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年说说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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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汉奸之罪,莫大焉,故不可妄加于人,慎之又慎也。我国一百多年来,常被外人欺辱,所以汉奸、卖国贼特别多,国人打不过外强,便找出汉奸来恨,将亡国受辱的罪责让汉奸承担,好像没了汉奸,国家便可以强盛,人民就可以不作亡国奴。 其实呢! 我不想翻李鸿章汉奸的案,只想暂将李鸿章汉奸的帽子临时摆放正大光明殿上,说一两则李鸿章的故事,汉奸姑且不论,国人自辩明矣。 甲午战前,李鸿章一贯思想:备战不言战。从他给朝廷的奏折看:手中无钱备战谈何容易;可单就备战而言又何其难也。当时满朝上下,对日本嘬尔小国的看法,无一人


汉奸之罪,莫大焉,故不可妄加于人,慎之又慎也。我国一百多年来,常被外人欺辱,所以汉奸、卖国贼特别多,国人打不过外强,便找出汉奸来恨,将亡国受辱的罪责让汉奸承担,好像没了汉奸,国家便可以强盛,人民就可以不作亡国奴。

其实呢!

我不想翻李鸿章汉奸的案,只想暂将李鸿章汉奸的帽子临时摆放正大光明殿上,说一两则李鸿章的故事,汉奸姑且不论,国人自辩明矣。

甲午战前,李鸿章一贯思想:备战不言战。从他给朝廷的奏折看:手中无钱备战谈何容易;可单就备战而言又何其难也。当时满朝上下,对日本嘬尔小国的看法,无一人觉得日本有鲸吞中国之心力,没人相信中日迟早必有一战,所以国家层面也就没有备战。李鸿章不言战不主战,也是因为没有备战,没有几十年备战又何以战!于是临阵奉旨而战,岂有不败亡的道理。

李鸿章还是有些战略眼光的,积极倡言建设海军。。。。。。只是没钱,不容易筹到些钱,又被慈禧挪用。

说道慈禧挪用军费修颐和园,就要提到有清一代名臣阎敬铭,此人聪明但不擅长考试,三次会试都落榜,清朝科举规定,三次会试落选的举人,可以大挑,就是将这些人召集一起,让王公大臣挑选。大挑主要挑相貌,该着阎丑陋,刚一露面,便有王爷说:“阎敬铭下去吧!”。

后来此人被张之洞推荐保举,得到慈禧重用,官至户部尚书,相当于今日财政部长,负责国家财政的收入与支出,每年要有一份财务报告,清朝叫“册报”,告诉太后年终银库还有多少余款。户部惯例,年终册报,只报正款,如盐税、关税等的收入,而历年的查抄之款,罚没之款都不呈报,相当于今日我们所说小金库,共长官使用。可偏偏阎长官耿介,有孔子所说“君子故贫”的士大夫气。第一年便将户部这“小金库”和盘托出写在册报上,款项高达七百多万(咸丰末年国库存银只一千万),慈禧大喜过望,又重新萌生重修圆明园的念头。

慈禧这人有修园子的嗜好,如果国家像现在有钱,也属雅兴。光绪初年,恭亲王当国的时候,事无大小谨守制度,可谓专心为国。常伴慈禧游三海(今日北海、中南海),每每听讲:“此处该修了。”恭亲王答应爽快,只是不动手,慈禧无奈。慈安明白说:“空乏无钱,奈何?”后来找机会将恭亲王逐出军机处,有人逢迎先修理了三海,还是不死心想重修圆明园,可就是没钱没办法。正好阎长官慷慨奉献七百万两,于是左右迎合,说修圆明园要费三千万,不如修颐和园一千万足矣,于是便钦定修建颐和园,三年始成,实际花费两千多万两,不足便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由此看来,始作俑者乃阎长官好心办坏事也。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常常扼腕而言:如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不过十年,北洋海军船跑甲地球矣,何至大败!此次之败,我不认咎也。

阎长官耿介,所奉七百万不是为慈禧修园子的,故而常常制肘,慈禧十分不爽,忍无可忍处便罢了阎尚书的官。接任者,大名鼎鼎的翁同龢作了大清朝的管帐先生。此人之大名,在我朝都是好名,因他是光绪皇帝老师,戊戌变法虽说没做什么,跟着吃瓜落儿,被革职返乡,这便是沾了革命的时髦,好名留青史。其实此人还有鲜为人知的恶名,关乎吾国吾民。

翁同龢坐户部尚书位,迎合慈禧修建颐和园。当初,也就是光绪初年,李鸿章建议创办海军,预算经费上千百万,朝廷决定将修缮三海的钱全部拨给海军,可实际仅百分一。而且翁同龢上任伊始,上书慈禧太后,北洋水师十五年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翁尚书釜底抽薪一招,李鸿章真真的成了无米之炊妇也。李鸿章抱怨:“表面看我好像是当朝宰相一般,可无宰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凡是购船买武器的奏折,政府都百般阻挠,凡三请四请,十也只准一二,时人皆知制肘之人便是翁同龢也。

