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委常委降到科员,是特赦吗?

327427471 收藏 3 387


不得不说,这是非常独特、不多见的处理结果,今天,中纪委对外通报江西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云南原省委常委、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的“严重违纪”处理决定,两人被开掉了党籍,并给出降职的行政处分,赵智勇被降为科员,张田欣被降成了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这被外界看作是二人“平安着陆”的标志,起码在党内纪律检查的层面,对二人的审查已经结案,到目前为止还依旧保持自由身,不会移送司法机关。再往前追溯,河北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也曾出现过撤销省部级待遇的处理。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纪委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强势反腐之后,要为大量存在的官场贪腐行为开出一个特赦区间?


从目前的情况看,有这种可能。有关人士对此做的揣测中也认为,应该是在他们被中纪委约谈的过程中,主动地向组织坦白了所有问题,交出违纪所得款项,且两人的经济问题不算特别严重。从而得到这样一个不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软着陆”。而且按照目前执政党与国家权力运作的现实状况,高级别官员的反腐查处,都遵循“先党内、后党外”的所谓规矩,在党内纪律检查组织未移交案件之前,作为国家法定的反贪机关,各级检察机关大多不会主动介入案件办理。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或许符合中国权力运作惯例的新做法,是否合适?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试图划定一个向组织坦白的安全区间,是否合乎执政党所倡导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对于上述官员的“严重违纪”情况,处于外围旁观地位的公众无从获知更多详情,在惜字如金的纪委通报中,依稀可以看到的只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具体涉案金额多寡,国有资产损失情况、以权谋私的严重程度,不得而知。但按照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如果上述最终被认定“严重违纪”的行为,其严重程度构成犯罪,极有可能是应当而且必须追究刑事责任的。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于公职人员构罪与否的判定,应当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检察院依法调查、判断是否该立案,法院依法裁决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即便应当而且可以予以特赦,也应当最终由有权作出决定的司法机关进行,如果需要大范围确立“坦白从宽”的处理模式,则还要有国家立法层面的明确授权与决定。


法定有权进行调查和裁判的机关,沉默不语,由党内组织对有可能不仅违纪、而且违法的公职人员做宽大处理,最起码来说,应当有程序化、形式化的方式,将这种该不该、能不能宽大的判断,交由有权机关做决定。更何况,所有形式,本就是合法的基础。


更何况,按照《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入职资格的要求,“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的公职人员,是否还“具有良好的品行”?即便是将为普通科员、副处级,是否还担得起这样的国家职责?已经接近退休年纪的公职人员,因“严重违纪”而最终得以“善终”,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宽待,但纳税人还要因此支付和供养该类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虽然对特定官员来说足够人性,却对国家与国民而言却是残忍。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降回到科员,这是人生际遇的残酷,但却远未到罪当其罚的标准。话说回来,纪委调查告一段落,正是检察院循着各种线索依法启动调查的时候。健康的社会秩序中,谁都不该是摆设,纪委强势反腐,检察机关岂有不勉力跟上的道理?


不得不说,这是非常独特、不多见的处理结果,今天,中纪委对外通报江西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云南原省委常委、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的“严重违纪”处理决定,两人被开掉了党籍,并给出降职的行政处分,赵智勇被降为科员,张田欣被降成了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这被外界看作是二人“平安着陆”的标志,起码在党内纪律检查的层面,对二人的审查已经结案,到目前为止还依旧保持自由身,不会移送司法机关。再往前追溯,河北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也曾出现过撤销省部级待遇的处理。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纪委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强势反腐之后,要为大量存在的官场贪腐行为开出一个特赦区间?


从目前的情况看,有这种可能。有关人士对此做的揣测中也认为,应该是在他们被中纪委约谈的过程中,主动地向组织坦白了所有问题,交出违纪所得款项,且两人的经济问题不算特别严重。从而得到这样一个不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软着陆”。而且按照目前执政党与国家权力运作的现实状况,高级别官员的反腐查处,都遵循“先党内、后党外”的所谓规矩,在党内纪律检查组织未移交案件之前,作为国家法定的反贪机关,各级检察机关大多不会主动介入案件办理。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或许符合中国权力运作惯例的新做法,是否合适?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试图划定一个向组织坦白的安全区间,是否合乎执政党所倡导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对于上述官员的“严重违纪”情况,处于外围旁观地位的公众无从获知更多详情,在惜字如金的纪委通报中,依稀可以看到的只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具体涉案金额多寡,国有资产损失情况、以权谋私的严重程度,不得而知。但按照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如果上述最终被认定“严重违纪”的行为,其严重程度构成犯罪,极有可能是应当而且必须追究刑事责任的。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于公职人员构罪与否的判定,应当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检察院依法调查、判断是否该立案,法院依法裁决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即便应当而且可以予以特赦,也应当最终由有权作出决定的司法机关进行,如果需要大范围确立“坦白从宽”的处理模式,则还要有国家立法层面的明确授权与决定。


法定有权进行调查和裁判的机关,沉默不语,由党内组织对有可能不仅违纪、而且违法的公职人员做宽大处理,最起码来说,应当有程序化、形式化的方式,将这种该不该、能不能宽大的判断,交由有权机关做决定。更何况,所有形式,本就是合法的基础。


更何况,按照《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入职资格的要求,“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的公职人员,是否还“具有良好的品行”?即便是将为普通科员、副处级,是否还担得起这样的国家职责?已经接近退休年纪的公职人员,因“严重违纪”而最终得以“善终”,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宽待,但纳税人还要因此支付和供养该类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虽然对特定官员来说足够人性,却对国家与国民而言却是残忍。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降回到科员,这是人生际遇的残酷,但却远未到罪当其罚的标准。话说回来,纪委调查告一段落,正是检察院循着各种线索依法启动调查的时候。健康的社会秩序中,谁都不该是摆设,纪委强势反腐,检察机关岂有不勉力跟上的道理?

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3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