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敌后抗战,为何国共冰火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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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八年抗战,作为中国正统政府的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是一败涂地,政治、经济、军事各条战线都惨不忍睹,如果不是美援以及人民抗日的信念撑着,早就垮台了,就如几年后的内战一样。但是共产党却借机发展壮大起来,部队从几万人发展到上百万,根据地也从陕北的黄土坡扩大到几乎囊括小半个中国,而这一切,却是他们不靠外援、仅仅依靠敌后根据地的惨淡经营获得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争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按理说,作为掌握国家绝大部分资源的国民党政府应该更具有优势才对,可战争进程却表明,国民党军不仅在正面战场


敌后抗战,为何国共冰火两重天

八年抗战,作为中国正统政府的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是一败涂地,政治、经济、军事各条战线都惨不忍睹,如果不是美援以及人民抗日的信念撑着,早就垮台了,就如几年后的内战一样。但是共产党却借机发展壮大起来,部队从几万人发展到上百万,根据地也从陕北的黄土坡扩大到几乎囊括小半个中国,而这一切,却是他们不靠外援、仅仅依靠敌后根据地的惨淡经营获得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争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按理说,作为掌握国家绝大部分资源的国民党政府应该更具有优势才对,可战争进程却表明,国民党军不仅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在敌后战场也是如此。38年后,国民政府滞留在敌后的兵力有近三十个师,在敌后战场一度建立起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远远超过同期的共产党军队。但到1943左右,国民政府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八年时间里,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一、国民党敌后百万大军的失败

实际上,国民党军政高层很早就注意到了敌后游击战对整个抗战胜利的重要性。37年11月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述对敌后游击战和整个抗日持久战之间关系的看法:“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

37年冬武汉军事会议上,白崇禧提出抗日的基本战略:“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该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38年冬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在《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也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非常关键的程度,该方针要求全国抗日力量“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次年,国民党军队即变更了战斗系列,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正式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重心。

南岳军事会议时,国民政府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有近三十个师;主要活动在华北的豫北、冀南、冀中,山西的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国民政府又先后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在这些正规军之外,国民党在敌后战场还控制着大量的“非正规军经中央或战区委派者”、“地方武力组成者”等杂牌武装。同时,鉴于国民党军队缺乏敌后游击战经验,国民党政府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游击战教材,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还在南岳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

依赖上述种种措施,国民党于抗战中前期在敌后战场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等等。

国民党的主要敌后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将原行政区划分成了七个游击区有二十万之众,除第一游击区是八路军的活动区外,其余六区全是国民党军的活动区;中条山游击根据地的卫立煌部;太行山南部的万福麟第53军和孙殿英部;冀南的第181师;在冀南晋西地区的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在鲁西南的孙桐萱部,在鲁南的庞炳勋第40军;山东六区范筑先的抗日武装;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的鲁冀边游击司令部;鲁中地区有青岛市长沈鸿烈统领的东北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江苏有韩德勤的第89军,缪征流的第57军以及李明扬、李长江的苏皖游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团……,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

但经过几年的战斗后,国民党几乎丧失了敌后的所有根据地和军队,其地盘要么被日军占领、要么被共产党军侵蚀,而军队如果不想被消灭,就只有在日军或共产党军之间做二选一。国民党军在敌后游击战中的一败涂地,是跟其指导思想、军队战略战术和政权的基层组织能力紧密相关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政府和军队。

首先,国民党敌后武装始终都处于“为正规战服务”的配角地位,而游击战讲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其中很重要的自主作战在国民党敌后武装中受到很大限制。主力部队被迫和日军作正面对抗,作战也基本采用正规作战的模式。其结果,往往是根据地和军队一起丢掉,如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41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三面围攻中条山,卫立煌的7个主力军被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地势和工事死守硬战,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结果中条山根据地很快就丢掉了。于学忠在鲁南战区,庞炳勋在太行山根据地,也都如此,最后归于失败。