翁同龢如此除了讨好慈禧外,还有一段他与李鸿章之间不能不提的公案。翁同龢有哥哥叫翁同书,咸丰年官在安徽巡抚,有苗沛霖者仇杀本省孙氏全家,而同书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于是遭到弹劾。当时李鸿章只是翰林一编修,参与了此事,本是公事公办,并无私意。结果翁同龢的哥哥被革职流放,同治登基大赦天下,不幸死在途中。翁同龢由此衔恨李鸿章。甲午翁同龢主战,实际就想让李鸿章难堪,加上对国外的无知,李鸿章若算汉奸,翁同龢也不是爱国者。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临战之时,能做到这一点的,满朝文武似乎仅李鸿章一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儿,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的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正为此,李鸿章则是尽可能的避免开战。先是一百万行贿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令其退兵,小村允诺。没曾想小村觐见慈禧时说漏此事,翁同龢抓住机会怂恿同党说李鸿章卖国,群臣上下都说日本小国何足畏,结果割让台湾,赔款两万万军费,当时就有人说都是翁同龢一手造成。李鸿章则愤愤地对人讲: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

误国者翁同龢也!

战争乃一国对一国,全民对全民的事,必动员全国全民之力量方可赢得战争。雍正说战争打的是钱粮。毛泽东打日本时候说,动员起全国老百姓,打一场人民战争。李鸿章就惨了,没钱没粮没有后方支援。当时有替李鸿章鸣不平者说:国与国战,备战乃全国之事,不宜专责鸿章一人,甲午之役,日本非与中国战,乃与中国之北洋大臣战。”此言似乎接近事实。开战前夕,情报、外交,军事、后援除了李鸿章找不出第二人。所以李鸿章在军情奏折中也说:“以北洋一隅之地,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说的就是甲午之战,全国上下耍的就是李鸿章一人,如此说来是全国人民愧对卖国贼李鸿章也,中国的史学界如果不为政党服务,该说些真话了。卖国贼也罢,民族英雄也罢,都是我们的祖先,应当讨一个公平,慎之又慎。

甲午战败后,朝廷派翁同龢到天津诘问,李鸿章理直气壮,只八个字:“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话意思暗藏,全国上下就耍我一人。朝廷好像也知道理亏,没将其革职查办,也许原因就在此处。


说说甲午战前国人面貌。

甲午战前国人是何面貌?盲目排外,愚昧无知,顽固懵懂。朝中群臣都是一帮科第世家,只会说些尊王室、攘夷狄的空话,尚诩诩自鸣得意,基本不思进取,更不知学人之长以救己之短。当时所谓通晓洋务者,也只是些市井无赖,同洋人做点买卖而已,令士大夫所不屑。甲午前十多年,总理事务衙门设立同文馆招收学员,培养对外人才,倡导新学,国人竟无一人报考。士大夫阶层皆曰:谁要报考,便非我辈,与之绝交也。有世家子弟学习洋务,其师长便说:“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也入洋务,甚不可解。”王公大臣出使外国,迎送围观者都说:“此算什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我常说国人手中人人一顶汉奸帽子,动辄给人戴上,这帽子其实最不值钱。有人随军机大臣崇厚出使俄国,同年好友在北京广和居饯行,有户部大员把酒垂泪,说今日此宴,便是易水送荆轲也。国人愚昧皆类此。

郭嵩焘我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出使英国招随员十人,竟无人应求。等郭老先生退休回湖南老家,仍是忧国忧民,力主办新学,开工厂,修铁路,兴邮政。长沙人士皆目笑口非,不与往来。气得郭老先生说:“这些士大夫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则益憾。独于洋烟,甘心吸嗜。”

当时有御史安某人弹劾李鸿章,尽罗织些莫须有罪名:“挟外洋以自重,倭贼犯(旅)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故系隐情。及昭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又捕风捉影说李鸿章之子是日本人的女婿,父子二人非但误国而且卖国。最后慷慨激昂言:“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慈禧还李鸿章公道,将御史革职流放,京城士子千里送行,俨然一英雄也。恭亲王隔日听说此事,痛斥同辈曰:“此等奏折,何必理他,诸公欲成安某人之名耶!”

当时中国社会可谓是愚昧密布,没有聪明人的活路,真是世人皆醉一人醒,难得找一个明白人。当时有一满人名士罗炳成说:时人之言大半不堪入耳!”于是自号半聋,人称罗半聋。

。。。。。。

这便是甲午战前的国情、民情、人情,岂有战而不败的道理?所以将甲午战败归咎李鸿章一人,是国人无知,更是无能。如果一定说李鸿章汉奸卖国,今日又逢甲午,国强了,民富了,崛起了,今日再战也不晚矣,你如何不战呢?

局外说闲话,世上无难事;事后说闲话,世间无完人。中国人看历史的毛病,就在于这局外事后的闲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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