战。

在战况最紧张时,敌夺取长沙目的已经明显,蒋告知薛岳,在适当时机可以放弃长沙。被薛岳拒绝。军委会曾一夜之间九次电令薛岳退出长沙,薛岳坚决反对,迫使军委会同意其在长沙附近决战的主张。如果薛岳听从命令,湘北大捷也许就成为新的悲壮了。及至25日,蒋电令薛岳:“准备以六个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并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薛岳得令后立即布置兵力,在长沙附近撒开一张大网,只待敌军进入而歼灭。

28日,敌军分三路大举进攻,拟直扑长沙。但各路均遭遇我军顽强抵抗:第二十七集团军和第79军阻击日军第33师团加奈良支队,使之在长寿街一带迟滞,毫无进展;第195师于福临铺伏击日军第6师团,使之损失惨重;后得增援继续南进,29日在上沙市遭遇第60师阻击,寸步难行;上村支队一路也在三姐桥一带被第七十三军击败,无法前进;直到30日,双方胶着于上述各地。

湘北各地民众则按照薛岳原来布置,伏击敌军后勤供应队伍,破坏各地交通设施,致敌军补给和援军难以前行。战后白崇禧、陈诚、薛岳都赞叹:“军民的亲密合作和民众空室清野工作的成功,是这次湘北会战胜利的原因之一。”冈村在飞行视察了战场之后,发现我军援军正不断补充而来,于是被迫放弃进攻长沙的战略企图。10月1日,日军奉冈村命令撤退。

不过我军似乎没有料到,直到2日,第十五集团军才得知日军撤退的情报,关麟征一边报告薛岳,一边命令第73军突进,拟阻敌撤退,致使我军痛失围歼敌军的最好时机,只好追击歼敌。4日,第79军于平江长寿街拦截敌军,重创敌奈良支队和第33师团。

薛岳亦于4日电令各军:“(1)各挺进部队即向敌后方联络线竭力袭击,破坏交通,阻其增援,并妨害其退却。(2)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态势立即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必于岳阳、崇阳以南地区捕捉之。(3)敌如在新墙河右岸原阵地顽抗时,则我保持重点于右翼,向洞庭湖、岳阳方面压迫歼灭之。(4)各追击部队对敌收容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行超越追击。”

各部队接令后全速追击,但日军毕竟训练有素,撤退亦迅速有序。除8日第2师、第25师在新墙河南与敌掩护部队激战外,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而薛岳也没有命令各部乘胜追击,打过新墙河,收复岳阳等失地。至此,敌军发动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彻底失败告终,敌我双方恢复战前状态。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赣北、鄂南日军均发动援助攻势。日军第101师团和第116师团进攻高安、铜陵,被罗卓英部第一、第十九、第三十集团军阻击,寸步难行。9月22日被迫放弃进攻,退回原阵地;第106师团虽然突破我军阻击线,于10月3日攻至郭城地区,终因伤亡惨重而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罗卓英则抓住战机,围歼该师团,敌遭沉重打击后向原出发地逃遁。

鄂南日军第44师团攻麦市、桃林港,以配合湘北日军作战。遭我军第133师、134师阻击,并在福石岭阵地前受阻不前,后绕道攻击福石岭南,占领龙门场。当时战局对我方极为不利,薛岳命令杨森统一指挥第八军、第二十军、第七十九军,限期于9月30日拿下龙门场,双方在朱溪场激战,均伤亡惨重。敌虽久攻不下后绕到长春街与奈良支队汇合,但因战斗力严重削弱,已无力再战,只得撤退。我军乘胜追击,直至10月8日收复全部失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约20000人,是日军侵华以来遭受最大损失的战役,对日军士气打击严重。11月14日,敌酋冈村宁次对军部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承认:“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日本军部的总结报告也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

第一次长沙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对于抗日胜利的信心,各地民众奔走相告,尽管尝尽战争之苦,仍节衣缩食慷慨解囊,仅慰问三军将士医疗创伤之捐款就达34万元。即使敌占区的民众亦欣喜若狂。10月18日香港《大公报》发自上海的报道《孤岛的国庆》称:“自从租界当局限定悬旗的日子以后,孤岛上已经四五个月不见国旗了。正当湘北大捷声中,青天白日旗又满街飞舞,激动每一个人的热情,吐出一口窒悬已久的长气。”蒋介石给薛岳的电报也掩饰不住喜庆之气息:“此次湘北大捷,全国振奋,诚是为最后胜利之佐证,而对于人民信念、国际视听,关系尤钜。骏烈丰功,良深嘉庆。”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不过十个月前日军攻占岳阳,张治中就布置了一场“文夕大火”烧掉大半个长沙城;到现在日军真正进攻长沙却被击败,心态转变的巨大几乎无法比拟。

这次大捷适逢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处于低潮之际,希特勒9月1日进攻波兰,拉开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正当德军势如破竹之际,东方反法西斯战斗的胜利,无疑鼓舞了全世界。乃至于国际社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泰晤士报、塔斯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组织联合战地记者团,赴湘北考察证明此次大捷确有其事,纷纷向世界报道,中国的军威,扬名世界。

蒋介石则趁热打铁,随即召开了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了包括湘北大捷在内的军事作战经验以后,蒋介石于10月29日作训词道:“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他强调:“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接着在12月发动的昆仑关战役,我军首次攻占了日军扼守的险峻阵地,击毙敌酋中村正雄少将。还在昆仑关战役进行中,1940年1月4日,刚上台四个半月的日本阿部内阁宣布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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