其次,国民党敌后的军队和政府根本就不重视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他们自持是中央政府,还是沿用固有的统治模式,毫不顾及处于敌后的特殊环境和艰难局势,除了拉丁派饷,没有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当地人民,兵员和物质一味依赖后方的支持,比如中条山根据地,居然连军粮都不储备,结果日军一围,部队几天之内就因断粮而崩溃了。

另外,热衷于和共产党军搞磨擦,也是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坚持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目的就是要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许多国民党地方的领导人和将领,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于是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国共间的这种摩擦,几乎遍及所有的敌后根据地,一方竭力谋求扩张,一方竭力阻碍扩张,激烈冲突自然在所难免。由于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以旧有的地方势力为政治基础,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共产党军,因此,共产党军在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结果到了抗战后期,长江以北国民党的地盘基本损失殆尽。

二、共产党敌后战争的最终胜利

相比而言,共产党部队在敌后游击战中的表现却显得非常卓有成效,他们的战略战术非常灵活有效。抗战时期的中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的掌权使来自苏联的指导和干预的失效,对共产党的游击战来说,则是摆脱了“为苏联而战”或为“抗日正面战场而战”的框框,军队又重操红军反围剿时的套路,以游击战为主,机动灵活作战,同时大力发展壮大根据地,完善基层组织,充分动员和起组织根据地的民众,形成“全民皆兵”,把一个一个被分裂开的根据地都变成一个一个的“独立王国”,不仅能对抗周围的敌军,还通过逐步蚕食敌方的地盘来壮大自己。

共产党的成功,首先在于共产党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为行动依据。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制定了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初步完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标志着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完善成熟。全党上下以此为准,一切行动都有了标准和规则,使党、政、军的建设到达高度统一和有效。

共产党的组织和建设工作也非常有力,到38年底,党员的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但由于党员大多是充满着爱国热情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富有爱国激情,但又有组织散漫、不服从纪律的特点。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逐步使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一个政府,不管其是什么性质的政权,它的统治主要是依靠上上下下各级官员(干部)来实施的,官员队伍的忠诚和效率关系到这个政权的生死。共产党历来特别重视组织的建设,“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坚持敌后抗战,迫切需要成千上万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报据地。因此各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

反观国民党,口口声声“三民主义”,却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党的知道思想和组织原则上来,更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具体可行的方针政策,上上下下在思想上一片迷盲,同时党的组织也一片涣散,党的建设则变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政权最后蜕化到一个军阀政权的地步。

其次,共产党在各敌后根据地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造成了游击战争和敌后报据地得以长期坚持并巩固发展的基础。

游击战争中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人,包括从事游击战的军人和处于游击战环境的当地人民。而共产党根据解放区、游击区、敌战区不同的情况建立起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一般是在正规部队的支持下,驱逐日军或“顽军”建立的基层统治机构,再按照“三三制”的原则以及“减租减息”的办法,将居民区的上到地主乡绅下到贫苦佃农,全部拉进“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当然决定权保持在党委手中,同时又建立起工会、农会、共青团、儿童团、妇救会等辅助组织,将传上没有发言权和处于被动状态的穷人、妇女、儿童都纳入了进来,并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青年人生产和参加民兵、保卫村子,妇女纺织军装被服,老人照顾孩子,儿童巡查放哨、抓奸细,真正形成了“全民皆军”的局面。这样就建立起党、政、军高度一致的组织体系,从而充分调动起不同性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战争。

在具体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因为只要军队能保存下来,自然也就能保存对地方的影响力。

而在游击区和敌战区,则是通过渗透进去小股部队和“武工队”,重点打击顽固的“汉奸走狗”,建立起“革命的恐怖”,迫使日军控制的基层政权组织变成“双面政权”,在为日军提供战争物质同时,也为游击队提供补给和掩护。然后通过打击小股日军和伪军,迫使日军收缩防线,逐渐侵蚀日军的地盘,最终达到使敌战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根据地。

