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欧“热恋”关系令美短期内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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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奥巴马政府已将隐含离开含义的“转向”一词改为“再平衡”。 [/size]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中欧“热恋”关系令美短期内无可奈何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7月12日文章,原题:中欧“热恋” 过去两年,中国外交一直磕磕碰碰。在东亚,与邻国的领土和海上争端愈发激烈和危险。最重要的中美关系也因为网络间谍、华盛顿对不服中国的邻国的支持及战略不信任上升而绷紧。

但对北京来说,对外前线至少有一处亮点: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么好。从近年来访问北京的欧洲领导人数量,就可看出中国拉拢欧洲有多成功。

德国总理默克尔刚结束中国之行,这是她2005年以来第7次访华。但她还是“来晚了”。去年12月,急欲签协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携100多商界高管造访北京。不过讨好中国新领导层的金牌应当颁给法国总统奥朗德。去年4月他访问北京,成为首位拜访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欧洲大国领导人。

中欧“热恋”绝不是单向的。中国最近对欧洲魅力攻势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引领。今年4月,他访问荷兰、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成为首位做客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中国领导人。这次访问备受关注。

北京在欧洲的外交成功与中国的权术和欧洲的弱点有关。中国领导人早就发现欧洲众所周知的软肋——缺少政策协调、互相拆台、过度相信自身软实力,以及急于与美国企业在中国竞争。此外,美国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担保人,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有安全利益冲突。而欧洲远离中国军力增长和自信外交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

因此,中国领导人似乎很清楚,摁哪个按钮会获得理想的欧洲反应。欧洲国家要么愈加依赖对华出口(比如德国),要么急着与中国达成交易以期获得增长(其他所有人)。这种背景下,欧洲许多地方都把中国视为经济救世主。去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近6500亿美元(原文如此——编者注),中国可以利用经济影响力实现战略目标。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确保欧洲大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对欧洲人肯定是一粒苦药丸。欧洲人一开始乐观地以为他们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就算他们偶尔就中国人权问题表态,他们也能保持与北京的官方热络关系并签署商业协议。

不过他们迟迟才痛苦地发现,他们完全错了。他们的人权姿态——比如会见达赖令北京愤怒到采取惩罚性措施(暂停高层接触和商业协议),直到欧洲领导人(私下)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冒犯北京。北京的计策至今成功率100%,达赖现在似乎只在华盛顿和东京受欢迎。迄今,欧洲领导人在中国与邻国领土争端问题上小心谨慎,或许是出于对北京宣称的“核心利益”的尊重。没有欧洲大国领导人公开批评中国的行为。北京一定很高兴。

对于中欧热络,华盛顿只能沮丧旁观。短期而言美国无可奈何。欧洲领导人都是务实派,知道必须先不顾一切提升财富,然后才能挺直脊梁。不幸的是,中国领导人也深知这一点。

(作者裴敏欣,乔恒译)

约瑟夫·奈:夹在中美之间的欧洲,何去何从?

[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迫使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策略;同时,德美因情报门再生龃龉,针对乌克兰、叙利亚问题,美欧也有不少分歧。欧洲将如何面对中美?约瑟夫·奈抛出的观点,反映了西方很多学者、官员既从现实利益出发,又放不下意识形态的尴尬纠结。****转载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中国的崛起给西方带来了很多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国将取代目前举步艰难的欧洲的全球领导角色。某专栏作家指出:“欧洲政府在东亚没什么事可干,无非是为本国企业充当营销经理。”欧洲没有外交分量或军事实力可以在区域发挥影响力,最好还是把重任让美国承担。但情况可以不是这样子的。

对欧洲来说,中国崛起的影响是深远的,起点是美国把战略中心“转向”亚洲。欧洲身为美国最重要考量已有70多年,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它正失去这一超然地位。此外,欧洲销售与美国在亚洲安全角色相冲突的高科技、军民两用产品,也必然会造成摩擦。

尽管如此,关于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正受到侵蚀的警告,却是言过其实的。很明显的是,奥巴马政府已将隐含离开含义的“转向”一词改为“再平衡”。这一变化反映出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会否定欧盟的重要性——欧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也是经济创新的主要源泉,更不用说价值观如人权了。

美媒:中欧“热恋”关系令美短期内无可奈何

奥巴马政府已将隐含离开含义的“转向”一词改为“再平衡”。

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对亚洲的崛起做出调整。工业革命开始时,亚洲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开始从超过50%下降至1900年的仅20%。到本世纪下半叶,亚洲预计将恢复此前的经济主导地位——即占全球产出的50%,同时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这一实力变迁——也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隐含着严重的风险。历史学家经常警告,新强国如中国的出现所造成的恐慌和不确定性,可能引发严重冲突,就像一个世纪前德国在工业生产上赶超英国时,欧洲所经历的那样。

亚洲充满领土争端和历史恩怨,要保持稳定的安全平衡并非易事。但我们也可以找到有用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在考虑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实力时,有人敦促采取遏制政策。克林顿拒绝了这一建议:建立反中同盟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的邻国有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强烈愿望;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不啻于让中国肯定成为未来敌人。

克林顿选择了可以称之为“融合与保障”(integrate and insure)的政策。中国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而美国也修订了与日本的安保条约。

如果中国追求“和平崛起”,其邻国将专注于建立与它的密切经济联系。如果它耀武扬威——有人认为它最近在中印边界、东海及南中国海的行动,便有这样的含义——其邻国就会追求实力平衡,而美国海军的身影将为它们提供后援。

欧洲在这一局势中将扮演什么角色?首先,它应该监控和限制敏感的出口,避免让安全局势变得对美国更加危险。即使从贸易来看,区域稳定和海路安全也对欧洲有利。

此外,欧洲能够帮助建立决定安全环境的规范。比如,欧洲可以在增进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一致解读——而非中国所提出的特殊解读——发挥重大作用。因为美国尚未签署条约,欧洲的角色更是重要。

与一些分析家的观点相反,中国不是类似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并不急于推翻现有国际秩序。事实上,破坏促进其崛起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由于欧洲在这些机构扮演领导角色,因此可以帮助中国获得其所追求的多边合法性,以换取它负责任的行为。

尽管中国并不试图颠覆全球秩序,但眼下它正经历一场深远和不稳定的转型。随着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病和网络犯罪等跨国问题的出现——快速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实力并不是在国家间,而是在非政府实体间分散的。解决这些挑战要有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美国和欧洲都各自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还有价值观问题。欧洲及美国已抗拒了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对互联网审查的要求。挪威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愿意因为人权而让经济承受打击。

预测中国政治会如何演进是不可能的,但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政治变革通常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左右水平的时候发生。如果这一变革真的发生,欧洲将有机会更有效地推广其核心价值。

中国在基于法治精神的公平世界秩序中的经济利益,能否为个人权利带来更大保障,还有待观察。这一点只有中国可以决定。但欧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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