日军对共产党的策略显然毫无办法,因为日军由于兵力有限,他们对共产党根据地的扫荡往往是暂时性的,也无法持久,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当日军撤退之后,共产党的部队总能卷土重来。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种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而对自己占领区的渗透活动,他们更是一筹莫展 ,他们分不清到底哪些中国人是真正的“汉奸”,哪些是“奸细”,他们更不可能把所有的中国基层官员全杀掉,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三光政策”去发泄,同时恐吓中国人,但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为他们制造更多的敌人。曾经以“五一大扫荡”占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岗村令次,仅仅不到两年时间,面对早已千疮百孔的“华北治安区”形势,也不得不叹息回天无力了。

而国民党的政权,则只是将权力机构下沉到乡镇,其实对县城和乡镇的统治力并不高。县城现在由中央政府派出专员进行管理,兼县长职务,设一秘六科进行管理。这一切和原来由地方上自选的乡绅权力机构产生了冲突。虽然中央机构还是借助于乡绅对村镇进行管理,但是乡绅的权力小了许多。这些乡绅经历了清末以来的持续战乱和土匪的侵扰,在地方上的势力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巩固。

虽然民国政权改变了国家政权模式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没有改变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这使得作为民国政府基石的乡绅阶级,他们的行为价值观念,对新国家的理解、对权力的运用方式、对乡民的管理观念,以及对乡村文化建设与资本运作的理解等都还是旧的,根本不适应现代历史的大潮。他们对战乱的反应还是停留在扩充护院家丁的层面,根本不会也不屑去发动、组织受他统治的人数众多的下层人民。他们奉国民政府为正搠,为政府征税、摊捐、征丁(当然是转嫁给了下层的人,顺便还可以吃一嘴),但他们面对更强大、而且不受他们贿赂的共产军和日军时,他们根本无力抵抗,要么加入抗日政权、要么当汉奸,两条路都很危险。而主要由他们支持的国民党敌后部队,却根本不能对他们提供有效的保卫。反过来,乡绅阶级的放弃抵抗,使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丧失了来自战区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基本失去了赖以开展游击战的基础,同时也使得国民党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敌后广大农村的影响力和支配权。

八年抗战,不仅是抵抗外敌侵略的战争,它的结局同时又清晰的表明了国家以后的走势,当时的中国,完全是个农业社会,沿海地区的屈指可数的工业和几座表面繁华的城市只是无根的浮萍,谁能动员起数以亿计的农民,谁就能主宰中国。蒋介石一生以共产党为大敌,但他的基础却是沿海大城市的商人和乡村的地主,他们形成的利益集团却依靠压榨和剥削农民为生,他们不愿放弃哪怕是一点点利益(当然也有比较开明的人士,但作为阶级整体而言,是不可能的,参见目前天朝现状)去缓和社会上下的矛盾,当更廉洁、更有效率的政治组织站到他们对面时,胜负不就一目了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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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东南主
楼主就一句话点到重点了,借机,要是日军把主力都放在共党活跃地区,共产党早死光光了。
1941--1941年,日军调集了60万大军,对华北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残酷“大扫荡”,常驻兵力达18个师团之多,可谓主力云集!

就这,中共还是坚持了下来,虽然兵员损失重大,但是,各根据地基本上都度过了艰难的“反扫荡”时期。其中被日军摧毁的,仅仅是大青山、冀东和睢杞太三块小根据地,其余各大根据地,大都坚持了下来。而且,还收复了被日伪军蚕食摧毁掉的基本区、游击区,并乘势向敌占区发展,收复了大片地区。

所以,日军主力云集华北,中共也没“死光光”,你的算盘打错了!

4楼 freex4
很简单 那时候共明确了 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样的农民都能分到地 并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国的方针是保护私有承认个人权利 没田地的农民该干啥干啥去 这就好比存里选举 一个参选者说 他上任会把村里财政拿出来 马上分给村民钱 另一个竞选说村里的钱不能随便动 但是不会干涉村民自己做什么买卖种什么菜 马上 竞选结果出来了
7楼 反黄斗士黄图兔
逗比,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回复:[原创]敌后抗战,为何国共冰火两重天
10楼 freex4
我把你的“逗比”完完整整的送给你 你去翻翻历史 没事搜一搜 比较典型的《土地法大纲》说的是啥
11楼 waveyoung
国共和谈,国民党提出必须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停止没收地主、商人、工厂主的财产,共产党同意了的,并且停止了“土地革命”,后以“减租减息”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以“三三制”吸收“开明绅士”加入政府,基本上实现了“抗日统一战线”。而反观国民党统治区,还是沿袭传统政治模式,把广大的农民、工人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根本无法调动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13楼 freex4
本来写很多 后来想想 我就这么说 能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

打土豪分田地在建国前都是共的核心纲领之一 他们就靠这招得的天下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打土豪打的狠不很

回复:[原创]敌后抗战,为何国共冰火两重天哈哈,打土豪分田地赢天下?为啥我姥爷是地主,我姥娘家以前也是保长,最后孩子都跑去当八路、当解放军了?

因为逗比国民政府不给活路!当时要么种鸦片,要么就破产!

3楼 冬蛇
共产党是把敌后抗战当成事业来做,因此密切关注战场动态,不断探索和改进策略,以应对情况、修正不适合形势的做法。一开始是主力向敌后挺进,至少团的规模,以后看主力活动效果不好,改为更加机动灵活的小股分散活动,也就是连一级的武工队。当形势好转的时候,又集结起来打大仗(所谓大仗也就旅的规模,千把人攻一个据点,千把人打援)。忽分忽聚,处处从实际出发。

国民党就不当回事,人留下了,怎么弄是你们自己的事,重庆方面并不讨论研究这个内容,自生自灭,打胜仗高兴,打败了不悲哀不心痛。当然他们主要精力放在大兵团对阵也没有错,可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指导敌后就是错。

结果,八路军方面,象吕正操这样的从来没有游击过的最后都成了气候,因为他处处得到延安方面的策略方面的指导,他的意见能及时反馈到延安高层,得以研究。国民党方面敌后将领处处要靠自己摸索,得到的唯一指导就是向共产党的军队进攻也就是摩擦。

共产党有远大目标,分散游击,扩大农村根据地,一步步壮大力量,时机成熟的时候就能井喷式的反攻。而国民党在敌后军队茫然没有目标,耗一年是一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冀中,早先进入的只是一个团,后来出来了十多个团。

共产党没有番号上的约束,无限制扩大自身力量,从几万人扩充到10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而国民党军队有约束,死守番号,于学忠两个军的番号就是两个军,别说他总打败仗,他就是和八路军一样,总打胜仗,总有缴获,手中有多余的枪,也不敢招兵扩充出第三个军。

既然总是败仗,就别假设他敢不敢扩军。如果于学忠能扩出十几二十个军并稳固控制,老蒋就会大头痛了。共产党军队也是有番号限制的,一个八路军就三个师,一直都是,其余的是地方部队。你懂的!老蒋限制番号,就是根据规定的番号给军饷,以达到限制非嫡系军队的目的。而共军,整个抗战期间就没得过几次军饷,全靠自己养活,所以可以不理会他。

4楼 freex4
很简单 那时候共明确了 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样的农民都能分到地 并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国的方针是保护私有承认个人权利 没田地的农民该干啥干啥去 这就好比存里选举 一个参选者说 他上任会把村里财政拿出来 马上分给村民钱 另一个竞选说村里的钱不能随便动 但是不会干涉村民自己做什么买卖种什么菜 马上 竞选结果出来了
看来又一个果粉啊。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政策都没搞清楚就在这里乱喷,抗日期间中共有搞打土豪分田地?

三、阶级本质与战术错误

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错误也与阶级本质分不开。 战术错误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 一。国民党军队没有像共产党军队那样开展灵活自 如的游击战,而是以运动战为主。这种错误不仅与 国民党军队在军事理论上的局限性有关,而更重要 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军队的阶级本质,因为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可以弥补的,但阶级本质是国民党军队自 身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改变的。国民党军队军事理 论上的局限性表现为没有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 中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是由中日两国的国情 所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缺乏近 代工业的支撑,抵抗外来侵略的物质手段还十分落 后。在一个处于农业经济时代的人口大国里,人数 众多的农民阶级是反侵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中 国辽阔的幅员为开展反侵略的游击战争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化的小国,其对中国的 侵略主要依赖于人数不多,但装备先进并且训练有 素的军队。日本的侵华战略只能速战速决,依靠少 量的军队快速控制中国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如果这 一战略目标不能实现,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必败无 疑。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遭受巨大的伤 亡,正是由这些特点所决定。但战争的最终结果并 不是取决于战争本身,而是取决于战争之外的政治 因素,因为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抗战开始以来,国 民党军事当局并未认识到中日战争的特点,没有认 识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没有把游击 战上升到战略高度。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理论来源于 西方的正规战思想。在正规战思想指导下,国民党 军事当局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际干预,寄托 于主力部队与日军的正规战。游击战被看做正规战 的辅助手段。蒋介石说:“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 战的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 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国民党 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的主力都是留在敌后或者派到 敌后的正规军。何应钦说:“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 队,仍为开入沦陷区之正规军,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 游击队。”国民党在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和 大别山区的游击战都是以正规军为主力,以地方武 装为辅助。国民党军事当局非常强调敌后游击战对 正面战场的配合作用,从而影响了游击战的灵活性。 军事理论上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战术上的错误。在敌 后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以运动战为主,没有发挥游击 战的优势。

国民党军队并不是不懂得游击战术,国民党军 队的游击战术来自于向共产党军队学习和自身的积 累。共产党军队在红军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 验。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共产党军队学 习游击战术,一些国民党将领如白崇禧、胡宗南等人 都提出必须学习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战术以对付日本 侵略者。白崇禧说:“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亦能 打游击战。”为了提高军队的游击战术水平,国 民党军事当局于1939年2月在湖南南岳成立游击 干部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得到中共的积极支持。在 一些战区和部队中,也曾举办过学习共产党军队游 击战术的培训班。第五战区举办“青年学生抗敌军 团训练班”,第47军在山西和第15军在河南举办的 游击干部培训班,都得到共产党的帮助。1939年10 月,国民党军训部颁布《游击战纲要》,提出“敌进我 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 就虚”等游击战“妙诀”。这说明国民党军队并 不是不懂得游击战术,也不是不能学会游击战术,但 阶级本质决定了国民党军队不可能真正开展游击 战。因为没有民众的支持和根据地的依托,就无法 开展真正的游击战。国民党军队在实战中不能摆脱 正规战的束缚,游击战已经失去本意。国民党在沦 陷区的主力部队与日军开展运动战,死打硬拼,不能 发挥游击战的长处,既不能消灭敌人,又不能保存自 己,结果遭到一系列失败。中条山根据地的失守,河 北和山东游击战的失败,都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错 误有关。中条山一役充分暴露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问 题。而战术错误只是表面现象,隐藏住表面现象背 后的联系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游击战术的正确运 用不仅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还需要良好的心理素 质。国民党军队不具备这些条件。由于国民党的腐 败在抗战相持阶段愈演愈烈,四大家族在后方大发 国难财,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必然影响国民 党军队的士气。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队要在艰 苦的敌人后方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是很难 的。因此,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错误根源在于阶级本 质,阶级本质决定了园民党军队不可能像共产党军 队那样开展灵活自如的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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